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丛》选文】泰坝衙门临郁浦——黄炳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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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之南的盐场，古称淮南盐场。淮南盐场生产的盐需从盐场运出，在其运输途中，泰州一直是必经之路，特别是明清以来，泰州城北设立东西两坝，又对盐运途中的掣盐产生过重要作用。
西汉初年，吴王刘濞在海边煮海为盐，为了将盐运出，就从广陵邗沟开挖邗沟支道，通向海边盐场。由于吴王所开的邗沟支道，主要是为了运盐，又称运盐河、南运河、上官河、上官运盐河。运盐河起初将如皋蟠溪盐场的盐，运到扬州东北茱萸湾进入邗沟，再运至销盐地区，后来淮南盐也大多经此河运出。从西汉至晚清，运盐河运送淮南盐，远远超过二千年。北宋庆历三年（1043）泰州、海安、如皋县“漕河久不通，置制发运副使徐的奏请浚，治之诏未下，乃以便宜调兵夫，功毕，出滞盐三百万，计得钱一百万缗，于是以的为制置发运使（副）。”【《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运盐河运盐数量之多，国家所获盐利之大，实为全国其他河流所无法比拟。运盐河是我国最早的一条盐运河，由东向西，在长江北岸横贯大半个江苏。其中心位置的城市就是泰州。
汉唐以降，随着苏北海岸线逐渐形成，来到沿海的人越来越多，农业生产有所发展，煮盐的盐场也相继兴起。然而，海潮常常危害农田与盐场，威胁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旧唐书•李承传》说:“李承……为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丰堰于楚州以御海潮，溉屯田瘠卤，收常十倍。”李承的捍海堤堰筑成后，成功地阻挡了海水对农田庄稼的侵害，同时对沿海煮盐提供了保障，使得农业与盐业的收成得到十倍的提高，后来堤堰被称为“常丰堰”。李承率领民众构筑堰堤堆积泥土，取土于堰旁，当捍海堰筑成后，与堰平行的一条河流随之而成，名为复堆河。二百多年后，范仲淹来到海边监泰州西溪镇盐仓，时海堤失修而残破不堪，汹涌的海潮对农田与盐场带来灾难，在江淮发运使张纶与淮南转运使胡令仪的支持帮助下，在唐李承捍海堤堰的基础上，提议并带领民众修筑成被后人称之为“范公堤”的捍海堰。范公堤修筑成功后，堤内庄稼免除了海水伤害，堤外的盐场变得日益兴旺。从北宋到元、明，范公堤沿线的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小海、白驹、刘庄、伍佑、新兴、庙湾等13个盐场，联成一串，全长200余公里串场河，也在复堆河的基础上形成，并成了淮南盐场运盐的又一条重要通道。串场河纵贯江苏沿海的淮南盐场，接上了运盐河，与运盐河一起从北向南，由东往西，成为淮南盐场运盐的主要河流。
淮南盐场的盐船从串场河向东南至海安驶入运盐河，再从运盐河向西至扬州，在海安绕了个直角形大弯。
北宋年间，在海安西北、距泰州州治东四十五里天目山前，筑起了一座堤堰，（按，后称姜堰）“潴运河水，北至西溪，通运盐，以达上河。嘉祐二年，（1057）守王纯臣移堰近南宋庄侧。宣和二年（1120）大水，移于罗塘港，近运河口。”【明《（崇祯）泰州志》卷一】从这里的记载中，让我们知道，北宋嘉祐二年前，在泰州天目山前筑堰，目的是为了积聚运盐河的水，让运盐河的水能够到达西溪，盐船可以从西溪到姜堰（按，因其水位较高，又称“上河”）。因为天目山离运盐河较远，后来堰2次南移，直至运盐河口。文中提到的西溪，是淮南盐场中最有名气的盐场，地位显赫。具体方位在海安东北与姜堰西北，西溪、海安、姜堰近乎等边三角形。姜堰筑成后，积聚到运盐河的水，开辟姜堰到西溪的水路，部分淮南盐可从西溪到姜堰，再经泰州、江都至扬州，不再是从西溪向南，经海安到姜堰，这样，约可省三分之二年水路航程。姜堰成了运盐河上的重要节点。
《宋史·河渠志》：“淮郡诸水，绍兴初以金兵蹂践淮南，尤未退师。四年（1130）诏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泰州姜堰、通州白莆堰，其余诸堰并令守臣开决焚毁，务要不通敌船；……无令走入运河，以资敌用。……光宗绍颐五年（1194）淮东提举陈损之曰：‘泰州海陵南至扬州泰兴而彻于江，共为石鐽十三、斗门七。’”南宋绍兴四年，岳飞以泰州无险可恃，从泰州城退至泰兴沙上后，皇帝颁下诏书，烧毁运盐河上的闸堰，让运盐河的水下泄里下河，使金兵的战船不能从运盐河里通行。后来为了运盐，开辟了从泰州向南至泰兴入江的航道，但江水从南向北水流湍急，设置了十三处石鐽与七个斗门的控水工程。这条运盐线路，虽然能够将泰州盐场的盐向南运出，但途经那么多石鐽、斗门，实在太艰难，估计为时不长，从泰州向南至泰兴入江的运盐路线就被废弃，史书上再也见不到有任何记载。
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65）“徐达兵至泰兴江岸，河港不通，调拨军士自大江口挑河十五里通口岸，直抵州之南门湾”。【《（道光）泰州志》卷之六《城池》】徐达自大江口挑河通泰州时，未提到宋代从泰州海陵南至扬州泰兴而彻于江的河，说明那条河不靠近泰州城者已不存在，也没有提到从海陵城南到泰兴柴墟的河。否则，大战之前时间紧迫，徐达不会兴师动众，从大江口直至泰州南门再挑十五里河。徐达挑河为的是运兵攻打泰州。河挖成后，徐达从水路来攻打泰州城，经过一番激战，泰州城被他所占领。
明朝建立后，北方边界并不太平，需要大批驻军。为解决军队的补给，叫商人至边塞纳粟，或至运司纳银，换取盐引，然后凭引支盐运销。这就是所谓“开中法”。开中法的实施，使得大批盐山西等地的盐商，纷纷拥向淮南盐场，泰州的盐运此时变得更加繁忙。明永乐二年（1404）“开泰州运盐河”【《明史》卷八十八《河渠六】“运盐河由赵公桥接杨公堤捍海堰，至东台界串场河。” 【《（道光）泰州志》卷之四《河渠》】泰东运盐河南起泰州城东北郊，经淤溪、溱潼、时堰镇达西溪串场河。泰东河开通之前，串场河的一部分盐船，从西溪经蚌蜒（又称驳盐）河向西，至兴化通泰州的卤汀河，绕了一个直角形的大弯到达泰州，另一部分盐船从西溪经姜堰再到泰州。泰东河形成后，西溪至泰州运盐的路线变成了一条直线，卤汀河与西溪至姜堰运盐的河逐渐为泰东河所替代，更多的盐船从西溪经泰东运盐河很快运抵泰州。
食盐在运销过程中，为防止走私，需进行抽检斤重与验查盐引。与政和年间，蔡京创行“引法”，商人以引行盐，每引一袋，限定斤重，官为称验，定例每20袋则以一折验，以防商人大带斤重。后代掣验之法自此开始。
据《嘉靖两淮盐法志》记载，淮南食盐的称掣验放，是从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383）开始的，“两淮商人支盐出场，淮南积至五万引、淮北积至三万引以上，各为一单，淮南委官于仪征批验盐引所掣，除淮北掣过径自装卖外，其淮南又捆小包，听南京验放，方得赴行盐地方发卖。”
万历四十五年（1617），食盐运输体制发生划时代的变革，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包揽承运官盐引所上纳的税银，而官府所佥定的纲运商人，即系纲商。确定了商人在食盐运输业中的独占地位，有相应的处分权，如转让、继承等权益，这就是所谓的纲运法。在纲运法的背景下，场商出资从盐场买盐，用蒲包装好后，就从盐场顺着泰东河经溱潼、淤溪到达泰州。在泰坝称好重量后，由搬运工将秤过的盐抬到停在城河内的屯船上，从运盐河经扬州运到仪征批验所等待抽查。清康熙《敕修两淮盐法志》卷之七：凡起运官盐每引二百斛为一袋，耗五斛经过批验所，依引目数掣挚随手取袋，挚其轻重，尽盘盐而验之秤盘。但有夹带余盐者同私盐法。若客盐越过批验所不经掣挚，及不上引使关防者，杖九十，押回逐一盘验，有余盐以夹带论罪。
清朝初年，原驻泰州的两淮都转盐运使司（注：明称运盐使司，清称盐运使司）迁往扬州，泰州盐引批验所也同时迁往仪征，这两淮盐务机构的迁出，对当地盐务的管理及秩序整顿实为不利。此后，私盐夹带贩卖之风愈盛。当盐包在泰州过坝时，就出现了一些弊病。雍正六年（1728）题准泰坝责成大员专理——部复江南巡察御史戴音保奏的公文中说，泰坝之从弊宜除也。查场灶所产盐斤，皆场商出本买运捆包之后，必由泰州称准过坝。然后运至仪征待掣。在泰坝俱有经理之人曰坝客、有持衡之人曰扛头、又有喝报之人曰先声，此辈系场商出银烦其料理。若辈每与屯驳等船户勾通，以多喝少，留其余地，为贩卖之资，其所少斤两仍责场商补偿。旧例委微员在坝，嗣后请就近大员专董其事，俟场盐运至泰坝，亲诣河干验明引目，眼同按此称量。【《盐法通志》62-8-33】这里是说，自场商出资在盐场买盐捆包后，经泰东河运到泰州，要进行称重过坝，然后运到仪征后批验所进行抽检。在泰州从事称重的所谓经理之人的坝客，持秤之人的扛头，高声报出斤数的先声等人，全都是由场商花银子所雇佣的，帮助场商完成从泰州过坝工作。但他们经常与屯船的船户暗地里勾搭，在过秤的时候，少报斤数，将多出的盐作作私盐贩卖。其中所缺少的数量要场商补充，严重侵犯了场商的利益，助长了私盐的泛滥。雍正十一年（1733），为从源头加以控制，两江总督尹继善奏请朝廷在泰州设立泰坝监掣署，派专员管理盐务，负责对往来盐运核查、称重、盖印、签单及纳税等，同时稽查通、泰两地偷漏夹带私盐的情况。朝廷采纳了尹继善的建议，并于当年设立泰州监掣署，首任监掣官是上海县县丞郝大伦。继其后，雍正十二年高凤翰从歙县县丞调任仪征县丞，兼泰坝第二任盐务监掣。高来到泰州后，就在稻河边郁浦的南首（今西仓路大浦小学斜对面），兴建了一座掣盐的官衙，对从泰州西坝口过坝的淮南盐，进行抽查秤重等管理，时称“泰坝衙门”。高凤翰亲自书写了“盐津总会”4个大字，镌刻在衙门一侧的八字墙上。从此，泰州显赫于淮南盐运销的航道上。泰坝建立后，成为通泰各场盐总汇交商之所，但是原来卖斤偷爬积弊仍不一而足。于是泰坝官就选择坝董四五名，专管钩扛人等抬盐过坝各事。其坝费官为酌中定数，不准仍前浮烂，此费由本商交董代发。不准各工人等向商争竞需索。其钩扛头由泰坝官点充入卯，令其管束。各项散工仍交坝董约束。如有钩扛人等滋事，惟钩扛头是问，扛头作弊，惟坝董是问。其坝董代商过盐俱由官输派，不许私称主顾，把持争夺。如坝董作弊即由泰坝官随时责革，另选接充。官之幕友、家丁、书役如有需索，惟本官是问。【《盐法通志》（同治五年）57-3-32】经过整治，过坝出现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为增加泰坝掣盐的权威性，清吏部尚书张廷玉等于乾隆三年（1739）向朝廷提请给泰坝颁发关防：“泰坝为淮南百数十万引盐经由之地。各场运赴仪所自开纲日起，每日过盐数千引至万余引不等，且场盐包捆轻重不齐，全以泰坝秤掣为准，实属上下枢纽场所，关键责任藄重，所有详移文册、查验皮票、填注马簿、给发限单，在在，均关紧要，因向无专官，是以未经请给关防……现在建有衙署，设有书役，一切章程已非旧时简略。惟是关防尚未请颁，仍用木戳，不特商民难以征信，尚有狡猾吏胥、奸顽船户任意抽掣更换，凭何嵇考，殊非慎重鹾政之意。伏查定例，凡县丞分防另驻者，俱准铸给。况泰坝乃盐商总汇掣挚要津。较之移驻县丞不啻倍蓰，恳祈俯念事繁责重，援照近年仪所之例请给‘淮南泰坝监掣官’关防一颗铃盖应用，庶信守既昭，奸伪可杜，实与盐政大有卑益，相应具详，伏祈核转等情到司，据此该本署司查得泰坝一官，为引盐出场之总汇，盐运抵坝，按引称复事务实繁，秤盐过坝，凡皮票、马簿俱由该员加用戳记，以便稽查，并屯船给以铃戳验单，限日到桥，责任果重，若无关防，委难凭信。今据请循照仪所之例，给以关防以专信守。”【张廷玉等《题为掣务事繁任重恳请给关防以昭守信以杜诈伪事》藏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泰州国税局有电子文本】张廷玉等的题本，让我们看到当年从泰坝每日过盐有数千引至上万引，以每引400斤计，有400万斤。要把这么多盐从下河码头船上抬上岸，过板桥进行秤数，在皮票与马簿上盖上戳记，再抬到上河运盐的屯船上，掣盐过坝，日夕喧嚣。其需要抬盐、称盐工之多，过秤之繁忙可想而知。
在《清嘉庆两淮盐法志·图说上》的“泰坝监掣署图说”里载“淮南引盐自场达扬，设专官于坝，司其掣挚。泰属盐多，凡马浦、郁浦、西浦以及旗杆、门楼、三房诸浦，随地掣放。通属之盐少，故至南浦掣放”《泰坝过掣图》则形象地画出了过掣的场景：在泰州城北的下河与上河之间，建有一座包括头门在内前后4进的泰坝衙署。衙署的东西两侧分别有马浦、仓浦与郁浦、旗杆浦、门楼浦、三房浦、西浦还有城南通属盐场过掣的南浦等8副掣盐的架子。掣盐架子是在地上竖2根木料，中间吊有一根横杆，一头下面垂着一个名为“校准”的石质珐码，另一头上有挂盐包的挂钩，当盐包挂上去横杆持平为准，盐包中所装的盐的数量就会查出。经过这样的掣验，合格的盐包插上三角小旗，就能装到城河的屯船上。泰州盐运分司管辖下属11个盐场，嘉庆七年（1802）年产量为118万引（每引200公斤左右），超过了两淮盐场总产量的半数，如此量大的盐，都要从泰州掣验过坝。汪琴山《海陵竹枝词》写到：“来往行船唱棹歌，淮南盐舶北门多。不知清化桥头水，近日平添几尺波。”康发祥《海陵竹枝词》说：“抬盐浦在北门西，丰歉居民命不齐；满地雪花多拥彗，天将余利养穷嫠。”后注“盐浦抬盐，有抛落碎盐，穷民嫠妇扫去鬻钱，不得为私盐。”赵瑜的《海陵竹枝词》说泰坝的坝官是“泰坝官儿缺最优，自称本府忒风流；一年一度真调剂，不愿生封万户侯。”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进入扬州，两淮都转盐运使衙门迁移至清政府控制下的泰州，咸丰七年（1857）五月，署理两淮都转盐运使乔松年、前藩司联英会禀，“拟在泰州设立总局”，泰州所属十一个盐场的盐，“均过泰州鲍家坝由宝带桥出江”。咸丰九年七月，运司联英上禀：“通泰十二场皆依范堤而居。堤外距海七八十里至数百里不等，尽是灶地。灶丁与贩户透私，地方辽阔，散漫无稽。七年七月本司到任，酌定请运贩户只准下场与场商交易，不准下灶与灶户勾边，乃一时之计，究非善计。今仿照前仪栈之式，在于泰州设立公栈。令场商各将垣盐运栈堆储，由栈发卖。晓谕大小贩户，只准就栈买盐，不准下场请领。其栈务一切，责成商人经理，本司就近督办，得以随时察核……凡运商请运，场商自运，均将承办引数，按半年一次派定，匀分十档，按档由总局发给护照赴场。”晚清时期，泰州设立储盐公栈，就是在西仓一带设置储盐仓库。场商从将盐运到泰州盐栈中存放，就在盐仓库中卖盐。盐栈储盐及卖盐事务全由商人经营办理，运司负责督办。咸丰十年（1860）八月，两淮运司乔松年再次奏准盐船概由口岸镇出江，“在口岸另设分栈，各场引盐自运分栈待售”，淮盐转运的路线也改由泰州南下南官河至口岸镇江口出江。
泰州博物馆收藏一张清咸丰五年，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发给贩户刘玉田的《税票》。税票旁粘贴一纸。纸上有泰州图书馆陆铨先生所写的说明，其内容是：“泰州运盐税票 清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沿江州县交通阻滞，一般场商运盐到泰，就坝寻觅仓房储存，请议就场征税，给三联大票，赴各岸销售。泰州滕家坝，设卡称掣，截票盖铃，仍赴泰坝衙盖印。咸丰四年设厂抽税，泰州设盐栈例不销引，均系贫民肩挑零售。五年办出口盐税，无论大小贩户，过坝查引票，盐斤包数就栈补税，每石三百五十文。其税票由运司给领，凡行之始在泰州截角，至终全角截去，票亦缴销。金长福海陵竹枝词：“运盐护照押硃红”，即批盐票盖印满面的意义，这时运盐停滞，仅有小贩运盐出口销售，改为小票抽税即是此票。”陆铨将清咸丰三年以来，盐商运盐到泰征税情况的变化做了说明。这张税票是贩户刘玉田交税后，由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发给他的，在经过泰坝时被截去左下角，上面盖满了大小不等的印章6枚，还有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的签名印，是清咸丰时盐商贩盐交税的重要凭证。
同治二年，两江总督曾国藩饬运司，查泰州为盐运出江首要之区。他认为如果第一关认真称掣上游各岸即不费事。该司遵照严督泰州称掣委员，不论营盐官盐商盐亲自称掣。同治四年曾国藩刊定瓜洲设栈章程，第七条税盐旧章：“本由运司派员在泰州之四浦抽掣。此次改道新河口，内河屯船与外江大船相离咫尺，最易漏私。从前纲盐出场先在泰坝称掣，行至仪征再行验掣，本系抽掣两道。应将南掣同知暨南批验所大使移至驻新河口，于过坝之时逐船抽掣。如有重斤照例惩办。”“泰属十一场引盐，仅在仓、郁、西、大四浦，仍由泰坝官过掣后，换上屯船运赴十二圩上栈。其通分司所属九场引盐，由泰州南门外委员掣挚原船放行，以达十二圩，不由泰坝官过掣矣。”
同治十二年（1873）场盐到坝，泰属之盐由泰坝官督同四浦委员掣验过坝，通属之盐就近归南门委员掣验，盐船直达瓜洲。今改为坝交。所有通泰两属场盐，俱应在坝堆储。仍应责成泰坝官先行照章掣验，遇有缺溢注明重照。凡到坝盐船仍按五日一次开折呈报总栈查考。总栈即以到坝次序编入册档，随时榜示栈门，听商挨次采买。
1895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按条约规定，清政府需向日本赔偿2万万两，分8批付清。当时清政府每年岁入只有8000千万两。为了还债，从1895年起开始以盐税收入作为担保举借外债。“自中央大借款成立以盐税作抵，各盐场及引岸设稽核所。五年（1916）四月英人丁恩派伊范氏为泰县稽核所所长。”【《民国泰县志》卷一《大事记》】泰坝衙门门出现了洋人。程恩洋《海陵竹枝祠》中有“抬盐过浦历多年，泰坝由来揽大权；盐税今朝归各国，过浦稽核设洋员。” 1895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按条约规定，清政府需向日本赔偿2万万两，分8批付清。当时清政府每年岁入只有8000千万两。为了还债，从1895年起开始以盐税收入作为担保举借外债。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作了一次大借款，款项高达二千五百万镑，年息五厘，分47年偿清，以解决政府的国库空虚问题。并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这次大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 【《民国泰县志稿》卷一《大事记》】有载：“自中央大借款成立以盐税作抵，各盐场及引岸设稽核所。五年（1916）四月英人丁恩派伊范氏为泰县稽核所所长。”泰坝衙门出现了洋人。程恩洋《海陵竹枝祠》中有“抬盐过浦历多年，泰坝由来揽大权；盐税今朝归各国，过浦稽核设洋员。”
民国元年以及二年、三年其全年过盐引数约十七万六千五百引，四年以后逐减，近三年平均每年八万一千六百五十引左右。民国四年十二月，两淮盐运使方硕辅令泰坝监掣官汪佑玲、会同稽核所经经理季推协理人高洲太、助支所助理员朱传芳，英人伊范士，详细拟议，即经会商办法，呈准运使施行。凡泰属盐引经过板桥迤西仓浦、马浦、郁浦四浦，过浦称掣。十一年五月所迁东台，十六年十一月运使曾饬设泰属场盐泰坝查验所，委王麟为查验员，汪赞镛佐理以行使秤放局职权，嗣于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奉令裁撤，其一切职务仍由秤放局专司其事。【《民国泰县志稿》卷十一】显赫一时的掣盐泰坝，从雍正十一年起至民国十七年（1928），在泰州城北西仓存在了近二百年。从此，泰州开始退出相沿两千多年海盐生产与转运的历史舞台，下河的河中，不见了满河的盐船，抬盐过坝的场景逐渐烟消云散，坝官也销声匿迹。然而，因盐业兴起的稻河两岸粮行又慢慢兴起，多达三百多家，粮食最高到货量，日达万担以上，江南江北粮食行情，均以泰州粮价为准，视其涨落而涨落。西仓四浦附近，仍然商铺林立，行人络绎不绝。泰坝衙门对面办起了伍成小学，因校址在大浦头，最后定名大浦小学，至今已经成为泰州小学的一座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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