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讲给00后，我们的故乡在九十年代

70后讲给00后，我们的故乡在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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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和90后成长起来的九十年代，是最直白的年代，也是最模糊的年代。情感和物欲撕扯，迷惘与狂热交织。

关锦鹏监制的《纽约纽约》讲了一个典型的90年代故事：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年轻领班将担任纽约新酒店的负责人，当时恰逢移民潮，各色人等纷纷与他搭关系，包括他喜欢的高冷女郎。“你和我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为了去美国？”“是。”

电影今年4月上映后不温不火，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本来也不指望太多观众。影片本身，甚至不如它翻唱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来得有话题性。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1991年，叶倩文发行这首金曲，铿锵的旋律与意气风发的歌词，透露着那个年代的色彩；尤其一个“赌”字，形象地传达出一代人的姿态。

90年代，市场经济极大繁荣了物质生活，人们甩脱了必需品，享受着消费品。货架上琳琅满目，舞厅里光影迷离。

90年代，市场经济也解放了个体意识，钱包鼓起来了，休闲时间也多起来。日常生活一点点地从体制中分离，回到个人手中。

如果说80年代是欲望苏醒的年代，90年代就是欲望释放的年代。从计划经济时代挺过来的人们，已经饥饿了太久，压抑了太久。

欲望泄闸，如猛虎下山。学者王一川谈到90年代曾说，没想到80年代的诗意性诉求，在90年代完全转换成了“感官愉悦”。

价值观碰撞之下，90年代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都洋溢着一种奉行享乐主义、追逐感官刺激的“何不潇洒走一回”的气质。

时尚：你可以觉得土，但必须承认它的勇敢

在2016年尚且显得出格的叛逆小天后，被形容穿得像90年代——这当然有对那个年代的调侃，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是肯定。

我们可以嘲讽那个年代的审美，却必须承认它的勇敢——至少在时尚这件事情上。

1991年，麦当娜使内衣外穿成为时髦，这一次，中国很快与世界接轨，曲线毕露成为整个90年代最吸引眼球的衣品。

1994年夏天，露肩、露背的连衣裙或短上衣搭配短裙，成为上海街头的摩登。1998年流行的吊带衫、吊带裙，是内衣外穿的典型。而露得更彻底的“三点式”，最早在1986年由健美女运动员陈静在深圳一穿成名，虽然是应国际协会的要求，于当时的中国仍惊世骇俗；而在90年代，比基尼全面进入，像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游泳池里也可以瞥见清凉美女。

敢穿、敢露，90年代的女人铆足了劲儿跟随时尚的脉搏律动，一往无前地表达着挣脱传统束缚的决心。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北京宣言”为平权运动注入了活力。

追赶时髦的道路上当然也有过误区。

1992年1月23日的《文汇报》报道：让冬季也能展示腿产时装的魅力，一种内裤外穿的踏脚裤（健美裤）开始流行于今冬街市，街道上男男女女大都穿着这种款式别致，无论站立走动都显得十分挺拔的踏脚裤。

原本对身材要求极高的裤型成为全民爆款，全盘接受并迅速普及是那个时代对所谓时尚的本能反应。一篇毒舌的文章写道：这是多么惨痛的记忆，好多大娘大妈大婶子都来穿健美裤，一眼看去就是一个个倒三角，从腰到脚脖子都是被健美裤束缚成锥形支撑。

品位有待提高，但勇气毕竟可嘉，一个男女老少都追求美的年代总是进步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民主社会，“每个公民习惯于琢磨一个很小的目标，那就是他自己”。

90年代的中国人乐此不疲地在自己的身体上进行美学实验，偶有触动传统神经之时，也温柔地推动了社会接受度。

“古今胸罩，一戴添娇。”1996年，古今内衣公司的广告词传遍大江南北，次年出现在高架桥上的广告牌，还引发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论战。

在《解放日报》上，署名方良的文章写道：环高架立交桥上，不是一般的食品、家电、机械产品广告，而是妇女用品——胸罩广告，总觉得过于形象而直露……如果胸罩广告可上高架环线，那么其他妇女卫生用品也可占领高架立交的广告阵地了，岂不是更贻笑大方？

另一篇署名司马心的文章回应：若是为了扑灭该一类的“联想与想象”，于是草木皆兵的话，那么岂但一个胸罩，便是短衫裙子等，但凡“妇女用品”，因为均有“引发想象”之嫌，不是一概不能广而告之了么？而淮海路上那偌大一家古今胸罩商店，不是也应当封门打烊了吗？

到了1998年，古今大张旗鼓以16万年薪在全国招聘形象代言人，已经没有人再纠结“露不露”的问题了——比起胸脯，更让人们感到刺激的是金钱。

双休日：把休闲娱乐的自主权归还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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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地，中国人普遍拥有了更多的钱，以及更多的时间。

1994年之前，法定劳动者每周工作六天，上班族好不容易盼来周日，还要解决堆积下来的家务。冯巩的相声调侃，谁星期天不去帮丈母娘扛煤气瓶、当义务勤杂工？当时一种说法叫“战斗的星期天，疲劳的星期一”。

当年3月，休息制改为大小周，即逢大礼拜休息两天，逢小礼拜休息一天。但人们对此并不适应。新规定实行的第一个大礼拜，某城市有几十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忘记休息，如常赶去上班。

一年后，姗姗来迟的双休日总算正式进入人们的日程表，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

《中华读书报》的一则文章记载：双休日一到，北京的商场人山人海，商家紧急制定“双休日计划”以应对“星期六客流”；有人开始盘算利用两天时间干一点“工作之余的工作”，于是有了“第二职业”的新说法；电视台也调整安排，新增周末的综艺节目；社会上的双休日娱乐以及业务学习花样繁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从中得到改善。

生活从未如此有滋有味。越来越多的人自掏腰包下馆子。一张1994年摄于北京某餐馆的照片上，三个女人围坐在摆着空碗碟和啤酒瓶的饭桌边，举着小镜子，给刚餍足的嘴巴涂口红。

生活也从未如此有声有色。卡拉OK和夜总会承接了旺盛的荷尔蒙，人们摇头晃脑、鬼哭狼嚎，不在乎歌曲意义也不讲究演唱技巧，只要自己过瘾就好。由长虹率先打响的价格战，让更多中国家庭买得起彩色电视机，部分经济宽裕的还率先享受了家庭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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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90年代，对生活方式最大的冲击来自价值观。

“跟着感觉走”“我是流氓我怕谁”“挣钱真累”“别理我，烦着呢”……那时候小范围兴起的文化衫，简明扼要地传达着人们的心理动态；王朔式的语言又占据着文化衫的半壁江山。

更能反映90年代价值趋向骤变的是王朔的另一句名言：“大家喜欢刘慧芳那样的人物，吃多大的苦都得自己扛着，多虚伪的价值观，我不伺候了。”



好好坏坏，是是非非，恩怨情仇和财富梦想就这样在90年代仓促上演又匆匆谢幕了。

那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年代，那也是一个必须认领的年代。

转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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