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杂志《艺术世界》访蒲国昌呆呆做一名艺术教徒，探索绘画的第三条路线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国红极一时的“贵州美术现象”，让贵州画家群体备受瞩目，蒲国昌就是代表...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国红极一时的“贵州美术现象”，让贵州画家群体备受瞩目，蒲国昌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我刚认识蒲老，采访他都会紧张的时候，他正专注于当代水墨创作，并在北京798举行了个展。

等我和蒲老熟悉到有了好吃的甜食就想彼此分享的现在，蒲老又静静地开始了他新一轮的艺术尝试......

在艺术上不安现状，在生活上紧随时尚，在精神上纯粹，在处世上笨拙。这就是蒲老。

两个月前，上海的《艺术世界》杂志用长达11页的篇幅，推出了蒲国昌专题，包括访谈和近年来的作品展示。《艺术世界》杂志创刊于1979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权威当代艺术杂志。征得蒲老的同意，现将报道内容转载于此。

编者

ArtWorld：我看您的近年创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系列叫《须发故事》，画面上的人通过须发相连，有时上下颠倒，有时男女共通，仿佛在那个想象中，世界的尊卑人伦全部打乱了，您画这个系列想要表达什么？

 蒲国昌：首先，我认为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参与性，也就是说作品有大体指向，但没有明确范围，这给人一种思维与想象的空间，我的作品也是如此。创作这个系列，实际上延续了我一贯对“人”的问题的思考。1980年代，四人帮倒台，未来仿佛就意味着希望，所以我的绘画充满色彩，彰显出一种“精神狂喜”；到了1990年代中期，在目睹了一些人获得自由后的本性，我感到失望，甚至对于人本身，产生了恐惧，于是在《人人》系列里，我探讨人被异化的问题，在《石榴》系列里，我描绘人的被伤害；到了《须发故事》，我进一步思考人的独立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人作为个体，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也无法割断与前辈创造、文化传统的联系。

ArtWorld：在表现这种关联的时候，为什么会采用“须发”这个意象？



蒲国昌：“头发”容易让人联想到“思维”，“胡须”则容易让人联想到“知识”，这两样东西同时又与身体相关，也就是说“须发”既来自于人，又能延伸出文化意涵，因此我用它作为符号来表现这种关联。实际上，任何人“思想”的出现都与生产它的历史语境、文化脉络相关，它不是凭空出现的，这正如人类文明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始终需要在上下文中进行一样。

早年，当在艺术方面提出“反传统”的口号时，我一直对一个问题保持谨慎和自觉的态度，那就是“西化”问题。我们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都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这片土地的文脉早已化入我们的血液之中，过分“西化”只会造成虚假，违背我们自身。因此，在我的作品中，不论是表现现实，还是呈现想象，民族与民间的维度始终挥之不去。

ArtWorld：但传统上不大拿来入画的题材，恰恰在您的画中都有，比如您在《花鸟》系列中，曾经画过蚊子，而且您笔下的蚊子好像有不同个性。我记得有一幅里的蚊子看上去一脸倒霉相，有一幅里的蚊子则显得轻佻好色，并且逐渐地，“蚊子”就成了一个别有意味的意象，出现在您其他的画作中，您是怎么想到要拿蚊子来入画的？蚊子在您的画作是否已经构成了一种隐喻？  蒲国昌：一开始画蚊子，是出于对传统中国花鸟画的不满。我觉得花鸟画不应该只是讨巧卖乖，供人茶余饭后把玩的东西。于是我秉持齐白石的思路，想要拓宽花鸟画的题材。齐白石来自农村，做过木匠，他出于热爱，出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去画小鸡、蝌蚪、耗子……我亦是如此。在画蚊子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了蚊子的巨大可能性，尤其当我把蚊子的腿拉长以后，蚊子身上的那种纤细、脆弱、敏感、神经质也被放大了，蚊子突然就成了能够代表我精神世界的一种存在物。原本蚊子是一个用手指头就能碾死的很小很小的事物，但我把蚊子画到一丈二那么大，它占领了巨大的空间，我把这种体量也作为一种语言摆进画里，让你无法把玩，而只能对它顶礼膜拜。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赋予蚊子以庞大的精神与神性，让它具有仪式感，庙堂化，我甚至将道教里的一些符号也与之联系，让它具有宗教感。

ArtWorld：您把蚊子升华了，成了自我象征，赋予它神性、宗教性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自我修葺？   蒲国昌：1980年代，我活得没心没肺，但到了1990年代，我确实受到许多伤害。那时我不断地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走在一座陌生的城市，找不到回家的路。周围灰蒙蒙的一片，身边的人面无表情有如行尸走肉，看不清面目。我想问路，但没人理我，亦或者有人理我，却给我指了一条错误的路，我始终没办法回家。这种焦虑的精神状态反复出现，从艺术上来讲，我感到在贵州这个三线城市里，自己是一个孤军奋战者，自己的坚持不被人理解，很悲观，看不到希望；而从生活上来讲，我又不善交际，无法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似乎无法适应这个社会了。当时我画了一幅自画像，上面一个躺倒在地的、散架的人，形如骷髅，命名为《梦者之一》。进入新世纪以后，我逐渐把艺术当作一种信仰与宗教，非常虔诚地自我修炼，假如哪一天我能得道的话，那必定是得艺术之道。现在心情平和了许多，许多事情也都看淡了，放下了，尤其是最近，我搬家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边上，我的窗外就是青山绿水，于是整个心情也都有了变化。原来我处在红尘之中，现在我离红尘原来越远了。

ArtWorld：这个变化很有意思。1990年代，您处于人事的纷乱中，但您在绘画中呈现的确是个体，想要表达的是孤独，而您现在从这种纷乱中解脱了，却开始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对您来说，艺术首先是向内的，朝向自我的，还是向外的，朝向世界的？ 蒲国昌：我更重视自我表达，但个体的内在情感与生活，无法不与外在世界联系。当你端出自己的内心世界，你实际上也在表达对客观现实的看法，这势必会产生一些影响与作用。艺术理应对这个世界提出一些意见，做出一些哪怕十分微小的贡献。ArtWorld：许多人说您的绘画怪异，充满着贵州地界的妖气，您自己也这么认为吗？蒲国昌：我同意这个看法。人们常说南方的文化属阴性文化，北方的文化属阳性文化，但常常忽略西南文化的气息，我暂且为其按了一个名字叫“阴刚”，也就是说西南文化表面看来阴柔，但骨子里是刚烈的。这种特质也可以对应到绘画中，假如基弗尔的绘画是阳性的，马蒂斯的绘画是阴性的，那巴尔蒂斯的绘画就体现为“阴刚”。你能在他的创作中感受到一种辣，一种质朴，既不柔媚又不强硬，既不全然美好也不十分严正，而是近似于诡谲的第三种路线。

我也追求这第三种路线，并且受到几种地域之气对我产生的影响。首先我出生在四川，打小我的奶妈就带我去看川剧，川剧恰好就是“阴刚”的，比如在川剧《白蛇传》里，小青这个角色是由男人扮的，脸上几乎不化妆，只用锅烟往脸上一抹，着一套短打衣裳，一束长发，一束甩发，形象确有凄厉、鬼厉、刚劲之风，至今让我难忘。后来，我到了北京学习艺术，深受到北方阳刚文化的影响。再后来，我分配到贵州，这片土地的憨厚、神秘，以及强大的野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我。这几种因素最终都合成了我艺术的取向、特质与气息。

ArtWorld：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与生活中，您从没想过要离开贵州吗？  蒲国昌：曾经有一个台湾画商要“包养”我，希望我举家搬迁到北京，但我拒绝了。原因之一是我的土壤在贵州，只有在这片土地上，我才能吸收到“阴刚”的空气。水土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确实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气场的形成与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1980年代出国潮，我的许多同学都出国寻求发展，但国外的环境他们没法融入，又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于是气场发生了变化，他们就悬在了空中，成了悲剧。ArtWorld：您反复提到“气”这个词，那么您的“气”具体怎么落实到绘画中呢？         蒲国昌：“气”好像很缥缈，很传统，不够当代，但实际上“气”无处不在，不仅绘画讲究“气”，装置艺术，或任何一种艺术都有“气”。它是一种很明确，很现实，可触摸的东西。就我来说，“气”可以表现为我所选择的对象，我的笔触与线条，我在造型方面所做的变形等等。

ArtWorld：能进一步谈谈您的变形手法吗？您的这个手法从何而来，又如何围绕对象进行变形的？         蒲国昌：首先，我很明确，变形必须是有感而发的，这背后得有强大的，充满情感的东西支撑，变形不是为变而变，不是形式的愉悦，不是从概念出发。这恐怕是受王式廓的影响。他总强调，我们画模特不是在画筋肉，不是在画表面，而是在塑造人，塑造对象所引起的感受。因此，我是把生活中打动我的东西抓上来，通过变形使之得到强化。

在这方面，我的确做过一些艰苦的工作，实际上，最开始我的变形是在速写的基础上，一遍遍从感情的基点出发，从触碰我的东西，从我不可漠视的东西出发，练习转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在扎扎实实地寻找自己的感受。除此以外，我的变形常常是往苦的，涩的方向发展，我难以接受像雷诺尔、莫迪格利阿尼那样太过甜美的变形，所以我惯用充满金石味的线条。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压制饥饿，我研究隶书、印章，没想到无心插柳，钻研出了这种仿佛石头打出来、刀子刻出来的细线，使我受用终身。在这种看上去破破烂烂的细线中，有我想追求的气息与悲剧色彩。ArtWorld：假若不变，可以吗？         蒲国昌：不变不足以平民愤啊！（笑）。有些细微的东西，不变无法表达，而一变就显得尖锐了，过瘾了，让人兴奋。现在，我已经到了不变，自己都无法容忍的程度。

ArtWorld：最早您画贵州的风土人情，当时您就对人做变形处理，但这种变形的底色是活生生、具体的、现实的人，但到了《机器时代》《人人系列》等，您好像已经不是在画某一个人、某一种人了，而是在画人的总体境况。而从《金色》系列开始，您笔下的“人”虽然依旧保持抽象化、符号化的特点，但相对具体了不少，且您抛去了身体，而更加注重勾勒“人”的面容，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         蒲国昌：我总强调有感而发，反对过分观念化，因为观念化走到极致之后就成了推理，从文本到文本，少了血肉与情感，就容易使人产生隔膜，显得冷冰冰的，很难令人感动。就当代艺术而言，我觉得或许已经来到了一个必须发生变化的节点。2014年，我举办个展时，就为其取名“形象的回归”。而注重刻画面容则是有感于，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塑造人物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较之山水，笔墨在人物画中往往难以体现，同时又受到人物与社会、历史、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制约，所以表现起来不是一般的困难。在这方面，我认为蒋兆和值得重书一笔，他的人物画具体，且不是千人一面的，而我的人物虽然经历了变形，甚至有时变形得厉害，但这背后始终站着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只有这样，形象才能立足。

ArtWorld：您笔下的这些人都是谁？         蒲国昌：我有一个基本功，是从杜马斯那儿得到的启发。杜马斯专门画头像，千变万化，并且几乎每一个头像，不仅形象变了，技法变了，甚至连认识的方法都有所变化。我对杜马斯的这一现象很感兴趣，仔细揣摩他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最后我发现他是在捕捉同对象接触瞬间的第一印象。于是在生活里面，我就着意于第一印象。对于这个第一印象，我不单停留在觉得有意思的阶段，而是去对这个印象做梳理，分析到底哪几点给予我震撼，比如原来是眼睛和鼻子之间的距离，亦或者是双眸在阴影中的隐去……总之，这是一个把感性转化为理性的过程，而在绘画时，则是一个把理性再次转化为感性的过程。

ArtWorld：您接下去的计划是什么？         蒲国昌：我历来就是一个反叛者，喜欢做别人不做，但在我看来又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最近我正在研究如何嫁接书法艺术与网络语言。我觉得网络语言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重要，它不仅是流行文化的代表，而且也指示出了一种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向。透过网络语言，我们可以很好地触摸到这个时代，这就好比我们通过《水浒传》《红楼梦》里各自不同的语言体系去触摸人物与历史一样。因此书写网络语言，书法本身得跟着变，它的味道得符合这个时代的要求。




ArtWorld：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您一直保持着旺盛且有效的创作力，您的秘诀是什么？         蒲国昌：打篮球。（笑）从前在中央美术学院，我就是校队成员，到了贵州教书，我依然喜欢打篮球，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打篮球的习惯，像小伙子一样。我觉得生命的活力首先来自于机体的活力。其次，我也一直保持着对周围事物的思考和感觉，走在街上也好，游山玩水也好，我都会清理自己的感受，并且思索如何把这一切摆到艺术中去。我已经养成了一种自我滚动的习惯，人、建筑、风景、社交、科学……我所接触的一切都成为了艺术的养料。我是一名艺术的教徒，但在很多人看来，我大约是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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