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 没有谎言的一天

thisendofparadise....



作者：[俄罗斯]维·托卡列娃，刘彤译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彩虹。

我站在湖边，彩虹倒映在水里，似乎我身处两条彩虹之间——天上一条，水里一条。有一种幸福感，纯粹的幸福感，这种感觉只能在梦境里出现，现实生活中是从来不会有的。现实中总有一些不圆满。

我醒了，似乎正是因为这种幸福感。但是看看表才知道：之所以醒了，还因为我睡过了。

起身下床，坐在那，脑袋里盘算着离上课还有多久呢？等我收拾好之后再赶到学校要多久呢？

假如我马上出发，穿着短裤赤脚直奔电车站，那也就迟到一两分钟。那么假如我穿裤子，刷牙，吃早餐，要是把这一套都做完那我哪也不用急着去了，直接坐下来写辞职信就行了。

有电话找我。是妮娜。她和我说话的腔调，似乎她是锡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而我仍然是高中的法语老师。

妮娜强忍着高傲的怒气，问我今天晚上去不去？我说：我尽量。尽管我知道，我八成不会去。

回到房间我开始思考，最近我说谎太频繁了——有没有必要都说谎，——常常是因为一些琐事，这却是一个不好的征兆。这表明，我不自由；这表明，我怕些什么——只有害怕的时候，人才会说谎。

我穿好裤子，我决定今天谁也不怕！

电车几乎是空的，只有投币柜旁坐着个女的，在读报纸。她把报纸拿得离眼睛那么近，似乎想把脸藏在报纸后面。

上午10点很少有人乘车。工人和职员早就开始上班了。而那些既不做工又不办公的，在这个时间点是不着急的，穿衣服，刷牙，吃早餐。对于他们来说10点钟还早。

对于我来说10点钟很晚，因为再过20分钟我应该开始给五年级2班上课了。

我教法语，每周24小时的课时。要是我一年只有24个小时的课时就好了，不过那样我的年薪也就是一周的工钱。

一度我想到文学院去学习文学翻译，但是我没考上。外语系毕业之后想做翻译，随代表团出国，但是没有人邀请我出国，而自己主动要求去又不好意思。

我的未婚妻妮娜说我总是在不必要的时候难为情。她妈妈说，我没在自己的位置上。显然，她认为的“自己的位置”应该是那种我一个月的收入就抵得上我现在一年收入的地方。

该投币了。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找到一枚三戈比和一枚五戈比的硬币。我想，如果投五戈比硬币，那就付多了：因为票是四戈比。而如果投三戈比，那又欺诈国家一戈比。迟疑中，我决定还是让这事对自己更有利，何况除了那个读报纸的近视女人，旁边没有其他人了。

我镇静地撕下票，坐到了投币柜对面，回想起昨天我和妮娜在电话里吵架的事。刚幵始我说她不坑声。然后是她说我不坑声。

这时候，那个女人放下报纸，严肃问道：“小伙子，你投了多少钱啊？”

一下子我明白了，她不近视——相反，她的视力很好——她是售票员。和售票员打交道，我没多少经验。但是今天我用不着什么经验。今天我决定谁也不怕。

“三戈比。”我回答。

“那票价多少钱？”这种问法在学校里被称为启发性提问。

“四戈比。”我说。

“那您为什么要用三戈比代替四戈比呢？”

“舍不得。”

售票员惊奇的看着我。

“那就得罚您，逃一罚十，这回舍得了？”

“怎么会呢？”，我反驳说，“非常舍不得。”

售票员看着我，我看着售票员，她很瘦小，手指都冻僵了。她那么瘦，可能是因为总是激动——她不得不和逃票的乘客吵架，因为这是她的工作。

售票员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回忆着是不是以前在哪里见过我。许多人会这样看我，因为我像电影演员斯摩科图诺夫斯基，只是头发比他长些。但是这个售票员多半很少去电影院，未必知道摩科图斯诺夫斯基。

“可能，您不过是忘记了投那一戈比？”这又是一个启发性提问。

“我没忘。我舍不得。”

显然，如此坦率的逃票乘客，售票员从来没逮到过。她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您觉得我喜欢罚款吗？”她显得有点惊慌。

“我觉得您的工作就在于此。”

“不，不在于此；我的工作是保证投币箱收上所有票款。是这样的。而有些人总想少付点钱或者根本不付钱就撕一张票……”——看起来售票员是想告诉我当今信任的意义，告诉我“信任和检查”的原则，告诉我正是他们，售票员，负有提高公民觉悟的义务。

但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挥了下手，向前走去，坐在贴着“爱心座椅”标签的椅子上。

电车停了，我投了一枚五戈比硬币然后离开了。我到站了。

学校很安静，空空荡荡的。学校的看门人潘捷列依•斯捷潘内奇，大家背后都直呼其潘捷列依，孤零零地坐在更衣室旁边，戴着他那从来不换的小帽子，这个小帽子似乎从他还上学那会就戴着。

潘捷列依是看门人，也是出纳员，还是总务主任。他修理桌椅，往墙上钉名人肖像和名人名言。如果让他做的话，他甚至能教五年二班的法语课，并且做得不会比我差。最起码他能按时到校。

潘捷列依看到我，扮了个墨菲斯特式鬼脸，就像用手指对着我点了两下，以威胁的口气说道：“小心点儿，不然我告诉你妻子。”

这是他的例行笑话。他跟年轻的女教师也这么说，只不过是把“妻子”换成“丈夫”：“小心点儿，不然我告诉你丈夫”。

这惹得女教师生气，因为许多女教师没有结婚，而潘捷列依每次都是在提醒她们这点。

我开始脱外衣，似乎已经看到了二楼走廊尽头的五年二班：马尔金在课桌上乱跑，用鞋跟躁踏着墨水瓶，而萨巴金的头一定快顶上天花板了。

五年二班原来是体育室，教室里到现在仍然放着肋木。萨巴金每次都爬到最高的橫杠上，每次我开始上课之前，都要先劝他从上边下来。

通常画面是这样的：

“萨巴金！”我明察秋毫地说。

“哎！”萨巴金早有准备地回答。

“别咬，立刻爬下来。”

“我在这看得更清楚，听得更真切。”

“我的话你没听见吗？”

“咋了，我影响到大家了吗？”

接着我发出了最后通牒：他萨巴金不下来，我就离开教室，不上课了。

萨巴金继续坐在橫杠上，鞋尖别在下面的杠子后。全班学生都不作声，饶有兴致的观看着局势。有那么几个儿替我着急，剩下的其他人替萨巴金着急。

眼见着我要输。我不能走出教室：在学生们面前很丢人，在教务主任面前很尴尬。萨巴金不打算爬下来。每次我都想过去，抓住裤腿把他拉下来，像妮娜她妈说的那样，跟他单挑，让他贴在助木上。.

结果通常是：孩子们可怜我，不由分说便把萨巴金扯下来，放到他应在的位置上。

今天还是照常一样，用我和萨巴金的对话幵始我的课程。

“萨巴金！”

“嗯！”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爬到杠子上去？你就不能想出点新花样了吗？”

“咋了？”

“真是的，教你我真是自讨苦吃。”

萨巴金惊奇的看着我。他没有料到我换了台词，对此他没有准备好。

“对您来说，我坐哪儿不都一样吗？”他问道。

我想了下，事实上对于我来说确实都是一样的，就说到：“行，坐那吧。”

我打开了班志，标上缺课的学生。

我的课程很无聊。我总是在看表，看离打铃还有多久。下课铃一响，我真有股血脉喷张的感觉。

我读过雨果、莫里哀、拉伯雷的原著，现在却只能讲解变位动词的imparfait，翻译“这是学校”，“这是课本”，“这是早晨”之类的句子。

但是我还得皱着眉头讲解和翻译，就像契诃夫笔下那只为了解饿在菜园里吃黄瓜的猫。

我觉得很无聊，我的孩子们也觉得很无聊，因此“萨巴金上助木”这类小把戏也会让人开心。今天萨巴金马上就爬下来了，因为得了我的允许，也就失了众人的关注，干坐在窄窄的杠子上一点意思也没有。

标出缺课的同学后，我开始检査家庭作业。我叫那些得分次数比较少或者是那些分数不太高的同学到黒板前回答。

今天我叫了杰尔查文，他无精打采，面无血色，没得过几次分，而且仅有的那几次还都很糟糕。孩子们戏称他为“老头子杰尔查文”。

“塞勒……马亭……”老头子杰尔查文回答道。

“马腾。”我纠正说到，眼睛盯着课本，开始想妮娜。

“马亭。”杰尔查文郁闷地重复了一遍。

我本想再纠正一次，但是马上改了主意：这小子显然没有语言天赋。

“听我说，”我建议道，“告诉你妈妈别再给你请老师了，把钱用在更合适的地方吧。”

“我能不能让她给我买袖珍收音机的电池？”杰尔查文看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睛是蓝色的，有着大理石般的纹路。

“可以说，只是她未必会听。”

杰尔查文沉思起来，看着他蹙起的白色眉毛，我觉得他的脸上也不是毫无色彩的，他也不是那么无精打釆，——只不过对他来说，一个精力那么充沛的妈妈，再加上我这样的老师，也真够他受的。

教室里传起了一张纸条，落到了塔马拉·杜波娃的旁边。

“杜波娃，把纸条放到我桌上。”

“哪一个，这个吗？”

“你难道有很多纸条吗？”

“我没有很多。”

我知道，若不及时终止这种内容充实的对话，那它就会持续很久。真奇怪，和杜波娃对话，我自己变成了傻瓜。

“扔在你课桌旁边的那个。”我说。

杜波娃得意地窜起来，拿起纸条，放到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左摇右摆的走了回去。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给我把纸条放到了桌子上，况且在上课期间在班级里白捡了一个乐子。

当着大家的面看纸条可是不合适的，但是我还是想看看：很想知道十二岁的孩子们互相都写些什么。

我把纸条放到了衣袋里。

“埃丢普赖克里玛丽阿颂弗莱埃米尔。”杰尔查文读道。

“翻译一下，”我说着，从桌子下面悄悄拽出纸条，小心翼翼地把它展开：纸条是卷起来的，就像药店里包的药粉那样。

“‘你准备好了吗？’玛利亚对她哥哥埃米莱喊道”。

“不是埃米莱，是埃米尔。”我纠正道。

“埃米尔……”

终于我打开了纸条：“杜波娃•多玛，我爱你，但是我不能说我是谁。写得匆忙，所以字迹难看。科利亚。”

现在明了了，为什么这个人尽皆知的匿名者每次都要爬到天花板下面去。

我突然悲从中来。心想这帮孩子，十二岁的年纪，一切还都在前头。而我的一切已经过半了。

“坐下吧。”我对杰尔查文说。

我起身开始讲法语，不是讲动词词形，而是讲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讲音位，讲为什么会讲俄语的外国人总是有口音；讲文学翻译，讲为何一个句子可以有不同的译法。我给他们读洛津斯基翻译的《哥拉•布勒尼翁》的节选。读柳比莫夫翻译的拉伯雷的作品。

我的学生们第一次听到拉伯雷，我观察他们是如何听课的：有的人用拳头支着下巴；有的人向后靠着，眼睛看着窗外的天空。杜波娃用眼睛死死盯着我，看着我是什么样的口型。巴普洛夫直勾勾地看着我的脸，这是他第一次没有视我为无物。

我前面坐着30个不同的孩子，之前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就像五十戈比都是相同的一样，而且除了萨巴金和杜波娃，我从来都对不上他们的名字。

然后我们一起翻译了其中一段的第一句：C’est le matin，这三个单词能够翻译成三种不同的形式：“这就是早晨，”“这是早晨”或者就是“早晨”。

快要下课的时候，我叫了巴甫洛夫，一个大家都爱嘲笑的小男孩。每一个集体里都有一个取乐的对象。在五年二班里，这个人就是巴甫洛夫，尽管他并不比其他人笨，也不比其他人差。

还记得我讲的音位理论，巴甫洛夫尽量用鼻腔发音：想展示出那种法国人发现不了他是外国人的发音。我一个词都没有听懂，因为他用鼻腔竟然不只能发元音，还能发辅音。

孩子们的目光从我身上转到巴甫洛夫，又从巴甫洛夫转到我。我坐在那，表情专注，好像斯芬克斯，——他们认定巴甫洛夫读的是对的。于是大家并没有笑。

铃响了。这是潘捷列依按的电子钟。我觉得他按早了。对了下我自己的表——是正确的。下课了，而我还没有来得及讲第一组动词的imparfait，没来得及提问那些成绩不及格的学生。

这意味着进度比大纲慢了，这意味着不及格率的增加，这意味着要在教务会上做出某种解释。

课间休息我去食堂吃饭。我应该先去趟教务处，把记分册放那。但是我不想去那，因为会碰到教务主任或者是校长。

长日制的学生们在食堂里吃早餐。餐柜旁边排着队：男孩女孩掏出五戈比，每个人都想要果泥馅饼。

我喜欢观察孩子，在地铁里，在大街上，在食堂里，但是不能在课堂上。在课堂上我觉得自己像所谓的“阻抗材料”。

我想拿香肠配白菜，但是这个时候教务主任薇拉•彼得罗夫娜走进了食堂，所以我没拿香肠，转而拿了奶渣饼，我吃奶渣饼会烧心。

我拿奶渣饼是因为我不会规矩地吃香肠：我喜欢把香肠皮咬得咯吱咯吱响。这种方式不符合文雅的礼节，而我不想在教务主任面前暴露自己不够文雅。

但是我还是拿了香肠走到桌子前。

在薇拉•彼得罗夫娜的世界里，我觉得自己很艰难。她没成家，她工作得很好——她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此。我也没有成家，我工作得很糟糕——我生活的意义，如果有的话，不在这上面。

对于薇拉•彼得罗夫娜来说，人不分聪明还是愚蠢，不分复杂还是简单。对于她来说，人只分为好教师和差教师。

我就是差教师。在她面前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所以我怕她。我总是努力让她明白，我另外的生活，主要的生活不在校园里。在那个生活里，我比那些不读拉伯雷原著、只是读柳比莫夫译作的其他教师更能掌控生活。

今天我什么也不打算让她明白。我直接吃带皮的香肠，等着薇拉•彼得罗夫娜跟我讲迟到的事。

“泥疗的天气……”她说，眼睛看着窗外。“冬天快点来吧……”

我不做声。我根本不想冬天快点来，因为我没有过冬的大衣。

除此之外，我明白，“泥疗的天气”这是民主的体现。其含义是：你看你迟到了，工作马马虎虎的，而我和你讲话的方式还这么亲切。

我沉默不语。薇拉•彼得罗夫娜用勺子搅着汤。

“请讲一讲，瓦伦京•尼古拉耶维奇，”她用一种说家常的轻柔声音说道，“您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学校工作……这是您希望的吗？”

“不是，我想去草原。”

当时我确实想去草原。不是为了服役——在莫斯科同样能服役。不是为了体验生活——在哪个舒服的地方都能体验生活。我想经历不同的环境，因为据说在困难的时候能彰显个性。

可能再回到莫斯科后我就能开始翻译作品，并且做得不比洛津斯基差。也可能在我身上展现出那种能让薇拉•彼得罗夫娜为之惊叹的个性？

但是除此之外，我想看看草原到底是什么样的，我想结交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而无需莫斯科户口的人们。

“去哪个草原？”薇拉•彼得罗夫娜没听明白。“去哈萨克斯坦吗？”

“可能是哈萨克斯坦，也可能去其他的地方。”

薇拉•彼得罗夫娜可能会觉得我在戏弄她，而这是不合适的。

“那你为什么没去呢？”她严肃地问道。

现在我不得不向她解释，我的妈妈病得很重，爸爸离开了她。不得不给她讲妮娜，在我参加分配的时候她还没有大学毕业，而今年她才毕业。

“我在莫斯科有牵挂。”

“牵挂谁？”

薇拉•彼得罗夫娜以为我会说五年二班。

“两个女人。”我说。

教务主任薇拉•彼得罗夫娜开始喝汤。她决定不再问其他的无关问题，因为不知道在这么坦率的态度下我还会讲出些什么。薇拉•彼得罗夫娜决定只说正事。

“您今天又迟到了，”她说，“这周第三次迟到。”

“第四次。”我纠正道。

“您不觉得羞愧吗？”

我思索起来。说一点也不羞愧，这不行。说羞愧，这也不行。

“不是很羞愧。”我承认到。

“行了。您明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铃声响了，您却不在，孩子们担心……”

“您说什么呢！”我反驳道，“相反，他们以为我病了，所以非常高兴。”

薇拉•彼得罗夫娜专注地看着我，突然难为情起来。可能她以为我在和她调情。尽管我不是一个好教师，但这么做也让她开心。当她脸红的时候，我第一次发现，她还年轻，也不是完全那么自傲。

“难道您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吗？”她问道。这己经不是启发性提问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人性问题。

“有。我想写小说。”

“那为什么没有写呢？”

“我写了，但是没有出版。”

“为什么？”她惊讶地问。

“说是不好。”

“不可能。您写出的小说一定很好。”

事情总是这样的，总有人高看我。小时候学钢琴时，老师对我妈妈说我很有天赋，但是懒惰。如果我勤奋些，那我就成莫扎特了。可我知道，我是无论如何也成不了莫扎特的。

在我们谈话时，小学部的老师库德里亚夫采娃走了进来。她没作声，没有加入到对话中，认真思考着下一节课。好演员都要在演出开始前就进入角色。

音乐老师丽达奇卡进来了。

她梦想成为电影演员，觉得自己只是暂时在学校工作；她认识许多著名的作家，演员，每当谈起他们的时候会亲切地称他们为：丹妮卡•列莎卡。

又一个男教师走了进来——体育老师叶甫盖尼•伊万内奇，或者是热尼奇卡，老师们都这么亲昵地叫他。

学生们叫我“上品马德拉”，而叫热尼奇卡“透花纱”。

他觉得我是窝囊废，酸腐的知识分子，无趣的人，因为我不参与丽达奇卡的文雅话题。热尼奇卡对诗歌很在行，喜欢民间歌曲，但是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些。

他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要差。

我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要好。而丽达奇卡则想扮得更有才气。

我很少会碰到表现真实的人。

课间休息快结束马上要打铃的时候，我们的又一个男老师(算上潘捷列依我们一共4个男人)，物理老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或者是桑佳——他的学生们这样称呼他，进来了。

桑佳50岁。他喜欢说自己“树敌都是凭良心的”。这是事实。桑佳谁也不怕，所以他不用在梦中站在两条彩虹之间，也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直言不讳，毫无顾忌，总是对一切都不满意。而且他常常是对的。但是同时我总是觉得他最在意自己。我知道他计算自己一天吃了多少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如果碳水化合物不够的话，那他晚上就会吃一小块黑面包。

现在他喝着咖啡，吃着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他吃的是鱼子三明治——富含蛋白质。他肆无忌惮地批评着电影《这位是巴鲁耶夫》和列影厂电影确实不好看，近几年制片厂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好看的电影，但是我觉得桑佳在说谎。

“我说，”我问道，“你干嘛要胡扯？”

桑佳即刻定在那。桌子旁的人笑了起来，因为大家都看过电影《这位是巴鲁耶夫》。

“今天真是不能和你好好说话。”薇拉•彼得罗夫娜说，同时理了理头发。

铃响了。潘捷列依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我该去九年一班上课了。

比起同区的其他学校我们学校的优点是挨着集市。其他学校的优势在成绩和出勤率，而我们学校的优势则是挨着集市。

我充分利用这个优点，给妮娜买鲜花，买葡萄。送花表示关心，表现风度。表现出风度和关心，妮娜会很高兴。

我不好意思拿着鲜花上街，就把鲜花藏在公文包里。

买葡萄的队排了有近300米。如果我排到队尾去，那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等着这300米长的队一点点的前进，可我急着去见妮娜。

我径直走到售货员那，递给她一卢布对她说：“给我一公斤葡萄。”

接下来，事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在电影中这被称为平行剪辑手法和对比剪辑手法。在我身上平行剪辑和对比剪辑同时进行着。

售货员笑呵呵的给我称葡萄，她挑出熟透的葡萄串，把不新鲜的葡萄粒摘下去。她这么做是因为我并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而且还因为我像斯莫科图诺夫斯基。

同时，排队的人注意到了我，一个老头站了出来，为他们的利益抗争。本该轮到他买葡萄，而且他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一卢布。

“年轻人，”老头严厉地说道，“我没有看见你在这排队……”

“对啊，”我承认道，“您当然不会看见我了，我刚刚走过来。”

“我说一句，您可别生气。”老人责备地说，“如果你之前离开了，你应该先说一声。下次你要等到后面来了人，然后再去做自己的事情。”

“好的！”我保证到。

我拿着葡萄走了。大家在我身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我。

妮娜住在果戈里大街，离市场有三站地。我本可以坐电车去，但是我选择步行，因为我没有合适的零钱：只有三戈比和五戈比。而且电车停在妮娜家的对面，我不喜欢过马路。

有人说我很奇怪。比如，我吃得很多，但是我还是很瘦。我翻译小说，尽管没有人让我这么做也没有人给我钱。我不做家教，尽管很多人求我，而且许诺给我每小时两卢布五十戈比。

妮娜说我性格怯懦，神经紧张。

妮娜的爸爸说，一个25岁的人已经不会神经紧张了。

妮娜的妈妈说，这和年龄没有关系，这和个人体质特点有关。

对我的性格特点她是不太能瞧得起的。瞧不起我，因为我住在一个什么夏拉普京胡同儿，而不是住在市中心。瞧不起我，因为我不是出身教授家庭，我没有过冬大衣，我不拍电影，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并且我赚得没有她多。

假设为了让妮娜的妈妈喜欢我，我能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然后搬到高尔基大街去。我能给自己裁制一件不错的大衣，我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是要赚得比她多我可是办不到。

妮娜妈妈是美容师。她在家配制面霜，但不是给她自己用的。给她自己用的是去波兰商店“万达”里买的。她做的那些是卖给顾客的，三卢布一小盒。

制作方法妮娜妈妈是严格保密的——害怕稍微提示一点，大家就都猜到了，然后也可以自己做面霜了。

比如我就可以做，因为我知道秘密。它很简单，就像一切奇妙的东西一样。需要两管不同的面霜，每管十五戈比的那种，可以在药店买，可以在化妆品商店买，可以在澡堂附近买，总之看你去哪方便，不用过马路。取出两管，把一管面霜挤出来，再把另一管也挤出来。用小棒或者小勺把他们混合在一起——最好是用小棒，因为小勺会有杂味，再倒点花露水，加点香味，然后把它们分装在小盒里。这就做好了。

在我看来这并不难，只要愿意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替代妮娜妈妈的工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她有自己的看法，和我可不一样。她走路带着优越感，她的皮肤很白皙——波兰面霜嘛，说是用蜂蜜和柠檬做的。她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个人观点，讲这些的时候总是说得很慢，而且带着鼻音。

在妮娜的家里认为她爸爸比她妈妈差很多。他是一名工程师。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但是就像妮娜妈妈说的，好人——不会因为这个特长付钱给你的。

这些我都明白，因此我很少去妮娜家里——只有她病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和妮娜认识五年了，但是我们的关系到现在也不是很明确。在这其间里我们有很多愉快的事情，也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关心妮娜是上帝交付我的事情。而我不知道，到底是不这样我就不能活，还是除了她我就没人可关心了。

直到现在我也不懂，所以我们总是吵架。

昨天我们又吵架了，而且我还犹豫着，要不要拿花去看她。但是我能想象到，她神经兮兮地时断时续地笑着，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她对所有人说，终于离开了我，晚上也不睡觉。所以我还是决定下班之后去她那，好让她别再吸烟，晚上好好睡觉。

说实话，我们吵架的时候我就开始把自己想得比实际要坏，而把妮娜想得比实际要好。我开始用妮娜妈妈的眼光看待问题。但是我希望用妮娜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邻居给我开了门——她数错了铃声次数。

妮娜的房子住着八户人家，大门上钉着名单，上面按字母顺序列出所有住户的姓名，姓下面注明铃声数字。

妮娜姓的下面标的是8声，因为她姓的首字母是ii，所以自然排在最后。

每次当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慢慢地按铃，然后在每一声之后都停一会，那么房子里的人就会像动画片一样，按照字母顺序从每一个门里探出头来。探出头来数着声音。

我快速地按了8次铃。想象着那种情景：所有人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嘴唇翕动着，匆忙地数着铃声次数。

今天给我开门的是邻居，她的姓是字母m开头的，所以在名单上排在妮娜的前面。经常是她给我开门，所以我们很熟。

当我进屋的时候，妮娜正在制图，俯身在桌子上，灵巧的画着圆圈。半个床单那么大的纸上画满了箭头，小圆圈和小方块。

妮娜看到我，停下了手里的活。她直起身，由于意外，兴奋，由于争吵以后的怨气，由于我正巧碰上了没有化妆的她，所以脸红了起来。

我的妮娜有时漂亮有时不漂亮。有时无拘无束有时腼腆害羞。有时聪明有时愚蠢。她最喜欢的问题是：“这好还是不好？”——而且每次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

妈妈和我打招呼，比往常热情，她抓起盐到厨房去了。我懂了——她知道了我们的事。

我脱下衣服，坐在沙发上。妮娜又开始画图。我们都沉默着。

她显然是想和我说些可以一劳永逸的事，但是她等着我先说话。但是我没有打破沉默，这惹怒了她。

电视开着呢。正在播出《走进歌曲》节目。桌子后面坐着歌曲监制和歌手，他们轻松随意地谈着，气氛友好。

一会儿大家都不作声了，屏幕上开始放歌曲，一名演员动着嘴唇，努力地对着口型。扮演飞行员的演员唱了两首类似风格的歌曲——一首用男高音唱，一首用男低音唱。

节目结束的时候，主持人列出制作这个节目的工作人员。我想要是这些人晚上都梦到了彩虹该多好啊！

“瓦利亚！”——妮娜放下铅笔。她绷不住了。

“首先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尊敬我？”

她要是总是很聪明就好了。

“你从哪里看出来我不尊敬你了？”

“我们说好七点见。我等到七点十五，站在那里，搞不懂自己是什么人……我都不讲什么爱情了，好歹要懂礼貌吧……”

最后一句话不是妮娜自己想的，是从菲舍尔主演的德国电影《趁你还在我身边》里借用的。

“我七点十六分到的，你不在了。”我说。

“为什么你七点十六才到，我们不是说的七点吗？”

“我过不去马路：那的地铁旁边是个转弯——没人知道，哪个车是要转弯的，哪个车是直行的。”

“你说什么谎？”

“我没有说谎。”

“就是说，你认为我是傻子吗？”

“有时候是这么认为的。”

妮娜惊奇地看着我。按照她的剧本我应该说：别说蠢话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你是傻子。

然后她再说：得了吧。我就是个十足的傻瓜，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耗费在你身上。

但是我重新配了牌，所以妮娜不得不换一套新的台词。

“得了吧……”她脱口而出。我全都预见到了。

她在那看什么？好像问题在于我到底是七点到还是七点十六到。问题的根本是

我没有求婚。

“你在看什么？”我问道。

“看你在说谎！”妮娜的脸更苍白了，可能她昨晚确实没有睡觉。

“我说的是实话，你却不相信。”

“你知道吗，我昨天离开……”

我知道了，妮娜决定不换新的台词了，还是说昨天晚上准备好的那套话。

“你已经习惯了我总是等着你。我等了你五年了。但是我不会再等了。明白吗？”

这个时候是该站起来求婚了。但是我沉默不语。

哈萨克斯坦的草原上有高鼻玲羊，这种动物和鹿很像。我在电影里见过。高鼻玲羊和猛犸象是一个时期的物种，但是猛犸象灭绝了，可是它们活了下来，尽管起源古老，可它们的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九十公里。

雷尼卡•奇卡林跟我讲过，晚上和地质学家开卡车去捕猎高鼻玲羊。一旦高鼻铃羊看见车灯，它就不会转弯了。有可能是因为夜晚的草原太黑暗了，它怕陷入到黑暗中。

我想象着当它这样跑着的时候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我很擅长想象，所以不想打猎高鼻玲羊。只是想抓着卡车的车沿，置身在广袤的草原，透过明晃晃的车灯看一看这奔跑着的古老野兽。

如果毕业之后我在莫斯科无牵无挂，可能我会亲眼看到这一切。但是我有牵挂，我担心自己现在哪也去不成了。如果娶了妮娜，那就是说除了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外加一些像克里米亚和高加索那样的疗养城市，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妮娜等着我回答，但是我沉默不语。

“你就是说谎，像你说你每晚搞翻译，”她忧伤地说，“你的译稿在哪呢？你哪怕给我看过一次呢……”

“根本没有什么译稿。我晚上都去雷尼卡那，有时候去饭店。”

“我没和你开玩笑，”妮娜走到我跟前。“你去了哪儿，我……嗯……行了……对，给我看看你的译稿。”

“真没有什么译稿，”我认真地说道，“我没带你去雷尼卡那，我们一起五年了，我已经厌烦你了。那里有别的姑娘。”

妮娜笑了起来，坐到我旁边，我突然感到一阵寂寞。我自己都不知道，惊奇地发现什么时候我抱住了她。妮娜快速得扫了一眼门。我紧紧地把她抱在身边，听着她在我膀子上的呼吸声，我想这是真实的。

“傻瓜，这才是你。”

这一句妮娜不是设计好的，这是她说出的第一句聪明话。今天还没有结束，如果我够幸运的话还能听到第二句。

六点的时候爸爸回来了，大家都上了桌。最近一段时间每次都留下我吃晚饭。妮娜的妈妈给我们盛汤，她的眼睛从我身上扫到妮娜身上，又从妮娜身上扫到我身上。她想从我们的表情里看出来我们是不是和好了。

“别洒了。”爸爸说道。他穿着睡裤坐在桌旁，尽管妻子每次都跟他说这可不文雅。

从我们的表情中妮娜妈妈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这样什么也不知道她受不了了，于是她问到：“嗯，怎么样？”

妮娜的脸红了。

“妈妈！”

“喂，我是问，汤怎么样。瓦利亚，你觉得汤怎么样？”

这汤不能说是美味，但比我在学校喝的要好。

“一般。”我说。

妮娜妈妈惊奇地看着我，因为只有最粗鲁的野蛮人才会吃了给他的东西，再抱怨东西不好吃。有这种情况——说谎比讲实话更有礼貌。但是今天我头上挂着彩虹。

“非常好喝，妈妈。”妮娜马上说道。

这是她的又一句聪明话。如果事情照这么发展下去，那今天她要打破记录了。

“瓦利亚，您在《真理报》上读到了吗，老鹰撞上了飞机？”爸爸问道。

这未必是他想说的台词。只是知道，妻子会再问他一个关于汤的问题。经过二十五年旳共同生活他已经记住了她所有的问题和答案。

“读到了。”我说。

“什么，讲什么了？”妮娜感兴趣地问道。

“好像是一架客机飞到了某个山里。然后迎面飞来了三只老魔。一只鹰飞得太快了，直接撞到了飞机上。”

“白痴！”妮娜妈妈说。

“嗯，嗯……”妮娜在凳子上显得坐立不安。

“老鹰的前胸被击穿了，像石头一样掉下去，另两只飞走了。”爸爸接着讲完了。

“应该这样想，”妮娜妈妈说。假如她是那两只老鹰之一，估计也会飞走的。——“傻瓜中的傻瓜才会用前胸去撞飞机。”

“这好还是不好呢？”妮娜看着我。

“对于那只鹰来说不好。”我说。

“你什么也不懂……”妮娜的目光越过墙看着什么，就像巴甫洛夫越过我一样，我开始深思：是啊，这好还是不好呢？我会用前胸去撞飞机吗，我会像另两只老鹰一样飞走吗？

“你想啊，”妮娜一字一顿地说，“也许它觉得那飞机是一只鸟。”

她的目光透过墙：手里拿着一块被遗忘的面包，她的脸显得深受感动，焕发热情，浅绿色的眼睛那么清澈，好像被洗涤过一样。如果我知道她可以去看高鼻铃羊，我就答应一生都呆在这个房间里，哪也不去了。答应每天和她妈妈相处，每天在学校门口去迎桑佳——只要我知道，妮娜可以去。

除了妮娜妈妈大家都想着自己的事，沉默着。

她显然在思考我到底求婚了没有，她大声地谈论着那个抛弃妻子另寻新欢的邻居，说他不管孩子，妻子有胃溃病而且收入微薄。

这人的姓是字母a开头的，按门铃只需要一下，因此我从没有见过他。而站在邻居的角度，也不会看出那位妻子的胃溃疡和她收入微薄。

“生活了10年了然后……怎么能这样？！”妮娜妈妈很气愤。

“我也会这样！”我说，“我要是您那位邻居我早就走了。”

妮娜笑了起来。

“什么？那您觉得孩子怎么办呢？”妈妈问道。

爸爸对着盘子笑。

“离开了妻子，不是离开了孩子。”

妮娜又笑了起来，尽管我没有说什么好笑的。

“可是要知道有那个……”妮娜妈妈开始寻找合适的词汇。我似乎都听见了她绞尽脑汁的声音。

“准则。”爸爸提醒说。

“准则。”妮娜妈妈应答道，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本应该说，当然有准则，而且正派女人有义务严格遵守。但是我却说道：“如果彼此厌恶的话，哪还有什么准则？”

爸爸想说些什么，但是他噎住了，咳嗽了起来。

妻子想告诉他这可不“文雅”，但是只是挥了一下手，快速地说到：“鲍利亚叔叔叫周六去那吃饭。去吗？”

就是说，打算把我介绍给未来的亲戚了。

“今天叔叔没给您打电话吗？”我问道。

“今天为什么要打电话？”爸爸没有懂。

“不为什么。只是我等着什么时候你们会出去……”

妮娜扔下叉子哈哈笑起来，妮娜妈妈说：“这是年轻人在扮酷。”

“扮酷”翻译成俄语的意思是“标新立异，竭力留下印象”。

真奇怪，我今天一整天只是尽可能地做我自己，但是没人把这当真。售票员以为我在逗她玩，薇拉•彼得罗夫娜觉得我在和他调情，老头觉得我生气，妮娜觉得我在说俏皮话，而妮娜妈妈觉得我在扮酷。

只有孩子们真正理解我。

妮娜爸爸妈妈离开了。剩我和妮娜两人在家。

妮娜可能以为门一关上，我就会跑过去拥抱她，她甚至已经准备好如何应对了，类似于：“你以为我是什么女招待吗。”但是门关上后，我坐在沙发上，一语不发，没有跑过去。

这让妮娜很扫兴。紧闭嘴唇，她开始收拾桌子，把盘子弄得叮当作响，以此表达不满。

我想起来我的包里还放着给她的花，拿出花，默默递给她。

妮娜很吃惊，手里的盘子差点没掉下来。她用两只手拿着花，认真地看了它们很久，尽管上面没有什么可看的。然后她走了过来坐到我旁边，把脸贴在我的肩上。我的脸贴着她柔软温暖的长发，我感觉我可以一辈子就这么坐着。

妮娜抬起头，抱着我，用读诗般的语气问道：“周六去鲍利亚叔叔那吗？”

五年的时间我也没能理解她的思维是怎么跳跃的。

“要没钱了，去呗。”

“你今天真可爱！很不一样。”

“我不说谎，所以很不一样。”

电话响了。妮娜的手放在我的脖子上，我不想接，妮娜也不想。我们坐在那等着铃声不再响。

但是越等越响。我拿起了听筒。

“不好意思，瓦利亚在不在？”电话那头的人腼腆得问到。我听出是雷尼卡的声音。

“在啊。”我说。

“你这畜生，这是谁啊！”立刻变成生硬的男中音。雷尼卡也听出了我的声音。

我想起来昨晚答应他去他那的。

“您好，雷尼卡，”我打招呼道。

“什么什么？”我的朋友以为他听错了，因为类似于“您好”，“再见”“请”这些词汇，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忘了。

“您好。”我重复了一遍。

“你疯了吗？”雷尼卡好奇地问道。

“没有，只是很有礼貌。”我解释说。

“他觉得，礼貌。”他说到，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和旁边的人说的，因为他的声音离远了些。“等一下，有人拽话筒。”这句是和我说的。

话筒里传出嘈杂声，然后我听到呼吸声，接着传来了尖厉的女人声音：“瓦利亚！”

莫斯科的另一端有人给我打电话，而我沉默不语。不想说谎，而说实话——更不想。

说实话——失去坐在我身后的妮娜，我已经习惯了关心她。

我放下了听筒。

“谁啊？”妮娜惊讶地问道，她的眼睛看起来就好像是差点撞上了一辆卡车。

“女人。”我说。

妮娜站起身，把餐具拿到厨房。

她进进出出，而我坐在沙发上吸烟。

心情很不好，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过了我想过的一天，谁也不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啊，所有人都带着惊奇看我，但是对我都很好。

我今天发现善良的人要比邪恶的人多得多，如果所有人都彼此说真话，甚至是在小事上，那该多好啊！

因为如果在小事上说谎，那就会有惯性，然后在大事上也会说谎。

今天对于我来说优势是很明显的，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明天再想重复今天这些事——售票员会对我罚款，薇拉•彼得罗夫娜会把我开除，老头把我揪出队伍，妮娜把我赶出家门。

看起来只有你一直从不说谎地生活，你才能说实话。否则——或者说谎，或者放下听筒。

妮娜进屋来了，开始收拾茶杯。

“想什么呢？”她问道。

“我想，没有谎言的生活比说谎的生活要好。”

妮娜耸了耸肩。

“这个傻子都明白。”

原来，傻子明白，我糊涂。确实，桑佳和妮娜妈妈清楚的道理中，有很多我却不明白。

但是，就连雷尼卡看清的那些道理，有些我还没认清。

雷尼卡和我一起毕业，而且也有两个女人需要他留在莫斯科。但是他还是去了自己神往的草原，而我没有。我只是想想罢了。

再过几年，我会变成一个“想想罢了”的人。妮娜将不再说我，而改称我为“失败者”。

“你明天打算做什么？”

“毁了自己的一生。”

妮娜本想笑起来，可是却突然脸红了，低下头，迅速地把茶杯拿走了。可能她以为，明天我打算向她求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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