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祁县到黟县，寻找晋商和徽商“共同商性”

从山西晋中祁县至安徽黟县，百度地图给出的距离是1300多公里。即便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驾车也需要10多小时的...





从山西晋中祁县至安徽黟县，百度地图给出的距离是1300多公里。即便是在交通发达的今天，驾车也需要10多小时的车程，更不用说在晋商和徽商纵横驰骋明清时代。



“有麻雀的地方就有晋商”，安徽当然也不例外。在安徽亳州，就有著名的亳州花戏楼，实际上就是当年的山陕会馆。在亳州涡阳，，也有雉河集山西会馆。

历史上的晋商与安徽还是有交集的。而历史上的徽商，从有限的资料看，因为商路主要向东的关系，与晋商的交集应该是非常有限的。

至于祁县和黟县，在明清，交集的东西更加屈指可数。

但时空上的距离和千山万水并不能阻止在晋商和徽商主要聚集地祁县和黟县，产生诸如乔致庸和汪定贵，在中堂（乔家大院）和承志堂，以义制利等异曲同工的人和事。

距今五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就在祁县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可能会有人要问，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够纵横中国商业史，不就是因为山多地少，生来就在苦地方么？

徽州有民谚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而山西商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走西口的辛酸史。

但恰恰是祁县，却处在过了山便是川的平原。也难怪，先民会选择这样一个地方开始自己的历史。历史上的祁地几乎包括整个晋中平川。公元前556年，晋平公将祁地赐给大夫姬奚作食邑。姬奚以地为姓，改姓为祁，即历史上有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黄羊。他的城邑在今祁县的古县镇下古县村。这也是祁县的来历。

祁县成为晋商发源地之一，更多的是因为它地处交通要道。不论是南来北往的，还是从东而西的晋商，都要经过此地。晋商在祁县，似乎天然就要产生于此。尤其是乔家大院所在的祁县东关，更是山西晋东南、晋南和晋中的交汇之地。

在电视剧《乔家大院》有一个镜头，晚年的乔致庸，坐在昌源河边，背对着黄土形成的山丘，看脚下的昌源河水静静流淌。

乔致庸在昌源河边的一幕，或许只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编剧想象的一个镜头。而昌源河距乔家大院只有6公里，是当年晋商去晋东南必经的商路。

再回到黟县，之所以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与其悠久的历史也有很大关系。黟县因其境内有黟山而得名，黟山就是今天的黄山。

正是黟县的风光，让游历此地的陶渊明写出了流传至今的《桃花源记》。而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黟县境内连绵的群峰与黄山联为一体，在历史上曾阻碍了古黟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也造就了黟县“世外桃源”般的生态环境。



大约是因为陶渊明的缘故，黟县人尽管生存在闭锁的环境中，但喜好读书的习惯却日渐养成。即便是一教书的老先生，也因仰慕陶渊明的才华和为人而改名为“五柳先生”。五柳是陶渊明的号。

黟县自古就有“贾而崇儒，重文兴教”之风，一般女子也能识字读书，许多哀怨的的词便是黟县女子在丈夫长年经商不归时哭唱出来的。“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　　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

地处交通要道成就了祁县的晋商，成就了“亮财主”乔致庸恢弘的一生，也将乔家大院这样的晋中民居留给了今天的山西。

而同样处地耕地面积不到6%的黟县，则因民风好学和生计所迫的原因，也产生了像张小泉、汪定贵这样的徽商。而张小泉和汪定贵，也将不同的历史文化遗产留给了安徽。晋商的历史几乎伴随着人类商业史而发展。早在战国时期，猗顿就因经商而被奉为晋商之鼻祖。

实际上，晋商不仅仅指晋中商人。在山西，因为商路和所贩运商品不同分为好多支。像潞商（晋东南一带商人），主要从事的是丝绸和铁货生意。太平商人（古晋南太平县，今天的襄汾县）则从山、陕两省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

晋中商人之所以出名，最大的贡献则是其走出的茶叶之路和汇通天下的票号制度。

乔致庸，不是晋商最有名的，即便是在祁县，也还有渠家、何家，渠家被人称为“渠半城”。整个大院建筑群总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现已开发出7500平方米。何家则是当年祁县第二大财主。

之所以选乔致庸作为祁县商人的代表，正如电视剧《乔家大院》一样，因其留有闻名全国的乔家大院，因其身上具有山西商人创业的典型性，同样，也因余秋雨、张艺谋等人成就了乔家大院的知名度。

乔致庸出生在1818年，在他出生后第三年，道光皇帝继位。汪定贵的确切出生年月应是1804年。在他15岁外出经商时，乔致庸才刚满一岁。

黟县的徽商也非常多，比如张小泉，再比如胡贯三。“一个胡贯三，半个西递村”正是胡家财富的写照。西递村素有“桃花源里人家”之称，至今村中尚保存完好明清民居近二百幢。

而张小泉，尽管没有留下气势恢弘、光宗耀祖的建筑，但他留下一个品牌的财富。在杭州，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张小泉的。不过别忘了，张小泉，是黟县人，明崇祯年间去的杭州。

选择汪定贵，是因为他和乔致庸一样生活在道光年间，同样留下了让后人瞻仰的承志堂。

选择汪定贵，还有一点，他的创业史，几乎是乔家祖上创业的翻版。

乔致庸的祖上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两人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其创办的复盛公是包头最有名的老商号之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可见一斑。

汪定贵创业之初也是随本村长辈赴江西九江当学徒，后转安徽芜湖聚顺盐号当伙计。

一个是“富二代”，一个是“穷一代”。但因为他们坚守的经营操守，他们共同成就了今天的乔家大院（在中堂）和承志堂。

而乔家大院，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已成为年收入6000多万元的知名景点。



承志堂位于黟县宏村，面积尽管没有乔家大院大，但被专家称为“民间故宫”。

如果说，承志堂是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徽派建筑的代表，乔家大院，则是风格粗犷的晋派建筑的代表了。但晋派建筑在风格上却与徽派建筑神似 ，同样是高墙深院、白墙黑瓦、四水归堂。尽管徽商素有儒商之称，但在乔致庸身上，儒商之术也处处闪现。

乔致庸素性恬淡、酷嗜读书。比如他提出“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再比如，“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等等。

正是在他这种精神的引领下，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也被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一生颇有善行，经常救济贫民百姓。特别是在清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民谣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 ” 的说法。乔致庸曾开仓赈济。光绪八年版的《祁县志》对此有记述，并给予褒奖。

在理家上，乔致庸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事要以“信”为重，以信誉得人。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挣昧心钱。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摆在首位。他以《朱子治家格言》作为治家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

而作为汪定贵，尽管历史上对其描述不多。但从点滴之处也可见其经商之精神。

其之所以能从众多学徒中脱颖而出，与其处事谨慎，办事稳重有很大关系。

他童年时在南湖书院念书就才智过人，很受先生赏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黟县名士卢琪先生赞之道“廷魁仁兄，继志学古，惊呜石鼓”。汪定贵自小攻读古文在宏、际二河就很有名气。

还有一件事也可反映出汪定贵作为大财主的慈善之心。他建造承志堂的原因据说是在他参观一位巨商的新宅时，觉得木雕非常精美，就想见见工匠。而这位工匠，却是他小时的玩伴。当他听玩伴讲述生活的艰辛时，居然听到泪流满面。后来在这位玩伴的建议下，回故乡宏村建造了传承后世的承志堂。

汪定贵的经商之道被后人归纳为诚信和坚韧。而这种经商之道，也正是晋商所坚守的经商操守。如果不是这种精神，晋中晋商不可能跋涉数千里，顶风冒雨，走出千里茶叶之路。如果不是这种精神，汪定贵也不可能在少时独自外出谋生，成就大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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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电视剧中的陆玉菡是虚构的，6妻中没有陆氏，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汪定贵，字廷魁，生于清道光年问，享年九十一岁，他是汪氏四房支祠后裔，九十二世祖。定贵童年时在南湖书院念书且才智过人，很受先生赏识，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本邑名士卢琪先生赞之道"廷魁仁兄，继志学古，惊呜石鼓"，说是定贵自小攻读古文在宏、际二河都很有名气。汪定贵十六岁读完私塾，随本村长辈赴江西九江当学徒，开始了商贾生涯，后转在安徽芜湖聚顺盐号当伙计。他处事谨慎、办事稳重，获得老板信任，没几年又回到江西九江独自经商，渐渐成了九江的富贾，积蓄了大量资金。清末是汪定贵事业鼎盛时期。他先后在扬州、汉口各设一源顺盐号，生意越做越大，到后来往往两淮百船齐放，直抵汉口。同时，在家乡渔亭镇设盐店，在上海淞江购置店堂，长驻职员，来往于浙杭、两淮之间。后人称他"亿则屡中，佥日良贾"。到光绪末，汪定贵已跻身徽州巨贾之列。他以九江为中心，东至淞沪，南连江浙，西至汉口，运筹据算，纵横商场。汪定贵驰骋商场七十余年，名噪长江中下游。清光绪末，汪定贵花钱捐了个"五品同知"的官衔。这不是一种实职，即是一种类似享受什么待遇的荣誉官衔。他八十岁以后，商务交由儿孙主事，只过问重大事务。八十五岁以后，他大多时间游乐林下，潜心于佛教之道，并与当地乡绅主持宏村汪氏宗祠等事务。汪定贵九十一岁在宏村家中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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