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忧从何处来

 

     《说文解字》中说，“忧者，愁也，”“愁者，从心秋声。”欧阳修在其《秋声赋》中写道：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欧阳子可谓是写尽了秋天的飘零绝望之感，西颢沆砀，秋气肃杀，教君如何不忧愁？忧愁如此浓烈，那么我们说“忧愤成疾”就很好理解了，怪不得古人借景抒情，多借秋天之景，以抒无尽忧愁。

    古人喜欢“忧”，也擅长“忧”。《易经·乾卦》就有“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而无咎矣。”该书中的丰卦、临卦、说卦中也有 “勿忧”、“既忧之，无咎”、“坎为加忧”之句。虽然这些语句不如《诗经》中“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这般伤心裂肺，但可以证明的是早在商周时期这种忧愁的情绪就已经开始在文人们的心中萌芽和蔓延。至于孔子，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更将忧愁的道德高度与情感浓烈度进行提升。《论语·述而篇》：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由此可见，孔子之“忧”，“忧”在修德、讲学、闻义、善改等个人行为方面，儒家的“修齐治平”，孔子集中阐述了关于修身的思想。另有《论语·颜渊篇》中“司马牛问君子，子问：‘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这里所说的忧，仍然关切于内省。因孔子为儒家中圣人的缘故，在后世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领域影响最大，以致于历朝历代的读书人皆纷纷效仿，形成了文人特有的优乐观，“忧”的内容或者境界也随之提升。

    其中，以亚圣孟子为甚。孟子主张效法先王，行仁政，其主要思想多以政治与民生两大主题展开，故而孟子的视角往往提升至“社稷”、“天下”的范围，关注国计民生，这种广度在其优乐观上展露无遗。《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是多么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恰好响应了儒士们积极入世、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如同美味佳肴，正合口味。于是自孟子之后的文人都以“心忧天下”为其情感主线。所谓“生于安乐，死于忧患”是也。

    如汉魏时期的曹植，在其《求自诚表》写到“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之句，一时传为经典，被当世文人奉若圭臬。曹植乃一介书生，在中国文学史贡献斐然，然而他却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口口声声说“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做一个忠臣，最后却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一厢情愿上。诚如陈寿在《三国志》中对他的评价：“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曹植表里不一，所言皆为空炮？非也，曹植在政治上的失败不能证明在他心里做个忠臣去捐躯济难的想法是假，反而更能表明他内心的意愿，虽自己不能如愿，然而以文倾诉，去激励他人如愿也未尝不可。正如他在《杂诗七首》中写到：“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与曹植同病相怜的还有谪仙人李白，与曹植不同的是，李白的忧更显几分浪漫。李白在其《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写到：“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此诗为李白受永王之败的牵连而流放至夜郎，中途获上赦宥之后所作。在此时与韦良宰这样的老朋友相见，李白的感慨当然是很深的。据考证，李白写这首的目的很杂，但是其中目的之一是抒发个人忧国情怀，这是可以肯定的。该诗用词壮美与飘逸，恍惚与清新，在浓浓的惆怅中夹杂着几分潇洒，蕴含着几分“仙气”，这是李白的一贯作风。虽然不像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样忧的干脆，也不如白居易《卖炭翁》中“心忧炭贱愿天寒”那样心酸，然而却能使李白之忧别具一格。读者们在感受其忧愁之情的同时，更能被其“仙气”所吸引，往往导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相信这是李白不愿意看到的。但总体来说，有了李杜白这三位开宗立派的人物讴歌忧愁，或使大半部《全唐诗》都笼罩在忧郁的氤氲当中。

    宋朝的诗人虽然写不出唐诗的盛大气象，却更显忧郁悲壮，南宋的陆游是典型代表。陆游是个写情诗好手，他能写出“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如此缠绵悱恻、哀婉柔情之句，竟还是写忧愁诗的大师，并且以此为最。他在《病起书怀》中写“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之句被传为千古名句。陆游能把忧愁表现的如此雄浑豪健而鄙弃纤巧细弱，气势奔放，境界壮阔，沉郁悲凉，这与他生活的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南宋时期，政局动荡，又有金兵入侵，可谓是内忧外患。陆游情系家国，忧国忧民，因此他的诗文中始终贯穿了一股忧郁之气。如周恩来中对他的评价所说：“宋诗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陆游的爱国性很突出，陆游不是为个人而忧伤，他忧的是国家、民族，他是个有骨气的爱国诗人。”要说的是，大部分文人都是爱国的，只是他们爱国的方式、境界均有不同而已，武将以身报国，壮心不已，文人笔墨抒情，忧郁浓烈，各有千秋。在这里，就不可能不提到范仲淹与他的《岳阳楼记》了。庆历四年春，政通人和，百废待兴，范仲淹应已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好友滕子京之邀，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也是正表明了范仲淹忧国忧民、心忧天下的情怀。正是因为这篇对“忧愁”具有总结意义的《岳阳楼记》，将中国千年来的“文人之忧”推向了高潮。

    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忧愁”一直凝聚在文人笔 尖，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闲谈，成为歌女婉转抑郁的唱腔，成为后世读书人代代传递的信仰。忧愁，并非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多愁善感，并非是装腔作势而无病呻吟。它无需华美的辞藻来雕饰，无需高亢的语调来呐喊。它只需忧的从容，忧得实在，忧从心出，才上眉头，已上心头，那便是忧的高境界，因为忧是善念从火红的心中喷涌而出的热泪。

从林逋的“忧国者不顾其家，爱民者不罔其上”，到左宗棠“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或是秋瑾的“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忧愁”是来源于心怀家国的宽广，心系黎民的正义，心为天下的责任和担当，更已然成为了鼓舞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