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重温“在教言教”

就我们基督教而言，笔者无比期望我们的牧者都能“言教”，并且“言”好，别再不务正业，作为牧者，倘若连“教”都“言”不好，想“言”什么都不过是梦话！另外，我们的牧者在“言教”之时，一定要坚持“在教”的立场，别再人云亦云。当然，政界和学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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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5日，全国政协宗教事务组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宗教问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出指示：“政府与宗教只求政治上一致，不求思想一致，各宗教应在教言教。”周恩来的这一论述，简明而清楚地阐明了政府和宗教的关系及政府对宗教界的要求。政府要求宗教界在政治上与之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是要求宗教界放弃或改变各自的信仰主张，这种合作是在各宗教“在教言教”的基础上进行的。事实上，当宗教界真正做到并做好“在教言教”时，就可以在各自的领域里“保一方平安”，这本身就是对政府的一大贡献。因此，直到今天，周恩来“在教言教”的说法依然被时常提起。令人不解的是，“在教言教”的说法本来是说给宗教界的，但今天时常提起这一说法的，却往往不是宗教界，有时是政界，有时是学界。可见，宗教界似乎已经忘却了政府“在教言教”的这一要求。因此，笔者认为，宗教界有必要重温“在教言教”，这将有益于我国宗教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笔者耳闻目睹了宗教界的不少咄咄怪事，导致这些事情的因素会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宗教界未能很好地“在教言教”。因此，笔者认为，宗教界应当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深思“在教言教”，一个角度是第二个“教”字，另一个角度是第一个“教”字。

首先来谈“在教言教”中的第二个“教”字，所要强调的是宗教界要以“教”为工作的主要内容，与之相对的是“在教言他”。宗教界的工作重点，当然不能离开宗教，因此，“在教言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宗教界“在教言教”，就像农民“在农言农”、商人“在商言商”一样天经地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前宗教界有些人并没有“在教言教”，不少人是“在教言他”，有人“在教言政”、有人“在教言商”、有人“在教言名”、有人“在教言利”……由于宗教的特殊地位及宗教界人士的特殊身份，宗教界人士所接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事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尽管时下的宗教界人士大多已经走出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偏激和狭隘，并且也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各样的教外知识，但依然难以摆脱在其他领域里“外行”的尴尬。因此，宗教界在宗教之外，无论“言”什么，都是“言”不好的，尽管宗教界希望为社会在宗教之外贡献力量的努力在动机上是好的，但由于在“技术”上的缺欠，往往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令人担忧的是，当前的某些宗教界人士，什么都“言”，独不“言教”。其实，周恩来“在教言教”的指示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政府并不要求宗教界“在教言他”，只要“在教言教”就可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教言他”，其实就是越俎代庖，就是不务正业。宗教界不热衷于自己“内行”的宗教，却热衷于自己“外行”的其他领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在这里，笔者要引用两位著名宗教学者对宗教界“在教言他”的担忧。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他是从宗教机构的角度来谈的，他说：“这些宗教组织在嬗变为‘准政府’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减少其‘非政府组织’（NGO）的特色，不能很好地‘在教言教’，而变为‘在教言政’或事实上的‘弃教从政’。其结果是，这些宗教机构会逐渐失去其对广大信众群众的灵性感召力和吸引力，与政府本来为之设定的目标渐行渐远或背道而驰。这样，有宗教需求而不是政治兴趣的群众则可能在这种‘变质’的宗教机构之外另行寻求新的宗教组织及其崇拜形式。”“由此而论，政府承认、支持的‘合法’宗教机构必须要真正成为‘宗教’，回到其宗教性质的本色定位，首先做好宗教‘分内’的事情，对其信众进行‘心灵’教育、灵性培育和信仰指导，而不是去简单、直接地重复政界的‘政治’思想和作为。也就是说，宗教界所应发挥的是其宗教的功能和影响力，而应将公开或隐性的‘政治权威’还原给政府机构。”另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牟钟鉴教授，他是从宗教界人士的角度说的，他说：“除了教内办好宗教院校、健全教内读经、修习、晋升制度以外，社会要为宗教界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加强教内外学术交流，大学要为他们提供进修的机会和门径，政府要鼓励他们在教言教，精进于教理教务、研读中华文化典籍，少一些应酬、多一些潜修，少一些政治性活动、多一些理论性研讨，使他们成为学养深厚的人。”两位学者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指出，当前的宗教机构和宗教界人士，都未能很好地“在教言教”，作为“旁观者”，他们的观点实在应当引起宗教界的重视。

接着来谈“在教言教”中的第一个“教”字，所要强调的是宗教界要以“教”为坚持的基本立场，与之相对的是“教外言教”。当前，“言教”者不都“在教”，“教外言教”者为数不少。卓新平博士对当今“言教”者有一个分类，很有见地，他说：“一般而言，在当今中国宗教研究中有三支队伍，即政界、教界和学界，各自都对宗教有相应的考量和探讨。其中政界关于宗教的言述不多，而政界的声音一旦发出，则基本上为其定论，凸显出政治的权威。教界的言述多遵循其教义、传统而行，并体现出其‘在教言教’的特色，宣教护教是其基本义务，以保持其信仰的一贯性和持续性。学界虽‘人微’却并不‘言轻’。正因为学界没有、或少有政治、宗教的负担，故而会在‘一身轻’的处境中敢言、善言、且多言，以数量取胜，或以惊人之语来振聋发聩，去影响社会和舆论。因此，从这一意义上则可以说，在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发展中，学界在一定程度上乃占有以言论道、以学求道的优势，可以与政界、教界的宗教研究形成互补的态势。”政界、教界、学界这三支队伍中，教界属于“在教言教”，政界和学界都属“教外言教”。三支不同的队伍对宗教的理解一定是有所不同的，但又不是完全独立的，三者“和而不同”，“形成互补的态势”，对三支队伍的宗教研究都有好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的三支队伍中，声音最弱的就是教界。近年来，政界和学界在宗教问题上时有新的观点，但很少听到教界的声音，即便偶尔会有一些声音，也很难说是宗教界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正如前文所言，当今宗教界“言教”者本来就不多，然而，就是这一小部分“言教”者，也往往不是“在教言教”，虽然他们身在“教”中，但不能真正代表“教”的立场，因为他们那些有限的声音，要么是跟在政界的后面亦步亦趋地作政治表态，要么是跟在学界的后面人云亦云地作“学术借鉴”。没有自己的看法，而只是简单地重复别人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教外言教”，算不上“在教言教”。倘若宗教界总是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与宗教自身不利，也与政府和整个社会不利。笔者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身在教界，却非要摆出一副政界或学界的架势？怎么看都不像个宗教界人士。作为宗教界人士，却不能站在宗教的立场发言，不知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时下的宗教界急需一批真正能够“在教言教”的学者，为三支队伍中的教界多多增添声音。当宗教界真正能够发出“在教言教”的声音时，就既能为学界的研究提供资源，又能为政界的决策提供参考。

就我们基督教而言，笔者无比期望我们的牧者都能“言教”，并且“言”好，别再不务正业，作为牧者，倘若连“教”都“言”不好，想“言”什么都不过是梦话！另外，我们的牧者在“言教”之时，一定要坚持“在教”的立场，别再人云亦云。当然，政界和学界的声音，我们都应重视，但我们决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我们有理由相信，政界和学界都期望听到教界的声音。走笔至此，回望本文，发现引用的观点要么来自政界，要么来自学界，没有一句来自教界，尽管试图在网上搜索，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由此，笔者越发感受到宗教界“在教言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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