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之大明王朝（一）：政治舞台四大角色
皇帝、权臣、太监、言官，明代政治大戏都在这四个角色间上演。...
明代历史向来是史学研究的热点，因其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的典型王朝。自从《明朝那些事儿》火了以后，明史逐渐走出历史专业，走向了普罗大众。最近重读了几本书，除了《明朝那些事儿》，还有《万历十五年》，以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再加上《哲学的故事》中解析柏拉图理想国的一章，算是做了一次关于明史的主题阅读，有些心得，分享如下。
顺便说一句，这几本书的组合比较推荐：
《明朝那些事儿》是打个底儿，写法通俗，可读性强，读下来即能通篇了解明朝将近三百年间发生的林林总总；
《万历十五年》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万历一朝，名字看似微观视角，实际是大历史写法，所述事件横跨了正德至万历末年，涵盖有明一代最为典型的几个皇帝、权臣及政治事件；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更广阔的时间范围内详细剖析了中国各朝各代的政治特点，使我们能够得以了解历史发展到明朝时，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大背景如何，也可以对比前朝后代总览整个政治制度的走向，有助于我们对明代对于后世的影响做出相对宏观的判断;
柏拉图的理想国可以辅助我们对“理想的君王是如何炼成的”有更深一步的认知。
由于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很难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里面面俱到地分析。从今天起会写几个连载，从几个不同角度试着拆解一些现象与本质。
今天先介绍明朝政治舞台上的几大角色。
明朝是高度的中央集权，汉唐宋三朝虽说也是皇帝统治天下，但论专治和独裁，是到明清两代才开始的。草创皇帝朱元璋在经历了宰相胡惟庸造反之后，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此下令撤销宰相一职，并令子孙后代永不设立。所以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
为什么宰相很重要呢？因为在前朝，皇权、相权是有清晰划分的。秦汉中国实现大一统之后，皇家是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贵族中最大的一家，因此皇帝代表国家，是一国元首，但实权是属于政府，而宰相则是政府的代表，所以实际统治权是掌握在相权手里。但愈往后推进，由于种种的实际因素，宰相的权力不断受到皇家制约和挤压。比如宰相的任命受到当时条件所限不可能有民选，大多时候还是要靠皇帝任命，再比如有的皇帝能力比较突出，像汉武帝雄才大略就自己揽权，之后的唐宋两代相权在制度上受到分解，相权的低落反面即是君权的提升，如此，政府的实际统治权也就逐渐向皇权靠拢。到明朝，宰相的废除使皇权达到巅峰。
但偏偏很讽刺，因为明代中后期，皇帝虽然在名义上仍是一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实际已沦为文官集团进行内部斗争的一个主要制衡因素。即使精明如嘉靖，也未能避免成为严嵩和徐阶两人互掐的工具，他们由于完全洞悉皇帝的性格特点和内心所想，每每发难，都充分利用皇帝最忌讳最不愿被人揭橥的软肋；及至后来的万历朝，皇帝对臣子的这种居心已经了然于胸，所以他既不抗争，也不发怒，仅以“无所作为”以示他内心最深切的不满和痛苦。
主要以内阁首辅为代表。由于没有了宰相，皇帝各事要亲力亲为，要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从中央到地方皇帝一人根本忙不过来，据记载朱元璋时期曾在八天内收到各地呈上来的几千本奏折，于是朱元璋先生设置了内阁这样一个行政部门。在朱元璋和朱棣的年代，内阁的职责定位仅仅是皇帝的秘书及顾问，没有实权，官阶仅五品而已，内阁学士负责按照皇帝的意思起草文书，称为“票拟”，再由皇帝朱批。但是到了后世，朱家子孙没有了这两位的精力与能力，内阁的职责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权臣皆由此而出。
纵观明朝，政治舞台上从来不缺少权臣，早期有三杨，正德以后更是热闹的不得了，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前赴后继，可谓“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几乎没有断片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着明代文人典型的出身套路：从乡试、会试到殿试，一路考霸上位，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有的同时担任小皇帝或者太子的讲官，因此翰林院被公认为内阁的摇篮。当权首辅往往在自己权势如日中天时就选好备份，拉入内阁做个小弟，待前辈在与皇帝、宦官、言官惨烈的斗争中下台以后，后来者即居上，成为下一代权力的中心。这里面，既不乏刚直不阿的如夏言，也有奸佞之徒如严嵩，还有一手遮天甚至盖过皇帝的如张居正，也有隐忍多年左右逢源的如徐阶、申时行，这一位置的斗争之激烈、辐射之广泛、影响之甚远，在中国历代绝无仅有。
话说朱元璋确实很有前瞻性，他预料到宰相容易出事，于是把宰相废了，他估计太监容易专权，于是下令内臣用不得干政，结果这两种角色（或其替代品）恰恰成了明史的一大特色。说到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高估了子孙后代，他自己处在创业阶段，一天工作20小时，一周7天不歇气儿，但是子孙们生下来都是养尊处优，哪能干这么多活。
由于皇帝和内阁不常见面，于是太监就利用这个空子，成为皇帝与内阁之间的信息枢纽。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连朱批都懒得亲自批，就交给太监批，如此，“批红”的实权，就落到了太监手里。
这里要先做一个澄清，明朝的掌权太监（司礼太监），不同于一般人，绝非目不识丁，他们在十岁之前就被送入宫内特设的宦官学校，老师都是翰林院的翰林，可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与一般文官并无不同。
魏忠贤的确是一个完全的例外，但他得势，已经是明末天启年间，这时候，各种人事和制度已然脱轨，凸显出一个朝代覆灭的征兆。
骂人专业户，以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为代表。官阶虽小，只有七品，但却是连皇帝和内阁大臣都敬而远之的一拨人。他们骂完了皇帝骂首辅，骂完了首辅骂将军，骂完了将军两阵对骂，根本停不下来。这个角色与之前三个有所不同，它非某一个人，而是群体力量，背后，则是整个文官集团。
纵观整个明代的政治斗争，几乎无一例外以言官奏本为开端。一般套路如下：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而这个小官经过七拐八拐的联系最终必然指向他们真正的目标，这些联系包括但不限于同乡、同届、师生、姻亲、考官等等。第一个攻击者往往只起到点火的作用，很快被目标平息，但是接下来的攻击就会接二连三此起彼伏，到最后，不管是首辅还是皇帝，已经无人能掌控局面。
试问如此芝麻小官，何来无所畏惧的胆量？其凭借者安在？万历皇帝自认为深受其害。言官雒于仁在一篇奏折中指责他沉迷酒色财气，荒废国政，用辞毫不留情，皇帝火冒三丈欲重处雒于仁，却被首辅申时行拦下。他总结道，这些所谓的诤谏者并非出于对他尽忠的目的，乃是依仗自己在道德上的权威性，“讪君卖直”，即沽名钓誉，他们把正直当做商品，甚至不惜用诽谤人君的方式作为本钱，招摇贩卖他所谓正直的声望。如果皇帝免他们的官，反而是正中下怀，皇帝自己却少不了被戴上昏君的帽子。
没有外戚专政，主要得益于明朝皇帝娶妻的原则，不同于前朝皇帝一般喜欢在得势的朝臣当中选择亲家，明代的后宫后妃基本都出身于平民，被皇帝娶进门以后她们的家人也没什么机会鸡犬升天，反而是皇家重点的防范对象，说到底这些都是老朱朱元璋定下的规矩，他老人家就怕权力外泄，特别作了规定就为防着这一手。
而藩王权力的历史最低化，则缘起于造反派朱棣同志。他造了他侄子的反，当然怕后人效仿，造他或他子孙的反，所以规定藩王必须离京城和边疆都远远的，没有圣旨不可擅自进京，否则就是有造反谋逆之心。至于兵权，那就更不可能。以至于后来的宁王造反时，竟纠结了一帮乌合之众，分分钟就被王守仁给灭掉了。
下几篇文章会陆续讲到明史上的几个奇葩皇帝、几大现象、几大斗争主题、几个牛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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