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澳洲中产妈咪的自述_【澳大利亚育儿译本】

某个周末交完各类账单后，我用仅余的30元钱买了周六上午十点钟的电影票，多余的钱正好够买一包爆米花。...

70、80年代在澳洲中产家庭里长大，生活是波澜不惊的。父亲们每周工作五天，每天晚餐前回到家；母亲们负责照顾家庭，或者有一份与接送孩子上学无冲突的兼职活儿，为下一个篷车假期积攒点钱。

作为小孩，我们穿哥哥姐姐的旧衣裤、吃肉末；骑一辆自行车直到我们高得膝盖碰到胳膊肘；每两三年参加一趟复活节嘉年华是一种奢侈；大件的礼物只有在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才能得到。那时的我们没有太多渴望，也并不觉得缺少什么。

在西方世界的循环里，我们一代比一代贪图物质享受。拿我父母来说，他们常回忆他们那战后的童年，说我们这一代有多好。说如今下水道的老鼠都跟猫一样大了。

作为一名成年人，我也曾渴望拥有更多，从而远离我那中产阶级的童年。我的汗水努力和勃勃野心也曾为我换来了近郊的住所、时尚的装束、鸡尾酒与晚宴派对。成为父母以后，我也从未因此有半点慢下来的心。

当我怀上老二的时候，我升职了。那是一个我为之努力已久的管理层职务。我坚信那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我绝对可以全部胜任。那个职位工作时间长，电子邮件开始不分日夜地出现在我手机上。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孩子们被打包送去了托儿所，当他们因为生病不得不呆在家时，我的一天就会有巨大一部分时间是一只眼看着手机、另一只眼看着体温计度过的。我的成功感觉很空洞。

疲倦的一周过后，我会在空余时间疯狂购物填补空虚。我的每个早晨都充满了咖啡因，而下班回家的途中最想做的就是能喝上一杯让我彻底放松的葡萄酒。为了弥补作为母亲的愧疚感，我还开始每周至少三次往家里带些“特别礼物”：一个小玩具、一件新衣服，或者油站买来的软雪糕。

周末总是在忙碌地东奔西跑，要么就是在无望的期待中度过－－期待我的丈夫哪天能主动把孩子们带出去，而让我有些安静的独处时间。我感到肯定哪里出问题了，却还一往直前。为了更“健康”，我加入了健身俱乐部，奔忙于有氧运动、跳舞、私人训练以及瑜伽课程之间。我渴望找到那个叫做“禅”的世界。当这一切开始丧失吸引力后，我又参加了绘画班，还尝试过写作班，反正尽一切努力逃离现实的工作与生活。

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或许，我该换个工作。年过40的我，怎么也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吧？工作时，我的思想开始开小差。曾经对工作、对同事那么有耐心的我，开始容不得别人的半点愚昧与无理。

接着，一个朋友在某社交网站上发布的一个职位吸引了我。这位朋友所在的行业我梦寐已久。我不假思索地给她发了条短信。令人惊喜的是，她对我很感兴趣。紧接着就是一个我早该预料到的消息：除了面临巨大的行业转变，我的薪金还会有一个明显的下滑。我担心，我愧疚。难道因为我对现在职务的某种不胜任，让我下一步必须选择牺牲家庭生活质量？而且，这不仅仅意味着从皇牌香槟换到普通香槟，这涉及到我们还付不付得起昂贵的房贷。

另一方面，这个转变也会带来很多好处。公司离家近了许多，固定的工作时间，没有加班加点的要求，并且，我得以跟一群每天对工作充满热情并且志同道合的人共事。

当我接到录用通知书那一刻，所有的顾虑与怀疑一瞬间烟消云散。我恨不得马上开始这份新工作。至于薪水，我别无他选。我得量入为出地打理家庭。多些陪伴而少些玩具；多花时间而少花钱。

换工作给我带来的最大的震撼这时才姗姗来迟：这个改变居然在我们家中波澜不惊！我们生活的更简单了，也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这种变化来得那么自然，仿佛我们从来就在这样生活着。我们一起在家煮饭；孩子们在家里快活地做着手工，而我们则看着租来的DVD老电影。我有更多的时间聆听自己和家庭的声音。

某个周末交完各类账单后，我用仅余的30元钱买了周六上午十点钟的电影票，多余的钱刚好够买一包爆米花。

孩子们也不再问我们索要礼物了，取而代之的是要求周六晚上一起围坐在餐桌旁吃一餐他们选择的食物，通常这个选择都是意大利面条。

在我的新办公室里有一面墙，上面贴满了明信片和儿童绘画。有一天我注意到在这些明信片的下面有一张手写的便条，上书一行简单的字：“生活，其实可以平静地过”。我不知道写下这行字的人曾经历过什么故事，但是我完全理解他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