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漫谈 莎士比亚身后事：那些拥趸和批评家们

在莎翁逝世40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跟随历史上的文坛巨匠与现代哲学家们的脚步，一同走近威廉·莎士比亚其人与他的不朽之作。...



1564年4月23日，莎士比亚在英国小镇斯特拉福德降生；或许是命运戏剧性的安排，五十二年后的同一天，这位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在他的故里与世长辞。在莎翁逝世400周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跟随历史上的文坛巨匠与现代哲学家们的脚步，一同走近威廉·莎士比亚其人与他的不朽之作。

在哲学上，生是被抛，死是神秘，二者不知疲倦地分管生命的起讫，却极少能在一个时间点上相遇。的确，1564年春季降生在埃文河畔的小城斯特拉福德(Stratford)的那个男婴想必意料不到，52年后他竟又在同一天，4月23日，邂逅了死亡，一如他笔下的丹麦国王克劳狄斯无意中呼出的谶语：“啊，像死亡一样黑暗的心胸！啊，越是挣扎，越是不能脱身的胶住了的灵魂！救救我，天使们！试一试吧：屈下来，顽强的膝盖；钢丝一样的心弦，变得像新生之婴的筋肉一样柔嫩吧！”与他同日辞世的塞万提斯看到400年后的今天必定纳闷不已，倘真可以择日而亡，当初还是回避为妙，因为他有一个让同行歆羡的嘹亮名号——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那么，莎翁是谁，莎剧又是什么？从莎士比亚纪念剧院剧团到摩登时代的今天，林林总总的莎迷们上下求索，无非就是想回答这两个问题。前段时间，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的尼尔·麦克格雷格甚至援引考古界的宝物来“借尸还魂”，借羊毛帽、黑曜石镜子和铜柄果叉等生活模块拼凑出莎士比亚时代的细微角隅——亨利五世的战绩映射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爱尔兰危机，罗密欧和提伯尔特的决斗可谓市民街头击剑斗殴的脚注，奥瑟罗的鲁莽好妒亦不仅仅属于爱情里的小把戏，而恰恰跟莎剧观众对威尼斯的瑰丽想象密不可分——莎士比亚对历史与生活洞察入微的敏感，不禁让人想把黑格尔那句“哲学是在思想中被把握的时代”的主语偷换成“莎剧”。不过，如果你以为莎士比亚的文坛王座就是这般自古已然地不可撼动，那就错了。他在史册里的身形远比你猜想得要模糊暧昧，和所有大腕一样，其受众谱系里不仅有像拜伦、雪莱那样爱在字里行间夹带偶像语录的粉丝，更不乏刻薄尖利的指摘者。《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安东尼勾画云图的诗语正与莎士比亚现实口碑的沉浮变幻相映成趣，“有时我们看见天上的云像一条蛟龙；有时雾气会化成一只熊、一头狮子的形状，有时像一座高耸的城堡，一座突兀的危崖、一堆雄峙的山峰，或是一道树木葱茏的青色海岬……”比如，已故的美国文化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就谨慎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莎士比亚在16世纪和19世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在他自己的时代，莎士比亚总少不了被他亦敌亦友的对手本·琼森揶揄，请“删掉1000行句子”，如今无人问津的后者在当时享有更多的声望，甚至被称为“英国第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随后王政复辟时期英国的悲剧抛弃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格式，转而青睐法国的风格——长篇押韵对句，强调夸张的效果——所以莎士比亚身后剧本很少上演，倒是约翰·德莱顿的剧作好评如潮。

直到狂飙突进运动中的德意志，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以及施莱格尔等人才重新唤起了莎翁，莎士比亚研究会很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柯勒律治、兰姆和黑兹利特接踵成为拥趸后，莎翁最终被冠以“吟游诗人”的美誉，莎剧被收入学校课本，并开始在真正普遍的意义上横决欧洲，乃至全球。回顾这段“莎士比亚史”，文艺风尚的激烈嬗变令人咋舌，说今天的莎士比亚某种程度上是由德意志人建构出来的丝毫不为过，后来列夫·托尔斯泰就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他在1903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了一篇长文《论莎士比亚和戏剧》，依托长者般的道德高位对莎翁进行了冷峻的批评。在这篇论文里，老托尔斯泰用简洁有力又咄咄逼人的笔锋直接质疑莎剧的文学价值：“我不仅没有体会到快感, 反而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和无聊……”在他看来，莎士比亚与他为艺术设定的有意义的内容、美的形式和艺术家的真诚三条标准毫不相涉，只不过是被歌德之辈吹捧才名气不凡，若不加节制，民众必将被其引向道德卑污的深渊。

此论调一出，顿时发酵为文学界一大公案。因《1984》而闻名于世的乔治·奥威尔就曾撰文《李尔王、托尔斯泰和弄人》评论：“莎士比亚的赞赏者们首先倾慕的是他的语言技巧，即‘语言的音乐’，这是连伯纳·肖这样尖刻的批评者都不得不承认的动人之处。托尔斯泰漠视这一点，看来他也没认识到，一个民族对于以它的母语写成的诗歌会怀有何种特殊感情。莎士比亚不是凭他的思想素质流传至今的。若没有诗歌方面的才能，他甚至不会被人当作剧作家来纪念。他对我们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他的语言。……单单是他安排音节的技巧就足以给予英语国家的人民世代相传的快乐。”这番洗练有力的回击，让人相信莎士比亚的妙语如珠就是对“新话”（Newspeak）最好的拒斥。

话又说回来，会不会有一天莎士比亚也像维吉尔和西塞罗一样遁入文学视域的幽僻处，不再稳当地享有大众文学书单中的一席之地呢？这个问题有些沉重，历史正被不断地重新书写，未来则尚在未定之天。但假如我们求索20世纪的莎学，弗洛伊德饱受争议的诠释应当能给我们信心：莎士比亚正被亘古如新地一遍遍重读。他在《哈姆莱特》中一如既往地搭建他精神分析的框架，意在揭示出那个丹麦王子潜意识里的俄底浦斯情结。有趣的是，据说这部伟大剧本的诞生与莎士比亚接连丧父失子的时间相去不远，于是弗洛伊德阐扬理论时益发底气十足，所谓一张一弛的人物对白完成了压抑、焦虑的移情，观众借助戏剧获得进入意识状态的冲动，最终被诱发出一种近似的“疾患”，批评家哈罗特·布鲁姆见状立刻反唇相讥：“弗洛伊德对莎士比亚作的文学批评就是一个天大的玩笑。”不过，在隐秘世界里意图“弑父娶母”的哈姆莱特，没准真是日常意识缝隙里的你和我，谁知道呢？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包括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他对莎士比亚的留心其实象征着他与雷蒙·威廉斯、利维斯师生三代对莎翁的钟情。当一个人为其人生“毫无意义”而黯然神伤时，伊格尔顿说道，他不是指人生就像一串乱码一样意义匮乏，而是一种聆听客套话时油然生发出的无意义，在根本上，是生活缺乏深意（significance）。要想充分地阐明这种存在主义的苦闷，就非得引用《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的惊世台词不可——“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在此，莎士比亚正是以剧院这个现实的场域来喻指人生的结构，只不过不是在我们想当然的时间维度上——终将迫降的死亡与光阴的短促不会直接消解人生奋斗的意义——而是能指符号的泛滥（喧哗和骚动）掩盖了所指的缺失（找不到一点意义），被包裹起来的后者最终将麦克白捎入了无处逃生的绝望。

如今400年过去，莎士比亚研究的浪潮仍在全球范围内激摩互撞，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路径正在重新布置和组建莎翁形象的拼图，名目繁多的新一轮“后”主义们也迟早会争夺莎剧的话语空间，可恰恰这时我们不能忘记老托尔斯泰的提醒：“……使我能了解莎士比亚之所以享有巨大声望的秘密。这种惊人的声望只有一种解释, 即它来自人们过去和现在常常遇到的一种流行性蛊惑。”流行永远意味着盲目的危险，这也是“经久不衰”的著作正典留下的小小玩笑。要记得，莎士比亚的浩瀚遗产不容许自身被归约为任何形式的文学定律或刻板偶像，它的一切意义就只能被架构在与生命勾联互契的阅读瞬间，因为哈姆莱特只会对你绽出一次，下次便是另副面孔了。那么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再问一次，莎翁到底是谁，莎剧到底是什么？是图书馆I区那厚实的一排朱生豪译著，是让墨客和史家呕尽心血也琢磨不透的文学巨幕，还是你偶然间望向靠着远东大道的窗棂而瞬间掠过心头的波澜，“那是东方，而朱丽叶就是太阳”？别着急，对那有意追问无解之谜的人，莎士比亚将永恒地奉献他的等待，源自那些悲喜剧的紧张与诧异亦将永恒地面向本真敞开，直到你抵达你的那片莎士比亚。

作者：邓尧文，南京大学哲学系2014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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