奴性的一个视角

梁先智有一句话倒是说准了：“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



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为中国人奴隶根性严重而“太息痛恨”。他认为时代的大患不在于西人以我为牛马为奴隶，而在于“同胞之自为牛马，自为奴隶”，“开民智”，是这个时代很多智者的呼声。

梁启超的说法有其一方面的道理，这种中国人的“奴隶根性”，几乎也是这个时代大多智识人士的共识。但是，“官民对立，形同水火”，是多少历史学者用到的词语！如果以现在有些学者把那个时代的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分为不在一个体系内的观点来看，这些先智的说法是否有个视角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注目点只在官僚体系，而不在那个实际上不是一个体系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庶民百姓阶层中，因为那些自称“代表”百姓而实际根本不代表百姓的官吏阶层，才体制性地赋予了他们“奴隶根性”。

一，君权神授，官权君授，赋予了官吏为奴的本质。官场各层之内，向上自称“奴才”，是同声相和、空谷远音的礼数，为官则为奴，这是千年的定律。不在同一体系内的庶民百姓是没有资格有此称谓的，他们只能自称草民，是一种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植动物——草之民，具有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特质。

二，从“草民”的动物性和植物性来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既说明了草民的普遍性，又说明了草民的不屈性。那些只要有水分就能生长的植物，在墙壁中、岩壁上都能顽强生长的“东西”，用“奴性”来比喻，是不确切的。即使以人性来看待这些草民，没名位没利益而“无欲则刚”，是万难用“奴性”来为其定义的。不过是人的伪装性使得草民具有了“奴”的假象。

清末民初的时代性，赋予了这些先智们认知视角的局限性。梁启超的“同胞之自为”观，没有意识到“君权”的诱饵“官”位么？因而“开民智”，只能指在够格自称“奴才”的官场体系之内吧。

梁先智有一句话倒是说准了：“举国之大，竟无一人不被人视为奴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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