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鹰》:1、透明的琴声

 

------1、透明的琴声------



我驱车回到老家,进了院子,发现所有的门都上着锁,天井里到处是一滩一滩的鸡屎,有几只寂寞的鸡在墙角觅食。家里人都干什么去了呢?我已经离开老家十几年了,只有在逢年过节时回来住几天,所以早就没有了老家门上的钥匙。无奈之下,我便直奔乡政府,去投奔乡文化站长老温。进了文化站那间办公室,老温缓缓地从他那张旧办公桌后站起来,木然地看了我片刻,终于认出了我,桃核一样的脸上便绽出了几分笑。他往前探了探身子,有些兴奋地说,回来了?正好,咱中午喝一壶。说着话,他那两只枯干的大手同时摸了摸旧中山装上面的两只口袋,然后急急地拿开,又摸了摸下面的两只口袋,整个人就定格了,稍顷,他冲我尴尬地一笑,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哩。我说,没事儿,我请你。我就到乡政府对面的熟食店,切了一斤酱牛肉,一斤豆腐皮儿。算完账,我一摸口袋,竟然也没带钱,就习惯地从柜台上拽过一张包肉的草纸,拿起圆珠笔打了张欠条。店主把欠条推给我说,概不赊欠。我大惊,老牛,你不认得我了?老牛又仔细地看了看我,忽然大惊失色道,你……你不是死了吗?死前还欠我三十块钱的酒钱呢?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分辩道,不对!我没死,死了的是老温!

一激灵便醒了过来。有月光透过窗帘,屋子里光线朦胧,家具陈设依稀可见,隐隐约约的,有断断续续的琴声在耳际缭绕,却不知这萧瑟的琴声来自何处。侧耳倾听,琴声却消失了,待放松下来时,琴声又若隐若现,丝丝入耳。老温已经故去四年了,我几乎已经把他忘记了,怎么就忽然梦见他了呢?梦真是个怪东西。

1989年,和老温认识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已经初中毕业并在家舞弄文字好几年了。我是作为新闻报道员被招聘到乡政府的,和文化站长老温同处一室办公。乡镇上的所谓文化站,大都只是一个人,一间屋,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一、二个柜橱而已。老温除了逢年过节搞点儿群众文艺活动之外,就是随着乡里的“中心工作”,搞计划生育呀,催提留呀,催河工呀,忙上那么一阵子,平时大多时间是闲着。我去的那年,老温已经在那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里,自己消磨了十几年的落寞时光。老温给我的第一印象有点儿猥琐,那种印象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里一直没变。他个子应是中等偏上,但因为腰和后背都有点儿驼,又因为很瘦,所以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只直立行走的大虾。他脸上的皱纹很密,也很深,如果放大几百倍,绝对是让人站在上面心惊肉跳的那种陡峭。最有特点的是他的头发,总是张牙舞爪的,极乱,文友夏君曾就此赋诗一首:老温的头上刮旋风/左半球刮右旋风/右半球刮左旋风……可见其乱已达极致。

老温有四样嗜好:烟、酒、茶、二胡。老温虽然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工龄,但还属于“临干”,不但是他,全县二十个乡镇的文化站长都是“临干”。作为“临干”的老温,1989年的月工资只有七十多元。他家在农村,一个老婆仨孩子,负担很重,所以,他在经济上一直非常拮据。文章开头,我梦见老温乱摸口袋的那副窘相,是老温系列窘相中最经典的一个。但老温很想得开,照样天天烟酒不离口儿。烟,他抽的是人们常说的“毛找”,就是一毛钱还找回一分的杂牌子烟,只有在农村的集市上才买得到,连乡街上的杂货铺里都没有这种货色。我记得他常抽的是一种叫作“喜梅”的烟,还抽过没有任何商标的白盒儿烟。即使是这种烟,老温也舍不得浪费,每抽完一棵烟,总把烟屁股留下来,放在一只大烟灰缸里,没烟抽时,再耐心地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接起来抽。老温的烟常放在他办公桌最里面的那个抽屉里。逢有人来,老温嘴里说着“抽烟抽烟”,就先拽外面的第一个抽屉,拽开,翻一下里面零零碎碎的东西,然后推上,再拽第二个抽屉……

这样不等他拽到最里面的那个抽屉,来人已经将烟递过来。老温便极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把烟接过来,极仔细地看看烟上印的商标,讪讪地说,你的烟好,就抽你的了。如果来人坐的时间长了,老温也会当真拿出他的“毛找”,递上一根说,别嫌孬,咱就这水平。来人一般也将就着抽了,不抽的,就随手放在了一边。有时来的人将烟盒放在老温的桌子上,待要有走的意思时,老温会很及时地说,别忘了拿上你的烟。即使这时来人的手已经抓起了烟盒,也多半会把烟递到老温面前说,留下你抽吧!老温一天三顿酒,雷打不动。最常喝的有两种:兰陵二曲和德州白。前者一块六一瓶,只有来了客人才喝;后者一块三一瓶,是自己享用的。老温喝酒不讲究菜,事实上也讲究不起。早晨醒来,他不忙穿衣服,先趿着鞋下床,倒上一茶碗酒,拿了下酒的菜,然后端着再回到床上,靠墙坐了,用被子将自己围起来,一口一口地品那碗酒,用手往嘴里填着菜。等酒喝完了,身子也热了,才穿衣服,刷牙洗脸。早晨这顿酒,老温的下酒菜通常是上一天剩下的,或几块豆腐皮,或几粒花生米,运气好时是几片羊头肉,什么菜也没有时,他还会将几天前剩下的干巴包子在炉子上烤一烤,就和着下酒。从我认识他那天起,老温的屋里几乎从未断过干巴包子,那些干巴包子都来源于乡政府食堂。乡里隔几天就要开会,来开会的村干部中午都要在乡食堂吃一顿免费的包子。村干部们在食堂打了包子,都要找地方吃,于是,乡干部们的办公室里都人满为患。人们不光吃包子,有时还凑几个钱上街买点儿下酒的菜,吵吵活活地碰两盅。这样,每次老温的屋里就会剩下不少包子,那包子大都是羊肉或牛肉馅的,拌了大葱,很香。离家近的乡干部,晚上多半会把遗到自己屋里的包子带回家去犒劳老婆孩子。老温离家远,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就把包子用报纸随便一包,然后往床头或窗台上随便一塞,什么时候缺了下酒的菜,就拿出两个来烤一烤享用。久之,其他离家远的干部知道了他的嗜好,就干脆把剩下的包子全部送给了他,有的人懒得送或出于其它考虑,都是在走廊里或厕所里遇见老温时说,老温,我屋里还有十几个包子,你抽空拿去吧。

对于这些,老温从不嫌弃,照单全收。没有客人来的时候,老温把这些包子既当酒肴又当饭,吃了一顿又一顿。即使是夏天,老温也能将包子保存五、六天。直到闻出异味儿,老温才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掰开,进一步验证确实已经变质后,再一一扔到装垃圾的铁皮桶里,一边往里扔一边嘬牙花子,那样子极无奈极心疼。老温这儿也经常来客人,大多是他本村的老乡来赶集或是其他乡镇的文化站长,也有村里的文艺爱好者。老温待客,一般是两个菜:一样肉食,多数是羊头肉或牛头肉,一般情况下只买两块钱的;一样是豆腐皮或花生米或从食堂打来的大锅菜,反正价值不超过一块钱。人多人少都一样,人多的时候,有的客人见菜不够吃,体谅老温的不易,自会悄悄地出门买上两个菜来。逢这时,老温便皱着眉头嚷嚷,这不是还有菜吗?吃完了我去弄就行了,你看,这事儿弄的。来的都是熟人,大都知道老温的根底,多半一笑,喝酒。即使这样节俭,老温每月的工资仍是接济不上。兜里没了钱的老温,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些,背显得更驼了。这时节如果来了客人,他只能去乡政府对门老牛的熟食店里赊酒赊菜。去了,先选好酒菜,问清价钱,然后就摸起水泥柜台上包肉的草纸,有板有眼地写下一张欠条。老牛接过欠条,多半会看一眼说,温站长的“欠条”俩字是越练越好了。老温便讪笑,是柳体、柳体。老牛便将那张柳体欠条用胶水沾了,贴在身后的墙上,有时,墙上已贴满了纸条,老牛便往墙缝里塞,边塞边叨叨,可惜了这柳体。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是60元,也常常不够花,在老牛那里打欠条的方式和老温如出一辙,这全是受了他的影响。老温极讲信誉,每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老牛那里还钱,然后顺便买上半斤羊头肉,一瓶德州白。这时候的老温,满面春风的,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十个分贝,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不少。老温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老牛这人太黑,每次给的肉都不够数,还从来不优惠一分钱,赶上零头也不照顾。

但说是说,他每次还是专去老牛的店里买东西。老温也嗜茶,白开水从来不喝一口。但老温的屋里从来没有过茶叶盒子。老温的茶叶都是在印着乡政府地址的牛皮信封里放着。他几乎从来不买茶叶,都是拿着个信封这个屋里倒上一点儿,那个屋里蹭上一点儿,多数时候,他是去乡党委办公室找王秘书要,因为王秘书是他的老乡,还因为他经常帮王秘书写材料,每次王秘书都会倒给他满满一大信封。他非常嗜茶,又喜欢喝酽茶,所以总是有断了顿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老温也能对付,他把茶壶里的水全部箜出来,箜得干干净净的,只保留已经喝乏了的茶叶,然后把刚刚烧沸的水再倒进茶壶,闷一会儿,倒出来,还真的有茶叶的颜色,只是味道太寡淡。大约乡政府里有很多人喝过他的“二道子茶”,逢老温招呼人进屋喝茶,就会有人戏谑,老温,你这茶还是昨天晚上那一壶吧!老温便有些急赤白脸的,哪有那种事呀!绝对是新沏的。老温经常写稿,写小说,也写新闻报道。他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过,但新闻稿还是经常被县广播电台录用,那时候村村通广播,老温的名字经常被冠以“本台通讯员温××报道”飘扬在各村的大街上,所以老温还是有些知名度的。那一次,乡长请老温帮着鼓捣了点材料,究竟是什么材料,究竟为什么乡长不找秘书不找我偏偏找老温写,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完了事儿后,乡长送给了老温一斤茉莉花茶。好家伙,老温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放过整整一斤的茶叶,这让老温富有得像个地主。那一段时间,老温有了足够的茶叶,却是他喝茶最省的时段。甚至,在没有其他人时,他还偷偷地喝了几次“二道子茶”,这是以往他有茶叶时绝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儿。逢有人来,他才将壶里的“二道子茶”倒掉,然后大大方方地沏上一壶酽茶,边给人倒边说,尝尝吧,这是乡长给咱的(茶),香着哩。

那斤茶叶老温足足喝了仨月,弄得整个乡政府大院的人都知道乡长给了老温一斤茶叶。老温把乡长给他的一斤茶叶喝光后,再到别的办公室蹭茶叶,便有了些难度,人家众口一词:温站长,你怎么不到乡长那里去要?直到把老温弄得灰溜溜的时,才把茶叶盒子拿给他。也有的人说完乡长的事后还不依不饶,说这茶叶可不能白白地给你,你得给我们拉一段。老温便讪笑道,有时间吧,上着班拉这玩艺儿,这不是给熊人的找活干吗?人们说的“拉一段”,是指拉二胡,老温的强项。全县的文化站长都是从农村的业余文艺骨干中招聘来的,每个人都有一两手绝活儿,否则,是过不了关的。老温的祖上连续几辈都是乡村吹鼓手(在农村红白喜事上表演),他拉二胡那是家传,所以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通过了县文化局的招干考试,当上了文化站长。但我们那一片儿的人都对乡村吹鼓手有些歧视,称他们为“吹鼓达子”,视为下九流的职业。“吹鼓达子”找对象,只能在业内同行中找,业外的人是不屑与他们结亲的。所以,他们在行内如果找不到对象,男的只能打光棍,女的虽能勉强找到条件差的,也多半受婆家人的歧视。农村人就是这样,他们一边享受着乡村艺术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一边歧视着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人。大约老温也是觉得祖祖辈辈干这个职业没有出头之日,才从他这一辈上退出了吹鼓行,他也没有让自己的三个子女再从事这个行业。除了春节元宵节的搞节目外,老温的二胡一般是不拉的。老温对于自己的出身,一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感,所以他就尽量不沾与自己出身息息相关的二胡,尽管他常有技痒的时候。也有例外,就是星期天再赶上下雨时,乡政府大院里冷冷清清的,老温便乘了酒兴,一个人在屋里拉起来,他最拿手的是《春江花月夜》和《二泉映月》,往往拉着拉着,屋里便围满了人。有轻薄的人这时想讽刺老温几句,但刚一张口,便会引来一屋子人的怒目而视,老温也是一脸的庄重,完全没了平日的谦卑。他很投入地拉着,瘦瘦的身子随着曲子的旋律前后左右地摇晃着,很陶醉,连他脸上的皱纹都有些烁烁放光。

老温酷爱二胡,却不能随心所欲地拉,这对于没有任何寄托的他,确实是一件有些残忍的事儿。老温一年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是春节前后排演节目时。每到春节前,乡里都要文化站组织一个演出队,请县文化馆的老师来指导。这时的老温,夹在一群俊男靓女中间,有说不出的潇洒和惬意,人也年轻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段日子他手头上掌握着乡政府拨给的文艺经费,那是一笔说不上多但也不少的钱,他可以任意支配。这就犹如干涸多年的河床遇上了大雨,一下就把老温的身心给滋润透了。排练是在乡政府的大礼堂里,那段日子,他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名正言顺地拉起二胡,给演员们伴奏。春节过后,他还要坐在乡政府的一辆客货两用车上,带领演出队到各村慰问演出,到哪里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还有各村敬献的烟酒点心等物,每天都满载而归,这时的老温幸福得像个大财主了。

老温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工作时间拉他的二胡,是我从乡政府辞职后。我只在乡政府干了一年,觉得没什么前途,加上驻村时为保护一片未成熟的玉米不听乡长的瞎指挥,得罪了权贵,就识趣地离开了。这个故事我后来写成了一篇题为《玉米的馨香》的小小说,获得了几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奖,还入选了各式各样的选本,这里就不多说了。我离开乡政府的第二年,乡政府在县城的边上征了一块地,集资修起了一片家属院,几乎所有的干部都交了集资,搬进了家属院。家属院离乡政府不远不近,七、八里路。在不忙的季节,乡干部大都中午下班就回家,要没什么事儿,他们下午就不来上班了。乡政府机关就是这样,不需要计件工资,不需要经济效益,没人会在考勤上斤斤计较。比较忙的季节呢,因为家离得近了,他们直接从家里就下村了,办完事就直接回家了。总之,下午的乡政府变得冷冷清清了,几乎没有人烟了。老温交不起集资,还在乡政府住着,每到下午,他寂寞难耐,就以拉二胡来打发时光,反正也没有人来干涉他了。他的二胡是越拉越精了,但再也没有了以前听者盈室的盛景。下午的乡政府大院,除了在党委办公室守电话值班的王秘书,就是看大门的老张了,老张极敬业,从来不擅离岗位。很多时候,老温的二胡只能拉给自己听了,只有看门人老张喂的那条杂毛笨狗,在他的门口走来走去的,偶尔停下来,侧耳倾听片刻,抬起一只后腿,洒一泡尿走了。老温那悠扬的琴声中就多了些凉意。

老温最大的愿望就是转成正式国家干部,这个愿望他期盼了十几年。转正后,不但工资可以长一大截子,还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可以不再受正式干部的歧视。乡政府忙的时候少,不忙的时候多,不忙的时候有些干部就常拿老温消遣,想方设法地编排他。比如说老温接电话,他们描绘起来常常乐得前仰后合。乡政府只有一部电话,在党委办公室里,离文化站有一百多米的路程。有找老温的电话,王秘书便会站在门口大声嚷嚷,老温,接电话!逢这时,老温便有些激动,老温总觉得电话能给他带来福音,比如说转正的消息。老温便小跑着冲出门去。但他跑了几步后,发现很多办公室门口都站着人,像看猴戏似地看着他笑,忽然就觉得这样跑有失体面,步子就马上慢了下来,变成了四平八稳的方步。但他刚走了两步,又担心对方等烦了,把电话挂了,所以又加快了脚步。以前曾经出过电话被挂了的事儿,他像错过了天大的好事般懊悔了好几天。他就这样跑两步走两步再跑两步再走两步,整个瘦瘦的身子像飘忽不定的竹杆般一窜窜地飘向党委办公室,再加上他那张乐得合不拢的嘴,真的让人感觉有些神经。久之,“温站长接电话”成为乡政府的经典笑谈。

一转眼,老温在乡政府混了近二十年了。他前后经历了四届领导,按资历,是“四朝元老”了,但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批批的年轻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从“小某”变为“某长”,像羽翼丰满的小鸟般飞出了乡政府大院,去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示才华了。而老温还是文化站长,还是“临干”。老温每想到这些,便有些忿忿不平。后来的几年,他经常思考自己的命运,思来想去,最后他总结出一条原因:是文化站害了他。因为全县的文化站长都没有转正,所以他也就没有机会转正,他转不了正,提拔重用的事儿就与他没有关系。想明白了后,他开始憎恨文化站,也憎恨“文化站长”这个职务。以前,向陌生人介绍他是“乡文化站的温站长”时,他还有几分得色。后来,他就不愿意再听这个话儿了。我到市里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后,他来看我,我安排了几个同事陪他吃饭,他事先一再叮嘱我,要向我的同事介绍他是乡政府的,别提“文化站”这仨字儿。我说,如果人家要问你在哪个部门呢?他想了想说,就说是乡党委办公室的吧。老温始终认为,乡党委办公室是个很肥的部门,不但可以经常接触上层领导,还有可以公款抽烟喝茶喝酒之类的实惠,所以他就觉得在这个部门工作比在文化站体面得多。

后来,老温还真如愿以偿地坐进了乡党委办公室。王秘书出了车祸,被抢救过来后,却再也上不了班了。那时正是三夏大忙季节,乡干部一个萝卜一个坑,想抽出一个人来还真不容易,况且,党委办公室这个地方一天24小时不能离开人,必须找一个白天黑夜都能够盯在那里的人。乡领导思来想去,觉得这事儿非老温莫属,他不但可以长期盯在那里,还可以应急写点儿材料,于是,老温稀哩糊涂幸福万分地被乡长领进了乡党委办公室。那一段时间,应该是老温一生之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再也不用喝“二道子茶”了,再也不抽“毛找”了,喝酒的档次一下子上升到了十几块钱一瓶的“禹王亭”特酿。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党委办公室的仓库里,现在由老温统一支配了。还有电话,除了班子成员进来打电话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干部来打电话,都得和老温说一声,老温,我打个电话。老温平生第一遭尝到了被重视被尊重的滋味,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文化站和党委办公室的天壤之别。这时候的老温再招待客人,那就不是两个菜的问题了,他会和以前的王秘书一样,背着手踱到食堂里,大大方方地点上六个菜,然后对食堂的掌勺老刘说,做完后送到接待室。这乡党委办公室就兼着迎来送往招待来客的职责,有谁会去问今天这事儿是公事还是私事儿呢?即使是领导安排的,谁敢担保就一定是公事儿呢?所以,这事儿绝对没人打听,也不敢打听。老温的级别一下就上去了,和领导一样可以安排自己的朋友享受公务接待了。在那一段难忘的时光里,老温整天像生活在梦里,感觉到不真实时,他就咬一下自己的胳膊,让疼痛来证实幸福时光的真实存在。

就在老温沉浸在党委办公室带给他的幸福之中时,一个更大的惊喜袭击了他——县文化局来了电话,县里要给他们这一批文化站长“转正”了,只要填了表,通过了文化考试,不久就可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老温喜极而泣,觉得苍天有眼,终于让他等来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他找人替了半天的班,到县文化局拿回了一张表格。表格极简单,无非是一些个人基本情况,从业经历,曾获得的荣誉等等,老温半个小时就填完了。在“工作单位”一栏中,老温毫不犹豫地填上了“××乡党委办公室”,因为现在老温觉得自己就是乡党委办公室的人了。

老温填完表后不久,乡党委办公室调来了一位新秘书,老温又回到了文化站。虽然老温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料,但还是像个失恋的小伙子般垂头丧气了好久。好在,他还有“转正”这件大事支撑着。哪知,几天后,老温从其他乡文化站长的口中得知,“转正”考试已经结束了。老温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因为他始终没有接到过考试的通知。他骑上自行车,几近疯狂地奔到县文化局。县文化局长摊了摊手说,老温,这都是你自己弄的,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这次是文化站长转正考试,你填的单位却是“党委办公室”,这就不符合转正条件了,既然乡政府已经擅自给你调整了工作,那转正这件事儿就让乡政府给你解决吧。从县文化局回来后,老温就病倒了,这一病,老温就没有再爬起来。他先是高烧不退,在乡卫生院输了几天液不见好转,就转到县医院,经过全面的检查,竟然是肝癌。

老温的家境一直不好。他二子一女,大儿子脑子活络,二十出头就做起了大生意,结果赔得负债累累,为躲债,他把儿子留给老温的老婆也就是自己的老娘,领着自己的老婆出外打工了,十几年来一直杳无音信。二儿子天生木讷,也找了个脑子只有一根筋的老婆,小两口和老温的老婆守着几亩责任田一直过着紧巴日子。小女儿还正读中专,隔三差五地就要向老温要生活费。老温这一查出病来,对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了。我去看望他时,老温用直勾勾的眼神紧紧地盯着我问,你说,人这一辈子的命运,真的是前世注定吗?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老温便猛然将头别到了一边。我看到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就安慰他说,老温,这世上活得不如你的大有人在。他听了,下意识地直了直腰杆,然后转过脸来说,是呀!咱这是比下有余呀!咳,我这屋里太呛了。就双手揉眼。

老温动了手术后,在家调养了一段时间,仍然回文化站上班了。乡政府不再安排他任何工作,他便终日在屋内拉二胡,养病。乡政府大院内一天到晚都飘扬着他断断续续的琴声。整日笼罩在这琴声中,很多人烦,在心里暗暗骂娘,但无奈,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去惹老温呢?一日,当地一位在京城走红的乐坛明星回乡省亲,来乡政府落脚,那明星下了车,就听到了老温的琴声,他停下来听了听,问,谁在拉琴?真见功夫呀!乡长忙说,是我们这儿的一位老同志……您后面请。拉拉扯扯地把明星让到后院,明星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不断地回首,留恋的目光在文化站的门口扫了又扫。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静夜,老温的琴声飘出了屋子,飘出了乡大院。琴声在月光下也变得清澈透明了,它低沉、婉转、飞扬、激越,伴着月光倾洒在大地上、树木上、房屋上,街道上……凡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了琴声。人们大都躲在人声嘈杂的屋子里看电视、喝酒、打麻将,这琴声就更加地超凡脱俗,轻盈欲飞……看门人老张的那条杂毛笨狗在月光下扑来扑去,笨重的身影和着那琴声竟有了几分韵致。忽然,琴声嘎然而止,狗疯了般在院子内奔跑着、狂吠着,一直折腾到天亮,才虚脱在乡政府门前。

没有了琴声的乡政府终于让人们觉出了异样,有几个人跑到老温的屋子里,发现他坐靠在床头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那把二胡,也双弦俱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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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经管理财小说 《我的名字叫鹰》

作者:邢庆杰
最后更新于:2016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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