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知识ABC第五期我以我血荐轩辕

到日本的第二年，鲁迅就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他是第一个。兴奋之余，他特地去拍了张照片，分赠亲友，并吟成一首后来称作《自题小像》的七言绝句……...





1902年4月4日，鲁迅乘坐的“大贞丸”抵达日本的横滨港。三天后，鲁迅来到东京，“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弘文学院”。（《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弘文学院是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速成教育学校，主要教授日语和普通科学课程。鲁迅读的是普通科，期限两年，他被编入江南班。

东京的风景是美丽的，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的种种情状，尤其是头上的辫子，却让鲁迅感到不满。到日本的第二年，鲁迅就毅然剪掉了头上的辫子，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中他是第一个。兴奋之余，他特地去拍了张照片，分赠亲友，并吟成一首后来称作《自题小像》的七言绝句：

这首感情真挚，文辞激越的诗，鲁迅曾题写在“断发照”背面赠给许寿裳。鲁迅对这首诗十分看重，后来曾多次重书此诗以赠友好。

在弘文学院学习期间，课余时，鲁迅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赴会馆，是指去清国留学生会馆，在这里常举行集会，留学生中的爱国志士或其他革命人物，常在这儿演讲，大多慷慨激昂，极富鼓动性。1903年的元旦，鲁迅曾去清国留学生会馆，听过邹容等人的反清演说。

神田一带的旧书店，银座的丸善书店，是鲁迅常去的地方。那时，他每月仅有三元的零花钱，但遇到喜爱的书，仍不顾一切地把它买回来。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道：“他生平极少游览，留东七年，我记得只有两次和他一起观赏上野的樱花，还是为了到南江堂买书之便。……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

许寿裳也是绍兴人，他比鲁迅晚五个月进弘文学院，被编在浙江班。鲁迅与他结识后，两人意气相投，几乎无话不谈。因为身在异邦，多受刺激，他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常常讨论的是三个相关联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从这时开始，鲁迅就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进行了毕生的探索，直到晚年，他仍在思考着如何改造中国国民的气质、精神等问题。

1903年6月，浙江籍留日学生的刊物《浙江潮》由许寿裳接编。许寿裳向鲁迅约稿，很快，鲁迅的两篇文章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是根据外国历史资料编写的《斯巴达之魂》，另一篇是翻译的雨果的短篇小说《哀尘》。稍后，鲁迅在《浙江潮》第八期上发表了《说鈤》，向国人首次介绍了新发现的放射性元素镭。同期的《浙江潮》上，还发表了鲁迅的《中国地质概论》，文章的开篇，鲁迅就歌颂祖国的可爱：“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并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这时的鲁迅，已充分认识到弘扬科学，对开启民智、改进民族精神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先后译述了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认为由此可使民众“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 译文序跋集·辩言》）还与同学顾琅合作撰写了《中国矿产志》。这本书出版后，被清政府定为国民必读书，两次重版。1904年，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了。按规定，他应该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但此时鲁迅却已有自己的打算，“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他后来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自序》）

9月，鲁迅离开东京，去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

仙台医专学制为四年，学校的功课很紧张，有的课没有讲义，全靠记笔记。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

仙台地处日本的东北部，气候寒冷。但担任解剖学课程的藤野严九郎先生的关怀，却使鲁迅倍感温暖。藤野先生不修边幅，不苟言笑，教学十分认真。上课时声调抑扬顿挫，每每使得学生笑出声来。他关心鲁迅的学业，亲自为鲁迅修改课堂笔记，使鲁迅十分感动。二十多年后，鲁迅写了《藤野先生》一文，深情回忆往事，说藤野先生是“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在仙台的第三个年头，学医的实践，对中国国民性问题思考的深入，使鲁迅逐渐改变主意，决定放弃医学。事情的触发是一部幻灯片。由于细菌学这门课的教学，是借用幻灯来显示细菌形态的，教学间隙，有时就穿插放些时事或风景的幻灯片。这时正值日俄交战，两个军事强国正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角逐。这天银幕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一个被绑在中间，据说是因为替俄国人做了侦探而要被日军斩首，而站在左右的许多他的同胞，竟神情木然地围观着。这给鲁迅以极深的刺激，他后来回忆说：“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自序》）办好退学手续，鲁迅向藤野先生辞行。藤野先生有些伤感，取出自己的一张照片，赠给鲁迅纪念，并在背面题写了“惜别”二字。这张照片，有很长一段时间挂在鲁迅在北京书斋的墙上，和他的书桌正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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