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之上与南海之外

 

对处在宏大海洋转型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南海争端既构成挑战和试验,也是通往更开阔大洋的必由之路。了解和应对南海,最终目的恰恰是超越南海,从眼界和思维方式上实现向全球的迈进。...



对处在宏大海洋转型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南海争端既构成挑战和试验,也是通往更开阔大洋的必由之路。了解和应对南海,最终目的恰恰是超越南海,从眼界和思维方式上实现向全球的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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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10年前,2006年8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生,在新加坡参与“哈佛亚洲与国际关系”研讨项目(HPAIR)。预定议程的最后一项,是模拟南中国海发生双边和多边安全危机时,各国政府可能的应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礼堂的走廊里,我和几位越南、菲律宾学生用不熟练的英语交换了彼此的看法,并在会议手册背后做了记录。回国之后,以这份讨论记录为基础,我和另一位大学同学刘宇合作撰写了一份8000余字的文章,题为“龙脉:中国石油安全全透析”,以“凌云”为笔名发表在当年12月号的《现代舰船》杂志上。第二年6月,我又把其中关于南海争端的思考加以扩充,撰成一篇单独的文章“南海能源开发与主权纷争”,依然发表在《现代舰船》上。



5月10日,航行至曾母暗沙附近海域的南海舰队远海训练编队在中国最南端的海疆举行宣誓仪式(中新社供图,摄影:黎友陶)
当时的我并不曾料到,在2007年夏天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NWC)主办的“中国能源安全与海军现代化”专题研讨会上,这篇尚显稚嫩的“龙脉”文章会成为一个小小的争论焦点。数年后我与詹姆斯·霍尔姆斯、吉原恒淑、安德鲁·埃里克森等中国海洋问题专家成为文字之交,缘起便是这篇文章。更不曾料到的是,在那次研讨会之后整整10年,2016年7月25日,我和周刊同事黄宇会匍匐在一条长不过10米、宽1.5米的菲律宾渔船上,由巴拉望岛驶向熟悉而陌生的南沙群岛。

本刊记者前往南沙海域时搭乘的菲律宾渔船“四金镑号”
这并不是一段舒适的旅程,但足以令我对南海问题产生足够新鲜的观感。从巴拉望岛西岸的马拉努特湾到南沙群岛南端的舰长暗沙(Royal Captain Shoal)航行时间约需10小时,其间并无任何奇遇,只有单调的深蓝色海水、从未停歇的海浪和时断时续的阵雨。地图上笔直的领海线、专属经济区(EEZ)范围乃至九段线在这片深蓝之中不会有任何标识,远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我想起了“海权论之父”马汉上校(A. T. Mahan)在他那大部头著作开篇的描述:海洋就像“一片广阔的公有地,人们可以在其上自由穿行”,但不能在此居住、耕种或建房,也不能确实地占有它。海洋只是一种交通介质,使人们得以从一片陆地抵达另一片陆地,并完成商业和军事力量的远距离投送。


2015年6月2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左一)在停泊于巴拉望岛公主港的“沃思堡号”濒海战斗舰上与菲律宾海军举行联合演习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笔直的航道、毫厘不差的界限和形同锁链的岛群,但在海上实际航行时,所见的只有模糊一片的水面、满天星斗和偶露峥嵘的地标。实地感受到的海洋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使我们这些从大陆而来的观察者不免怀疑先前固化的观念——地理攻势(Geographical Offensive)真的是一剂万能灵药吗?假使我们在南沙群岛建立起足够多的岛礁机场和码头,抑或真正收回了被菲律宾、越南等国窃据的岛屿,甚至将整个南海变作了“中国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假使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依旧被包裹在由地图上那些岛群、海峡和分界线组成的壁垒之中,依旧在“介入—反介入”的层级结构中循环,我们还能延续1978年以来以融入全球秩序为前提的长期繁荣吗?


西沙群岛永兴岛上巡逻的海军战士(视觉中国供图,摄影:摄友)
在马汉的时代,海上贸易本身构成了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和历史进程上比陆权更有优势”也被视为一条公理。但到了经历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今天,不是贸易直接创造了财富,而是基于生产的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Vitality)决定了一国航运事业的兴旺程度和海洋能力的上限。即使是中国这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凭借大洲际规模的疆域、人口和生产能力,也可以拥有发达的海洋贸易和装备航空母舰的强大海军。这使我们不必过度迷信或夸大某片海域的战略价值。

南海是转型中的中国进入开阔大洋的必经之路,也是中国进口战略性原材料、尤其是中东油气资源的关键地理通道。拓展在西太平洋的防御纵深,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东部地区的安全;确实地拱卫对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从而使中国经济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都要求我们维护和伸张在南海的合法权益。但南海绝不是终点,更不是目的。中国海洋转型的战略中心和终极前途何在,中国需要怎样一支与自身战略利益和资源上限相称的海上力量,乃至中国在南海博弈中可以获得的地区政治以及多边制度建设经验,才是更加重大的问题。


在西沙群岛海域作业的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摄于2014年) (中新社供图,摄影:赵亮)
中国海洋转型的主要压力,不仅来自主导性全球强国的忌惮,也与周边国家的反应有关;这种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双重压力,在南海问题上已经有了清晰的呈现。要应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挑战,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为了有效消除来自南海周边国家的猜疑和压力,中国不仅必须努力建立起一系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区域性国际制度,而且在某些时候不得不容忍区域外强国的参与。在全球层面,为了预防国际性遏制同盟的出现,还有必要维持对开放性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信心。

同样必须慎重对待的,还有中国着力发展的海洋能力的类型。一支强大而有分寸感的传统制海型舰队不仅符合5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发展海权的一般规律,在全球层面也易于和其他国家形成互动。相反,执着于建立封闭的“海上长城”,不仅无助于保护扩散范围越来越广的中国海外利益,反而会加剧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的安全紧张,甚至引发军备竞赛。倘若南海真的变成了耸人听闻的“无人之地”(No Man’s Land),被属于不同国家的潜艇、水雷、导弹等反介入武器所覆盖,将是何等糟糕的局面!中国所需维护的不仅是区域海洋安全,也在为西太平洋海上公域的治理贡献力量。


2015年12月5日,中国海军首访格林纳达,官兵在甲板列队站坡(视觉中国供图,摄影:江山)
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前往菲律宾,实地观察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后一星期,这个群岛国家民众与政府的后续反应;并从马尼拉市貌、苏比克湾原美军基地的现状以及和出租车司机、大学生、当地华侨的交流中,探索阿基诺三世政府挑起仲裁案的动机。我们回顾历史,从海权理论、地理政治学以及历史上诸多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海洋转型教训中,思考中国在南海的确实利益边界,以及周边国家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还与几位长期研究中国海军问题的美国专家展开对话,从他们口中窥见美国在南海的战略利益和行动模式,以为读者理解中美复杂的海上双边关系提供透镜。


日落时分在马尼拉湾海滩欣赏风光的市民和游客。1898年在这里爆发了19世纪最后一场大规模舰队会战(摄影:黄宇)
最后,在离开巴拉望岛之前,我们躲过菲律宾海警的盘查,雇佣一艘渔船完成了前往南沙群岛的24小时不间断航行。在风雨、波涛和星汉灿烂的天幕下,我们穿过那条无形的九段线,驶入北纬9度03分、东经116度66分附近,南沙群岛舰长暗沙与半月暗沙之间。7月26日午夜,当我在惊涛骇浪之中远远望见美济礁方向亮起的暗黄色灯光时,突然回忆起10年前,作为纸上谈兵者讨论南海问题的那个夏天。对个人来说,10年是生命中足够漫长的一段时间;但对国家来说,10年尚不足以对一项重大政策或一个区域问题作出最终定论。而以个人有限的精力和生命,对一个可能影响千百万人前途的问题进行持续的观察和思考,虽属徒劳,在智识上依旧能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
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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