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民主的鸡毛蒜皮
人生的道理不都在鸡毛蒜皮里吗？...
前些天隔壁难兄难弟省高招计划的狗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段子手们纷纷祭出大招，微信群里“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层出不穷。刘瑜几年前的那篇《谁有特权上大学》也被重新翻出来，和现状遥相呼应，转发颇广（可参见“文汇教育”公众号5月14日头条）。
《民主的细节》就是这篇文章所在的那本书。当时被它吸引，和序言里的一句话很有关系。刘瑜说：“我的这本书，就是试图用‘讲故事’的方式描述这个‘制衡机器’（指美国政治）的运转。” 对我等只对民主有所耳闻却不得其门而入的读者来说，故事当然是非常有诱惑力的方式。
刘瑜讲故事的风格不属于老大姐的语重心长，也没有愣小子的尖锐锋芒，倒更像个有点学术背景的朋友在聊一些看到听到的事，让你能一窥政治这个圈里的面貌，又能回头对照自己身边的种种，然后会心一笑。当然，这笑里常常充满无奈，或者嘲讽。等后来的作品《送你一颗子弹》、《观念的水位》出来，一并都收了，不过，还是觉得第一本最有趣。
为了证明我不是在盲目地表扬它，挑其中的三篇分享一下非典型读后感。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
“提高最低工资”看上去就是最好的“保护弱势群体”的例子，但它并不像口号喊起来这么简单。让我们来看看它可能带出的多米诺骨牌：
提高最低工资→企业裁员，失业率提高→政府禁止企业裁员→企业不雇用新员工→政府强制企业雇佣新工人→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下降→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企业把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中由消费者买单→政府强制降低企业的利润率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死灰复燃的计划经济。政府、企业、就业人员，几败俱伤。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
这篇文章对我个人的意义是：每当看到让大家热血沸腾纷纷站队的内容时，我开始警觉地停下来，闻一闻里面有没有道德陷阱的味道。
比如一度在朋友圈刷屏的“拐卖儿童一律死刑”的呼吁。重刑的呼吁可以理解，但如果真的拐卖儿童一律死刑，对孩子来说一定是件好事吗？当他们在人贩子手中时，会不会因为贩子破釜沉舟的心态而丧失生存的希望？
再比如某政协委员“产假应延长至三年”的提案，让很多职场妈妈们一思兴奋，再思忧虑，如果这个照顾带来的是女性在职场上整体竞争力的降低，到底是对职业女性的保护还是伤害？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是理性。
“哗众取宠主义”
看，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污染大众的感官，挑战道德的底线。
想象一下如果广电“总急”看到了这样的局面会如何抓狂，噢不，它不会有机会抓狂的，因为它根本不可能让这样的局面出现。
“但是”，刘瑜说，“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去退还它的另一面。精神的自由是一片阳光雨露，它可以培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精神的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么玫瑰也必将不保。”况且，“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那么清晰可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罂粟和玫瑰。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当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他破坏的必然是自由的土壤，而被破坏的土壤，可能再也无法给玫瑰供给营养。”
实际上，除了那些收视率很高的变态秀之外，在同一片土壤上也诞生了不胜枚举的优秀文化产品。罂粟和玫瑰共存的结果是：人们并没有一味沉沦在腐朽堕落的罂粟里，到了一定程度，迷幻的效果也就那样了，如果你信任他们的判断力，他们也能闻到玫瑰的芬芳，看到玫瑰的风华。
前段时间关于Papi酱的新闻更迭简直神速，刚听说拿到了N千万投资，马上又传出要被GD总局封杀，后来从“封杀”变成“整改”，也不知总局粑粑的家法大棍到底要怎么打。作为一个长着点“反骨”的社会青年，我立刻好奇地去关注了Papi酱的公众号（看，越禁越起反作用啊）。看了几集，果断帮总局给Papi酱扣上了“哗众取宠主义”的帽子，也深刻地理解了总局为啥这么操心：那些私底下闺蜜间吐槽夫妻间掐架同事间勾心斗角的大实话怎么能放到大庭广众之下暴晒呢？给祖国的花朵们看到成何体统？
那体统应该是什么？是“虽然我心里这么想但我嘴上绝不说”？或者是“心里是个大写的‘污’脸上却是个大写的‘纯’？”
我和几个小伙伴不禁为《奇葩说》捏了一把汗，马东东你说你怎么可以“心里是个大写的‘纯’脸上却是个大写的‘污’呢？
“越民主，越低效？”
“妈妈，我想去动物园！”
“妈妈，我想去看电影！”
“动物园！”
“电影院！”
“你们俩商量一下，等下我再来问你们。”
半小时后。
“你们讨论好了吗？”
“动物园！”
“电影院！”
“好了别吵啦，今天你们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
“……”
（大宝二宝面面相觑，老妈画外音：越民主，越低效！）
这个例子太幼稚，简直辱没了“民主”这个高大上的词，不过马马虎虎还能呼应一下这篇文章的开头：“集权制度的拥护者比较常见的一个论点是：权力集中可以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没有那么多叽叽喳喳的辩论和不同团体之间的牵制。”
站在“组织上”的角度看，这个对民主的“低效”指控应该是成立的。囿于一些规定，如今“民主”也经常要扮演一下客串的角色，无论它是否最终能起什么作用，那叽叽喳喳的混乱场面常常会让组织上感到戳心戳肺，甚至寝食难安，恨不得给每张自以为真的掌握了民主权利的mouth上贴一块OK绷，只留下那张会说出自己最想要的答案的小嘴儿。
然而，刘瑜自问自答道：“长远来看，集权制度真的促进效率吗？……决策的‘高效’未必是社会的福祉，……不过是通过把问题置后或者外部化来掩盖其社会成本而已，而社会成本在那里，‘迟早都是要还的’。”
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故事，就说两件学校圈子里的鸡毛蒜皮事，来呼应一下“越民主越低效？”和“遮住的，迟早都是要还的”。世间案例如牛毛，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于是最后还有“硕果仅存”的学校会一直在打“拉锯持久战”，出炉一个方案，“广泛征求意见”，等到投票时卡在某个点上；再打回去重来，再出炉一个，再投票，再卡。如此僵持着，就像两个冷战了很久的人，到后来都差点忘了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冷战。
也许一方在想：我做领导的已经把身段放到那么低了你们居然还不买账？“不识好歹”的帽子要不要来一顶？而另一方在想：我们不是说了很多遍诉求了吗？您老怎么总是Get不到我们的point呢？让人哭笑不得。你说——
这个“低效”该不该怪罪到“民主”的头上？
“蒜皮”
但主管校服的部门头很痛，因为要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而且是持续地满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看这个案例：
这所学校的孩子在小学同学面前有一个很值得炫耀的点：你们每天都要校服缠身，看我们，每周只有升旗那天才要穿校服，幸福指数杠杠的！
其实他们不知道，围绕着他们幸福指数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
A：只穿一天？其他日子就想着扮靓攀比，还能安心学习吗？
B：青春就应该张扬，穿着千篇一律的校服，学生怎么成为有个性有活力的年轻人？
之前B一直占上风，风水轮流转，某一天，A终于要反击了。于是某一届新生就成了“不幸福的一代”，一周五天早晨起床必须面对“制服的诱惑”。
然后，渐渐出了些状况：曾经经过千挑万选各种竞标投票后启用的校服，在每天和肌肤亲密接触下，让某些敏感的小朋友中招了。再加上之前陆续已有的诟病，似乎再次“动”校服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动？是让厂家在原有基础上改进？还是选择新厂家，重新设计生产，再来一轮三年前刚进行过的讨论投票竞标公示？
事实显示：后者胜出。当来来往往的老师和学生们看着展示架上宣传窗里的新校服讨论着各自喜好的时候，似乎大家都忘了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校服换得那么勤？当家委会、各班班长等代表热热闹闹地奔赴各处，代表大家投票选款式的时候，大家已经被一个大前提绑在了椅子上：之前的校服不够好，所以要换新的。
那么问题又来了（领导说：“你烦不烦，哪来那么多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晚些会回答）——
校服的传承也是学校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新的校服款式又翻新，短期内一换再换，对学校文化积淀的利弊如何衡量？
如果当时新生小朋友对老校服过敏是换校服的诱因，那新校服的适用对象包括这些即将成为老生的孩子吗？如果包括，那么一个年级两套校服是个什么鬼？如果不包括，那么这个变动就不是为了解决根本问题而进行的；
老校服当初也是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却终究没有逃过质量的魔咒，那如今风光胜出的新校服，如何保证几年后不会重蹈覆辙，再享受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在进行一切关于新校服的行动之前，确认所有的相关人（特别是将要为此买单的爹妈们）都已经清楚地知晓了“为什么要换”的来龙去脉了吗？
如果放在投票人眼前的选项只有“对于新校服你选A还是选B”，而不是更上一级的“老校服该换还是不该换”，那么是谁为所有的当事人自动屏蔽了后者而直接进入到了前者？
如果决策者足够幸运，以上这些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消逝不了了之，但如果幸运值不够，那么，那些曾经被遮住的，迟早都是要还的，也许付出的成本还会比原来高很多。
“哲学让我们对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它并不提供新的信息，而是引导着我们用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事物。
Philosophy estranges us from the familiar, not by supplying new information, but by inviting and provoking a new way of seeing.
但风险就在这里：一旦熟悉变得陌生，它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
But here is the risk: Once the familiar turns strange, it’s never quite the same again.
……
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讨论这些问题，你会成为一位更好更负责任的公民，你会重新审视公共政策的预设前提，你会锻炼你的政治判断力，你会更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但这会是一个片面的、误导人的承诺。
By reading these books and debating these issues, you’ll become a better, more responsible citizen. You will examine the presuppositions of public policy. You will hone your political judgment. You will become a more effective participant in public affairs. But this would be a partial and misleading promise.
政治哲学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那样的。你必须接受这样的可能性：你会成为一位更‘坏’而不是更好的公民，或者至少在你成为一个好公民之前，先变成一个‘坏’公民。”
Political philosophy, for the most part, hasn’t worked that way. You have to allow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political philosophy may make you a worse citizen rather than a better one, or at least a worse citizen before it makes you a better one.”
以上种种，就当作一个“坏”公民在变“好”之前对那些“从前习以为常如今却不再熟视无睹”的鸡毛蒜皮发出的挑战吧。
Angela
教育从业者/杂事爱好者/寻常人生记录者
WeChat: Angela_afternoon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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