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迅与黄磊，十八年前营造的一场幻梦
「你什么时候回来？」「橘子红了的时候。」...
文｜玖如
悲剧之美
《橘子红了》一开场就带着一种鬼魅气息，浓雾淡去，橘园显现，红嫁衣的女人抱住拎着行李箱的男人，「你什么时候回来？」「橘子红了的时候。」等待就此展开，成为全剧的核心。据央视统计，《橘子红了》平均收视率有7.76，巅峰期更是高达10.33，是央视电视剧频道2002年度的收视冠军。
迷蒙的色调、诡异的音乐、飘忽不定的焦点，交织成幻境，是李少红的惯用手法。她的电视剧成名作《大明宫词》开篇，就是笼罩在连绵阴雨里的长安城，尺八奏出的颤音混着过堂风，吹得宫中烛火摇曳，画面好像没有对焦一般朦胧。3年后，《橘子红了》中，《大明宫词》显现的风格被李少红推向极致。片头字幕化作白烟飘散，薄雾下的橘园，树叶绿得发冷，橘子红得妖异。无字的女声吟哦，配上钢琴与洞箫，给《橘子红了》涂上幽深的底色。
与一般电视剧以情节、悬念推动不同，这部剧的故事走向、人物命运，几乎在刚开始就能被猜到——一个悲剧。穷苦的乡下少女秀禾为了报答大太太的恩情，嫁入容家，成为给老爷传宗接代的工具人。她与老爷的六弟相爱，怀上孩子，却在老爷不能生育的事实面前，成了莫大的讽刺，卷进其中的所有人，由此一步步走入深渊。
悲剧的要旨，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橘子红了》里的一切，首先要是美的。
叶锦添担任服装造型，剧中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裁制，鞋和衣服要绝对配套。他在设计时参考了少数民族的服饰，再结合汉族传统服制，创造出专属于《橘子红了》的造型。宽大的衣服套在单薄的周迅身上，拗出不合体的僵硬感，人似乎变成了木偶，任凭提线拉扯，操纵命运。秀禾成婚时的红袄，缀着凤形盘扣，绣着金色龙纹，仅这些就要花掉匠人几天的时间。因为这部剧，中式改良婚服被称为「秀禾服」，至今影响大众审美。为了与服装相称，周迅、归亚蕾的首饰全部是安徽洪村的出土文物。至于在造型上花了多少钱，李少红绝口不提。
环境也要美。为了彰显容家宅邸的气派，剧组包下北影厂两个大影棚，江南的地板、门窗，一卡车一卡车地运来。橘园在拍摄时遭遇霜冻，一只果子都没熟。剧组从外地紧急收购几千斤橘子，一个一个系到树枝上。
人物的性格与语言也是艺术化的，台词都经过雕琢，这种诗化的尝试，编剧郑重、王要在《大明宫词》里也做过。宏大的置景和造型，诗意的镜头，诗化的语言，从前都是艺术电影的专属。用这样的手笔来拍电视剧，既先锋，也另类。
它自然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赞叹它的唯美，有人觉得剧情过于冗长，还有人认为，故事的内核是腐朽的，不过是「一堆昂贵的艺术垃圾」。《橘子红了》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央视影视部副主任冯骥的态度是包容的，他说，「我们并不求它大火，但它的商业效应是成功的」，「李少红追求唯美，《橘子红了》的画面、造型等都很讲究，满足了部分观众的口味，这也是央视的一次试验……央视有责任把各种信息提供给观众。」
不完美的好人
《橘子红了》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城里，有人换上了西装和旗袍，聊科学、自由，和西洋人做生意。乡下，人们还穿着长衫袄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相互拉锯，给《橘子红了》中的每个人物，都刻上矛盾的印记。
大太太永远沉稳宽厚，对宛晴、秀禾和耀辉都带着母亲般的慈爱。可是另一边，她因为没有孩子而被丈夫抛弃，留守乡下，容忍老爷在城里另娶交际花。宛晴为她鸣不平：「生不了孩子又不是你的错」，大太太惨淡一笑，「女人不会生孩子，就是有错」。她身为封建礼教的受害者而不自知，甚至反过来，「间接地参与了男权统治，成为他们的合伙者与合谋者」。她买了秀禾进门做三太太，教她伺候老爷，以生养孩子为天职，把束缚自己的枷锁，原样套在这个年轻的替身身上，坚信「老天把秀禾给了我，我们娘儿俩的命运就连成一体了」。
秀禾失去了亲娘庇护，被兄嫂嫌弃，大太太娶她进容家，就是赏了一条生路。她尽力对每个人好，借此找到一点生命的价值。面对二太太的挑拨离间，她说，「你只爱一个人，而我爱着很多人」；被老爷豢养，被耀辉抛弃，她也毫无怨言，「我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是男人，他们要负的责任实在是太多了。他们有些时候，必须放弃他们想要的东西。」
她并不真正糊涂，相反，她懂得自由的真谛。
剧中反复出现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觉醒》，宛晴把这本小说读给秀禾听，讲书中的男女「在原野上游荡，仿佛在做着一场将要变成现实的清梦，在他们之间，一度看起来不可逾越的规则和障碍都不是真实的」。秀禾向往《觉醒》中完整的爱情，但在她的生活中，唯有妥协，才能生存。得知二太太怀孕，她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进城，替大太太和自己多争取一分偏爱，就多一寸生存空间。
剧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大太太和秀禾，都有地母一般的人格，奉献自我，承受苦难，那种被审美化的母性，让人震撼，也令人压抑。
归亚蕾说，大太太是她从影以来演过最闷的角色；周迅因为秀禾，几次在拍摄现场和导演起冲突。「秀禾不是大喜大悲的角色。穷人家的女儿被娶进门做妾，在那个年代不可能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只能处在惟一的状态下，为了别人高兴而去生活。但她懂得认字读书，因而像地球，外表平静内心却有汹涌的岩浆在翻滚」。《橘子红了》拍完，秀禾还时常出现在周迅的梦里。
最精明的二太太，靠着风流的身段成为生意场上的谈判高手，然而挣来的财富却不属于她，大着肚子还要追到乡下争财产。或许连她自己也没弄明白，到头来最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平等的爱，所以她才会在得不到的时候显得贪得无厌，既要大伟的忠诚，又要老爷的钟情，还要属于自己的钱。
宛晴和娴雅是新女性的代表，然而她们身上显露出的无助感远大于革新的力量。宛晴对秀禾怀着姐妹般的怜惜，可是她只能求助于男性，先求六叔还秀禾自由，又恳求古沛帆，「只有你能救他们了」。娴雅看似主动追求爱情，却依然活在男人的影子里，一再包容耀辉的背叛。
这些女性角色，似乎总在徘徊，好不容易迈出去一步，又犹犹豫豫地缩回脚。每一次挣扎都是具体的、艰辛的。比起拍摄手法上的大胆，她们的故事不够理想，但是足够真实。
有评论说，「李少红的作品中女性角色总是比男性更有光彩」，李少红并不认可，「我每部戏中最下功夫的就是男性角色……男导演在写男人缺陷时，心里是有障碍的，所以我拍的男人是有缺陷、真实的但不是可爱的。」
如她所言，《橘子红了》中的男性都有着明显的缺陷。六弟耀辉读的是新书，满怀报国救民的愿景，争取自我独立，捍卫爱情，但又答应了替大哥娶亲的荒唐事，成了整个错误的始作俑者。他爱秀禾，却又优柔，无法和娴雅一刀两断。
老爷容耀华身上，坚硬与孱弱并存。秀禾隐瞒自己醉酒后和耀辉在小岛上独处的时光，老爷起了疑心。「我真的老了吗？」他反复地问，背后是关乎男性尊严的年龄焦虑。得知秀禾怀了耀辉的孩子，他对耀辉的乞求仍然饱含着父亲的威严，几乎是种命令，「既然你们相爱，我就让你们爱」，条件是秀禾仍做三太太，孩子也不能认亲生父亲。
这些男性角色因不完美而立体，可恨，也可怜。老爷得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遭受了生命中最大打击，这也是剧集对男权的最大讽刺。而后，他重新开始体贴妻子。耀辉在得知秀禾怀了自己的孩子后，喝了个烂醉，对高谈阔论的青年们发问：「论妇女解放途径……那你们为她们找着出路了吗？」
《橘子红了》看到最后，观众会发现，如此透彻的悲剧里，竟找不到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来怪罪。每个人都不完美地真实着，自以为正确地善良着，尝试过从困境里突围，再接连失败。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
它是一个转折点，导演李少红的命运也在此发生改变：拍《橘子红了》等几部电视剧，是因为「男导演几年不拍戏没关系，女导演两年不拍戏就可能被遗忘了，所以我的工作不能止步」。在电视剧领域，李少红建构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橘子红了》后，电视剧观众的主流审美似乎与李少红的作者气质渐行渐远。2010年，新版《红楼梦》中，先锋的艺术实验还在继续，买账的观众却越来越少，对风格的批评尤其多，「以为在看聊斋」的说法，在豆瓣短评中位居前列。2018年，李少红执导改编自严歌苓小说的《妈阁是座城》，重新操刀她擅长的女性主题电影，主演是当时的「票房女王」白百何，但最终票房不过五千万，豆瓣评分只有5.9。
娜拉出走之后
看过《橘子红了》，总有人追问：「秀禾解放了吗？」李少红回答，「是的，甚至用尽了全部的生命。」
秀禾的死亡，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可是看到最后，竟然成为了她最好的结局。
《橘子红了》改编自台湾作家琦君的同名短篇小说，灵感来源于琦君亲人的经历。小说以十六岁的秀娟（即剧中的宛晴）为第一视角，剧中的秀禾，在小说里名叫秀芬，被娶为三太太前，曾经短暂地在小学念过书，是六爷的学妹，对他很是仰慕。六爷被老爷提点，在秀芬进门后绕着橘园走，两人之间的情愫也到此为止。
小说中的秀芬比剧中的秀禾更温顺，更认命。与老爷共同生活过半个多月，秀芬怀孕，盼着老爷从城里回来看自己，但直到她不幸小产，老爷也没回来。秀芬一病不起，六爷闻讯探望，想要接秀芬去城里的医院治病，然而秀芬自己不肯。故事的最后，秀芬病逝，老爷来信说自己心有歉意，要回乡下专程安葬秀芬，于是大太太守着这个承诺，继续等待。
《橘子红了》的小说远不及电视剧激烈，更多是对亲人的凭吊和对时运的叹息。文中的老爷和大太太，也有琦君大伯大妈的影子，对亲人的眷恋，消解了戏剧冲突和价值观审判，「我记忆中的人物，跟我太亲了，而且个个都那么单纯、朴实，他们无怨无尤的善良，使我实在不忍着墨多加描绘。他们坎坷的遭遇，也由不得我做主安排。」
出于强烈的共情，琦君甚至美化了故事的结局。她在《关于〈橘子红了〉》中写道：「特别要向读者交代的是，秀芬事实上并没有死，而是被带到外地，受尽了折磨，在大伯逝世后，被逐出家门。但我写不下去，我宁愿她因流产而死亡，一了百了。」
电视剧突破了小说的格局，把这种共情放大成为时代的悲鸣，更多展现了女性的困境，最后用秀禾的死掀起高潮。《橘子红了》最后一集，秀禾从宛晴信中得知，孩子不是老爷的，而是耀辉的。为免日后再受伦理纠葛，秀禾鼓起勇气，向老爷和太太提出，生下孩子之后就离开容家，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谋生。
在给宛晴的信中，她兴奋地写道，自己即将像出走的娜拉一样获得自由，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娜拉出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一个女人看透了自己如同玩偶的境遇，断然离家出走。这部写在十九世纪末的剧作，堪称争取女性权利的先声。
不过，《玩偶之家》的结局很快遭到质疑。娜拉出走后过得怎么样？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甚至也没机会学个一技之长，「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易卜生没有给出答案。面对剧本引入国内之后掀起的热潮，鲁迅曾经在1924年泼下冷水，认为如果不改变经济权利的分配结构，娜拉的结局无外乎两种，要么堕落，要么返回家庭。
秀禾就生活在这场先声的余音里，在要么堕落、要么回来的既定命运里，她做出了第三种选择。她拼命生下孩子，偿还恩情，纪念爱情，以死亡换取自我的解放。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实在算不得解放。累积的苦难并不会随着她的死亡蒸发，矛盾也不会因为死亡而化解。但是，秀禾的牺牲有被看见的必要。正是因为亲眼见到秀禾生产时的挣扎，老爷和大太太才放弃了传宗接代的执念，开始上位者的反思。秀禾逝去时，娴雅正和耀辉举行婚礼，画面在婚礼与葬礼间来回切换，似乎也在暗示着，或许另一个娜拉即将醒来，继续探索女性解放的答案。
最后一集，秀禾坐在床头，抚摸自己隆起的腹部。她刚刚自比中国的娜拉，写下一生中最荡气回肠的剖白，此时，正对着孩子诉说她的渴望：「妈妈唯一希望的，就是你长大以后，这个世界会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橘子红了》拍了好几个月，最后一场诀别戏拍完，黄磊走到影棚门口抽烟，周迅也跟出来，「她站在我旁边，忽然我觉得像过完了一辈子」。花如此大的力气，只为造出一个注定幻灭的梦，放在剧集制作高度商业化的今天，显得不可思议。
18年过去，时代的变迁，抚过《橘子红了》近乎血肉模糊的创伤，也荡平了那种以诗写实的艺术手笔。这部剧所做的开拓和努力，至今仍在撩拨我们审美的标线，不断提示着另外的可能：即使不再产生这样的作品，能够多一些包容和欣赏的空间，也是好的。
参考资料：
张向辉，《一首弃妇的挽歌：浅评琦君〈橘子红了〉》
冯杏，《李少红：〈橘子红了〉不是女权主义》，《每日新报》
《李少红谈〈橘子红了〉：节奏是在人的心中》 ，《北京晚报》 2020年2月28日
骆玉兰，《黄磊、周迅、寇世勋、归亚蕾谈〈橘子红了〉》，《北京晚报》2002年02月16日
这里是「坏姐姐来了」，一个女性成员占据绝大多数的团队。社会对于女性的凝视已经让我们非常烦躁，我们相信女性是充满生命力的，有多样可能的，而不是凝固在母亲、妻子、女儿的身份之中。
我们将在流行文化的流变史中观察女性，考古她们曾在老电视剧、老电影中呈现的丰富面貌。她们可以时髦，也可以疲惫，可以美好，也可以狼狈，她们可以非常有力量，当然，也有权利十分软弱。
她们不会被大众审美所绑架，坏姐姐永远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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