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贸易中西方

汉代中西丝绸贸易与文化交流

隋唐之后,随着丝绸贸易的扩大以及基督宗教的二次传入,中西方之间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对以后双方更大范围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中国与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但双方文化交往很早就开始了。

早在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2)的《历史》一书中,就己经记载了中国的大体方位:“纪元前七世纪时,自今黑海东北偶顿河河口附近,经窝瓦河流域,北越乌拉尔山脉,自额尔齐斯河而入阿尔泰天山脉间之商路,已为希腊人所知。”

公元前四世纪,克泰夏斯称中国为“塞里斯”,他说:“据传闻,塞里斯人和北印度人身材高大,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身材高达十三时尺的人。他们可以长寿逾二百岁。”可见中西方的交往在这之前就己经存在,只是不够准确。

而中国关于欧洲的文字记录虽然出现较晚,但秦汉以后的记载已屡见不鲜。隋唐之后,随着丝绸贸易的扩大以及基督宗教的二次传入,中西方之间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对以后双方更大范围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丝绸贸易是中西方交往的主要形式,对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丝织业源远流长,发展到汉代,丝织业就已经相当发达,以当时临溜为例,“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筍,方今齐三服官做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东西织室亦然”。

可见,当时丝织物的制作受到政府很大重视。随着丝绸产量的增加,丝织技术的进步,不同种类的丝织品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用品。东汉,丝調成为商品交易中的主要媒介,由此可见丝绸在东西方贸易中的特殊地位。

张骞“凿空”西域,促使汉代中西方交往日益活跃,并同西亚建立了正式官方交往,外交礼聘相当活跃。

与此同时,通过中亚西亚的中转,中国同西方的丝绸贸易也日趋繁荣,“公元一世纪的早年,丝绸的使用己从安息传到地中海,在安息宫廷中丝绸或许从头一个中国使节到达时就已开始了。当罗马统一整个地中海世界,给予工商业以前所未有的刺激,产生了一个贪婪各种异国奢侈品的豪富的统治阶级时,这种爱好便进入欧洲。到了奥古斯都时代,丝網在意大利成了常见的商品”。

当时,中西方的丝绸贸易通道主要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方面,尽管当时有西南地区中转印度通往罗马的道路,但丝绸贸易主要是通过西域道路进行的。大致有三条通道:中路,由疏勒越葱岭到大宛,经康居西南行入大月氏,西至帕提亚,经亚美尼亚及叙利亚,到达罗马帝国东境;南路:自大宛,向南穿过大月氏或贵霜全境,进入北印度,沿印度西海岸各港口,由海路至阿拉伯,北行抵罗马本土;北路,从中亚的北部地区继续向西北方向延伸,经阿尔泰山后,沿额尔齐斯河、鄂毕河,越乌拉尔山北麓,顺卡马河西南行,穿过第聂伯河和多堪河流域,抵达罗马北部。

随着中西方交往的不断加深,相互之间的地理认知也越来越明晰。在汉代史籍中,己经有了对欧洲的明确记载。西汉时,罗马帝国被称为“黎轩”,如司马迁说:“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可见黎轩在安息以北,大月氏西北,罗马的地理方位己大致确定。之后班固的记载更加详细,“乌戈山离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西与黎轩、条枝接”。可见,汉武帝之后,中西方交往更加频繁,中国对罗马的具体方位己经有明确的坐标。东汉时期,罗马被称为“大秦”,即“大秦国一名犁韃”,大秦的政治制度、物质等已被明确地认识。

而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称中国为“塞里斯”。所谓塞里斯人,是所有生产和贩卖丝調的人的总称,它泛指很多民族,而不只是对丝調故乡中国人的专称。但有关记载却表明,丝绸贸易初期,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如认为有关丝织物的原料系采集于树叶上纤细羊毛?。随着中西方丝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海上丝路的辟,西方人对中国才有了比较明确的地理概念。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对此曾记载说:“过了这地方,在这国家的内地,有一极大城名秦尼,由陆路经拔克托利亚。而至巴利加萨,又经恒河而到里姆利亚……。” 对西方与中国贸易关系作了比较准确的概述。之后的托勒密时代,则是中西方贸易的兴盛时期,在《地理志》一书中,转述了马其顿商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的游记,并增添了数学化色彩,对塞里斯城市的经讳度、实际距离和行程时间做了标明。这说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已经有了更大的进步。

丝绸贸易不仅使东西双方带来地理认识上的变化,更促进了文化的交往。在汉代,大秦国的魔术开始进入中国,西汉武帝时,“汉使还,而后(安息)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弦人(魔术师)献于汉”。?对于西方而言,传入的不仅有丝调,还有漆器、铁器等,而对西方影响最大的是丝調。早在凯撒大帝统治时期,丝網在罗马市场上销售量十分有限,且价格昂贵,几乎与黄金等价,也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受这种奢侈品。进入公元1世纪时,罗马人对丝網的需求就与日俱增,随着多条丝調贸易路线的通,丝绸供应增加,丝调的价格也相应的便宜,到公元2世纪,中国丝绸就已经在罗马最西境的伦敦风行,其程度不下洛阳。公元4世纪,普通百姓也能穿得上丝绸服装,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体现。

魏晋时期,中国局势不稳,而此时罗马帝国则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实力大不如前,尽管东罗马帝国对丝調需求有增无减,但自从波斯人垄断了丝调贸易后,对罗马帝国的丝绸供应是一沉重打击,丝網贸易备受影响。而恰在此时,香种被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东罗马帝国,此后“拜占庭的养香业首先是在叙利亚发展起来,那里长期以来便集中了很多的纺织厂家,到了公元6世纪末似乎就己能满足对原料的需求了。后来,叙利亚及其工业落入撒拉逊人之手,拜占庭人就把希腊中部当作丝纲生产的新中心,这使得那里达到公元2世纪以来空前的繁荣。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又把养蚕造丝的技术从叙利亚传入西西里和西班牙……丝织技术在十字军时代从西西里经过意大利北传,并对意大利各城市经济的巨大发展作出不小的贡献,它成为了文艺复兴的条件”。随着养蚕技术和丝绸生产在欧洲的普遍发展,中西之间长达6个世纪的丝绸贸易也告一段落。

此时,西方的相关工艺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到了中国,比如玻璃制造。中国的玻璃制造产生于西周时期,但发展到汉代,技术仍较落后,制造出的玻璃不耐高温、色泽也差。

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工匠所借鉴,到魏晋时期已经相当先进。拜占庭五色玻璃也在南北朝时期传至中国,据《魏书西域传》记载,北魏太武帝时,有大月氏“商贩至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璃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

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玻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故此,西方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用品,对中国瓷器制造业的发展也有很大帮助。

由上可以看出,汉代丝铜贸易辟了东西交通要道,尽管交往存在着间接性,且主要以物质交流为主要形式,却对双方均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为以后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