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鲁迅杂文（下）

时值鲁迅逝世80周年，特重发钱理群教授《鲁迅杂文》以纪之。本文原载《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并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

时值鲁迅逝世80周年，特重发钱理群教授《鲁迅杂文》以纪之。本文原载我刊2015年第4期，并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获奖评语如下：用坚实的文本分析和学理研究，重新阐释鲁迅杂文的智慧形态和艺术方式，并由此高度肯定其当代意义。虽为演讲录，但作者立论高远而平实畅达，文章老辣而深入浅出，既具学术性和普及性，又呈现出一个“活在当下的鲁迅”形象，颇具警世和启发意义。

囿于篇幅昨日刊发《鲁迅杂文》（上），今日续发《鲁迅杂文》（下）。三、鲁迅杂文表达的特点

鲁迅杂文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其想象力和联想力。鲁迅曾说到他的写作过程：“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想乱想，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而想到——忽而想到——。”这种连绵不断的联想，实际上是对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下的极不相同的事物之间，内在广泛联系的一种发现。伏尔泰曾把想象分为“消极想象”与“积极想象”；消极想象只是“简单地保存对事物的印象”，而积极想象却是“把彼此不相干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形象改造的能力。鲁迅的杂文即是这样的积极想象的典范。

我们来读鲁迅的《现代史》。这也是一篇非常奇特的杂文。

文章开头却很平实：“从我有记忆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我小时候也看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接着鲁迅依然是平实地叙述——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

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成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Huazaa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小说家的街头速写，非常具体、生动、形象。但是，敏感的读者就会不满足：鲁迅就仅仅写这样的街头小景吗？这样的街头小景的描述，一般作家都能做得到。鲁迅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文章结尾才露了底，也只有短短的一句——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点睛之笔就这句话。我们这才赶紧回过头来看题目：“现代史”！这才恍然大悟：鲁迅写的哪里是街头小景，这是一篇现代寓言！再重读前面的种种描写，就读出了其中的种种隐喻，并联想起现代史上的种种事情来。

整个中国现代史不就是这样的“变戏法”？“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从当年的北洋军阀，到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以后发生的种种，大家轮番变戏法，手法不同，目的却是一个：“向大家要钱”，用种种名目向老百姓要钱，维护各自利益，还要招呼周围的人不要戳穿戏法。“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无数冠冕堂皇的历史叙述其实都是“朋友”写出来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不要“戳穿西洋镜”，让戏法继续变下去。

鲁迅可以说是把变戏法的现代史看透了，也把那些一意遮蔽真相的所谓的历史学家看透了，他们都是权势者（玩把戏的主人）的“朋友”。鲁迅给自己的杂文规定的任务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偏要戳穿西洋镜，让我们看见真实。读者也不禁要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们也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这场“世纪变戏法”的看客！

这是典型的鲁迅联想，我把它叫作“荒谬联想”。骗人的变戏法和庄严的现代史，一边是正人君子瞧不起的游戏场所，一边是神圣的历史殿堂，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却被鲁迅妙笔牵连，成了一篇奇文。你初读觉得荒唐，仔细想想，又不得不承认其观察的深刻。这就显示了鲁迅的想象力和联想力的个性：他最善于在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按一般逻辑、常理不可能有任何关联的事物之间，发现内在的相通；在最高贵、庄严、伟大、神圣和最低下、荒诞、卑贱之间，找到内在的关联；在“形”最不似处，发现“神似”，在“形”的离心力与“神”的向心力之间，形成具有强烈反差的张力场，作家的想象力自由驰骋于其间，这就产生了一种奇异之美。

《现代史》把这样的荒诞联想运用得如此自如，不动声色。写法也很特别，主要篇幅都在写变戏法，最后突然反转，又戛然而止。读者心里也会有微妙的变化：开始觉得好玩，不知道写这个干嘛，等到恍然大悟，就会有一种惊喜和回味无穷的感觉。现代史竟然是一场世纪把戏，这是喜剧，更是悲剧。

这样的荒诞联想，在鲁迅的杂文里，俯拾皆是。随便举几个例子。有一篇《小品文的危机》，谈到30年代把现实的危机化为“哈哈一笑”的小品文“盛行”一时，“茶话酒谈，遍满小报的摊子上”，鲁迅立即联想起“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躄到马路上来了”，这样的联想显然十分不恭敬，鲁迅也就由此看出“小品文这就走到了危机”。还有一篇《商贾的批评》，提到一位“批评家”以冠冕堂皇的高论，砍杀杂文，“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能”；鲁迅也马上联想起孔雀“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你看，在鲁迅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神圣殿堂：小品文作家、批评家，等等；另一端是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烟花女子、孔雀翘起的屁眼，经鲁迅妙笔牵连，后者越为前者所不齿，越要追摄其魂，直追至天涯海角：怎么也摆不脱。

这种联想，不但作者自身是极其严肃的，而且如实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真实，但是，“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另外一篇写街头小景的《推》。文章也是以平实的记叙开始——

两三个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这条新闻发生在两三个月前，这类事情在城市里时有发生，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但鲁迅注意了，并且念念不忘，想了两三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衣角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总该属于上等（人）”。这就是说，一位上等人，踹倒了一个底层社会的孩子，并导致了他的死亡。这样，鲁迅就抓住了一个“典型”，这是非要想清楚，说清楚的。

鲁迅由此而联想起，在上海马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腿，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胳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和”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非常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请注意：鲁迅这里描写得尽管很具体，但又有了某种程度的概括，由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人或者上等华人）。于是，这些具体可触的描述，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是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踏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这已经是典型的鲁迅式的“吃人”幻觉；但又用了小说家的细节描写：“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极具体传神，又有普遍的象征意味。然后又联想起更加可怕的场面：“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这又是鲁迅式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这是一句上海话，就是好玩的意思。这是鲁迅“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感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这是一个意义的提升：鲁迅以他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更大的隐喻性，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半殖民地的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洋人和高等华人却肆意妄为，还有一些高等华人中的文人却又以“保全文化”的名义，对他们大加“颂祝”。

这样，鲁迅就通过一条谁也不注意的社会新闻、街头小景，深刻地揭示了上海半殖民地社会最本质的一个方面。这就是由小而见大，这也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

我们注意到鲁迅在这篇短短的杂文里，运用了三种笔法。一种是小说家写实的笔法，有生动的形象，细节描写，而且极富画面感。另一种是杂文家的联想以至幻觉，予小说家的写实场景，以某种象征意义和隐喻，从具体的“这一个”到更普遍的“这一类”，但又不失其具体性。最后通过思想家的鲁迅的思想的穿透力，揭示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而这样的思想分析和概括，又渗透着强烈的主观情感。我们不妨再读一读这段文字：“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这力透纸背的憎恶之情，是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小说家与杂文家、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

关于鲁迅杂文的诗的因素，还要多说几句。鲁迅宣称自己的杂文“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他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这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舒情”。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鲁迅杂文的抒情性。鲁迅看起来很冷静，写的是客观事物，人们也因此容易忽略鲁迅写作的主观性。其实，鲁迅的杂文确实是由某一外在客观的人事引发的，但他真正关注和表现的，却是自己的主观反应。一切客观的人事都要经过鲁迅主观心灵（思想、情感、心理等等）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的题材。因此，出现在鲁迅杂文里的人和事，已不再具有纯粹的客观性，而是在过滤、折射过程中发生了变异的主观化了的，是主客体的一种新的融合。我们读者读鲁迅杂文，不仅被他的思想深刻所震撼，更触摸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他的所见所思所感，他的心灵的歌哭。这才是鲁迅杂文真正内核，鲁迅杂文根底上是诗的。鲁迅确实说过，中国大众的灵魂都在他的杂文里；我们还要说，鲁迅杂文里更有他自己的灵魂。如果看不到和大众灵魂叠加在一起的鲁迅魂，至少是没有完全读懂鲁迅的杂文。

不只是小说的因素、诗的因素，融入鲁迅杂文；而且戏剧的因素、散文的因素，以及绘画、音乐的因素，都融入了鲁迅的杂文。像鲁迅杂文中《论辩的魂灵》《牺牲谟》就是一个人的独白，是一幕独角戏。《推》里那段“……他推，……他又推”，就有极强的画面感，是一个个蒙太奇镜头，显然有电影、绘画的因素。《夜颂》其实很接近《野草》，是可以视为散文诗的。鲁迅是有意识地把各种文体融入他的杂文，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特质。

鲁迅曾说过，如果我们查美国《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都不能发现一种叫杂文的东西。中国杂文作者在写作时，也从来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他们也并不希望获得什么文学史上的位置，而是“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这就是说，杂文是一种未经规范化的文体，我称它为“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写作造成困难，它不像小说、散文有套路。从另一面看，这“没有套路”，反而提供了一个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间。“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自由欲念的驱动，只要能最自由地表达自己，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我们该怎么读就怎么读。这是一种无体的自由体式，使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的广阔天地，进行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政治、文学、历史、哲学、地理、新闻、民俗、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以致自然科学等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小说的，戏剧的，散文的，绘画、音乐的，融为一体。鲁迅正是利用杂文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进行文体实验，他几乎每一篇杂文都在艺术形式上有新的突破。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杂文确实具有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一种最适合他的文体。回到开头所讨论的问题：鲁迅由写小说、散文、散文诗到写杂文，是不是才华衰竭的表现？现在看来，鲁迅恰恰是将他写小说、散文、散文诗的才能，以及音乐、美术等艺术家的天赋，都融入他的杂文创造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杂文是鲁迅思想与创作的集大成。

最后，不可不说及，但因为时间限制，更因为研究得不够，又未能展开说的是鲁迅语言的创造与贡献。这里只说一点：鲁迅杂文的语言，一方面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如同鲁迅思想是反规范的一样，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有反规范的一面。他仿佛故意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容易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骏的美学效果。

他有时故意地将含义相反，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有时又随意乱用词语。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支细黑的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戏剧性的。”——这是“中、外对用”。还有，“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那么，我也就也来‘破颜一笑’吧——哈！”“连我自己将来‘大团圆’（按，即死），我就料不到他究竟是怎样（即所谓如何盖棺论定），终于是‘学者’或‘教授’乎，还是‘学匪’或‘学棍’呢？‘官僚’乎，还是‘刀笔吏’呢？‘思想界之权威’乎，抑‘思想界先驱者’乎，抑又‘世故老人’乎？……乎？乎？乎？乎？”——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对现行秩序（社会文化秩序、思想逻辑秩序以及语言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这样的叛逆性与异质性，正是鲁迅杂文的特质。鲁迅说他的杂文是“伪自由书”，是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挣扎。一个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在不自由环境下的自由写作——这就是鲁迅的杂文。■

（本文原载《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系作者2014年8月13日在立人大学的演讲；2014年10月15—17日根据沈嘉丽整理的录音稿修订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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