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秋天的记忆

 

进城念书

1986年秋，乡村邮递员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省城一所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收到通知书的那一刻，父亲铁青了很长时间的脸色终于变暖，母亲的眉头也开始舒展。记得那天，公鸡第三遍打鸣，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空，大山连着大山，用浓雾裹着；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我听到露珠“扑扑”滴落的声音；山坳里回荡着几声狗叫，村子显得更加安静。母亲起床，点燃煤油灯，黄豆般的光点很淡，母亲用火柴棒挑了挑灯芯，屋子里的灯光渐渐明亮起来。她起身为我炒了一碗酱油鸡蛋饭，然后腾出她陪嫁时的红木箱子，把我去省城上学穿的衣服和日记本整齐地放进木红箱里。我在一旁看着母亲利索收拾的身影，想着要在天亮前赶到十公里以外的村子搭上去省城的班车时，憧憬和喜悦已经落在我的脸上。
收拾妥当，母亲用麻绳绑着箱子，用扁担将箱子挑起，扁担的另一头挑的是一筐鸡蛋。我也挎着上初中时母亲给我缝制的帆布书包，里面装的是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课本，我不知道这些书带去还能否派得上用场，因为，我考取的是中等师范，学的是幼儿教育专业，我想，这两本书可以在空闲时拿出来复习或解闷。就这样，我和母亲，踏着月光，翻过两道很深的山岭，走在坑洼狭长的泥巴公路上，鞋子已沾满了灰尘。路上，母亲絮叨着：穷人家的孩子，唯一能走出大山的，就是念书；只要走出大山，才会有出息。母亲的步伐很矫健，扁担在她肩上发生咯吱咯吱的声响，很有节奏，等我们赶到车站时，天亮了，母亲的絮叨也停了。
开往省城的班车每天仅往返一趟，车里挤满了挑着山货去城里赶集的山民，我和母亲只能站在过道，木箱子被母亲塞进了别人的座位下面，唯有那一筐鸡蛋，母亲紧紧地拽在胸前生怕被人挤破。
班车在公路上停停靠靠，摇摇晃晃，95公里的路程行驶了近五个小时，到达省城已是中午十二点二十分了。简单吃过，转乘公交，我跟在母亲身后，满眼追寻着城市的热闹和新鲜，城里的人很白净，城里楼房很高，城里的人也多。学校地处繁华的市区，校园里有高大浓密的梧桐树，通往教学楼的大道上铺满了层层落叶，红的、绿的、黄的，像一张厚厚的彩色地毯。母亲为我办理了入学手续，帮我铺好的床位后反复叮嘱：好好念书，念好书才会有出息。晚上不要蹬被子，小心着凉。要记住，读书不能三心二意。母亲絮絮叨叨了一阵，我也鸡啄米似的点头了一阵。母亲又仔细地检查我的书本，我的箱子，生怕落下我需要的生活用品，还有生活费，等到一切弄妥，她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我目送母亲到校门口，折回去又收拾自己的事去了。

走进新学校，认识新同学，领取新课本，这一切对于我来说，心情都是美丽和幸福的。等整理好自己的寝室床位，准备去教学楼时，我却看到了校门外的母亲，她正拿那筐鸡蛋拼命地跟人家讨价还价，只见那人塞给母亲几块钱后拿着鸡蛋迅速地走了，母亲紧紧地拽着钱转身离开，我看了看时间，离当天返乡的班车开出仅有十五分钟。我不敢靠近母亲，怕碰触到娘俩不舍的目光。我扭过头，飞快地跑进教室，佯装阅读来掩饰自己奔涌的泪水。
城里的新鲜和好奇，对于十五岁孩子来说，只有瞬间。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时，思家，想母亲，第一次离开母亲的孤独无助在袭击着我的神经。
我想母亲，就躲在被子里哭。想母亲那匆忙离开的身影，她赶上那趟回乡的班车吗？她一个人，会不会走丢呢？平常她也没有机会走出大山来到省城，她能照顾好自己吗？
我想母亲，就不停地写信，一天一封地写。但，书信就像蜗牛，慢腾腾地从城市爬向山村，到了山村，还要翻几道岭，再翻几座山，才能看到我的家，那些乡村邮递员怎么会天天往我们家送信呢？好不易等到母亲的来信，几句话简简单单，多穿衣服，照顾好自己，好好念书。偶尔，母亲会在信中夹上五毛或一块钱，说要我去买些好吃的。
我想母亲，就不停地在城市寻找家乡人。去建筑工地找，去商场找，在公交车上找，只要听到有人用家乡话交谈，我一定会上前去搭讪，不放过任何一点关于家乡、关于母亲的消息的机会。我甚至想，母亲肯定会托人捎上一罐剁辣椒，还有葛根糕给我。可是，母亲太忙碌，她有三个孩子要吃要穿要上学呢。
母亲把我扔进了喧闹的城市，任我在城市里挣扎沉浮，一年、两年……三十年。家乡的印记在脑海中渐渐模糊，岁月撕扯着我年少的记忆，慢慢变老。岁月染白了母亲的头发，佝偻了母亲的身躯。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干枯的双手，我有很多话要说，却堵住了喉咙。在回乡离别的那一刻，泪水已种满了山坡，洒满了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