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林距离  达世奇: 在斜坡上“扭秧歌”

中国的画家，也需要一个视觉的斜坡，才能爬上理解梵高的山顶。...



有画友赞忻东旺作品，我去查看。作品写实，学弗洛伊德技巧，表现中国底层市民。我曾见过其他画家也有类似的作品。

回顾三十年，中国的写实人物油画基本上分成两个走向：

一、“幽默写实主义”。作品有伤感和讽刺漫画的特点，是那个时期画家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使他们成功登上当代艺术舞台。但是到了后期，老面孔仍然在重复中迂回。没有将感受提升为一个既有独立的哲理，又摆脱模仿西方已有的艺术躯壳，来表现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二、保持较严肃的传统写实。这个画家群数量庞大，都是美术学院认认真真的毕业生。其中又有两种发展：1.被称为“学院派”或者“实力派”，继续画传统写实，画西藏少数民族，上海旗袍妇女，裸体美女和各地的风俗化美女等等。2.有求变图新的愿望，如忻东旺。当英国人物画派弗洛伊德出现时，他们集体被惊艳到了。

有国内理论家撰文介绍毕加索的历史性影响，说毕加索将人物形象打碎是划时代的视觉转变。其实艺术的发展永远是斜坡向上，即使有小阻碍，也有视觉上的衔接。我说的斜坡，是指从客观写实的山底，逐渐向上爬到抽象的山顶。这是画家本人，也是整体社会对外形的渐渐抽象，从惊讶抵触，到习惯接受的过程。

纵观艺术史，比较有视觉断崖感的是印象主义，因此会在社会上造成重大冲击，批评如潮。由于年份接近，这种断崖感还拖累了后印象主义。但是早期的印象主义画家，他们的学生时期还很古典。在巴比松野外写生的带动下，他们发现古典写实不能再现室外的光线。他们用新的技术来更替古典的手法，但是目标还是客观写实。就在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真实被观众理解之后，社会原谅了他们表现外形的松懈与简化，因此印象主义才是艺术史肢解外形的转折点。之后的艺术发展，不论是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还是立体主义，都没有造成冲击社会的波澜。因为在后印象主义之后，大众度过了从感觉到观念的转变，爬上了肢解外形的视觉斜坡。

毕加索从年轻到去世，每一个时期都在创新，他是西方第一位多变而又成功的艺术家。人们为他的个人创造力打出高分，而不是立体主义肢解外形的影响力。

中国艺术家在上世纪末对西方艺术的了解，梵高肯定比弗洛伊德有更大的知名度。1980年，我在艺术学院学画梵高的短线色彩并置时，有同学表示对梵高难以接受。那个时期，没有人知道弗洛伊德。为什么中国的写实艺术家开始求变时，是受到晚辈大师弗洛伊德的冲击，而不是100年前的梵高？因为对中国艺术家来说，他们不是站在西方的斜坡上，而是隔岸观火。梵高成了中国传统写实对岸的断崖峭壁。中国的画家，也需要一个视觉的斜坡，才能爬上理解梵高的山顶。弗洛伊德，正是这个斜坡，引导了中国写实油画爬出了传统的陷坑。

在经历了徐悲鸿严谨而细致，和前苏联学院派的沉重和结实的写实之后，弗洛伊德的出现使中国画家一面倒的成为了“弗粉”。他的画笔那么潇洒轻松地转几下，竟然可以把人体的重量与体积表现无遗。这是弗洛伊德成为中国画家视觉斜坡的第一点。第二点，弗洛伊德画赤裸的胖女人与老男人，用表现性的扭曲与“画丑”来摆脱古典写实的人体完美感，成为另一种忠实于对象的写实楷模。因为像胖女人类的人物，在西方普遍真实存在，已至被中国画家误解为在当代抽象泛滥时“写生模特的回归”。

有一个同类的例子：罗马尼亚画家柯尔尼留-巴巴的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时，也是一个“斜坡”，引导了一些中国画家学习模仿。同样是写实中的表现主义，跟随巴巴的画家，把画面结构中的黑白对比力量，人物概括的钝拙，近于漫画式的扭曲形象，一并带入自己的画中，变成了一个程式结构。人物要表达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异域形象和黑白灰对比的节奏。因此，中国画家中跟随者不多，原因就是巴巴粉丝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成了挺像外国人画了一幅“好画”的追随者。

弗洛伊德的粉丝们开始时也走同样的弯路，大家都去画胖女人。有领悟者先知先觉，这些胖女人是西方真实的底层社会人物，但并不是中国的。因此，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本土的底层人物：农民，工人和街头小市民，如忻东旺的作品。

无意中，一个有生命的绘画流派诞生了。它在中国绘画史上没有出现过，是符合现实主义精神的。它与罗中立“高大上”的《父亲》不同，是中国渺小卑微的“人类生物”。它又与西藏题材花色藏袍的表面性不同，是最常见的底层汉人，更具有自然生活的元素。在弗洛伊德的视觉斜坡上，这些画作无意间地爬到了梵高与高更的阶段。虽然在造型与色彩上还有些距离，但是社会底层与本土化的主题精神与梵高和高更吻合，因此我把他们称之为中国的“后印象主义”。

但是，千万别认为这些作品可以与梵高，高更和弗洛伊德比肩。因为梵高时代，社会主义思潮是把底层劳动者推向社会的前台。同时，梵高的艺术技巧直接衍生出奔放的表现主义。而高更表现的塔西提土人，启发了原始艺术和象征主义。弗洛伊德表现现代文明病，肥胖，精神倦怠，是为当今社会的病态把脉。反观中国的“后印象主义”，他们画的底层人物，也同样是一百年以来的底层民众。他们虽然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完全代表今天的时代。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中国有益，但其艺术形式不会给后人带来影响。如果他们在造型上有更多扭曲，又会走回幽默写实主义的老路。

原载于2016年11月19日《新民晚报》

C02: 文艺评论, 作者: 达世奇

（陈优君 编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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