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_【镜外】

托尔斯泰的出走与其说是一个光辉时代的终结，不如说是俄罗斯“首个伟大的现代大众传媒事件”。...

100年前的一个午夜，82岁的列夫·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南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Yasnaya Polyana）的家中离家出走。2天后，这个俄罗斯最著名的人失踪的消息见诸报端，并立刻引起了轰动。公众猜测着他可能的去处，他为什么要离开。很多人愿意相信，他走上了心灵的旅途，又有传言说，他仅仅是逃离婚姻的麻烦。出走几天后，托尔斯泰得了肺炎，他的旅程结束于遥远的阿斯塔波沃（Astapovo）火车站的站长室里。媒体蜂拥而至，从阿斯塔波沃发回的电报记录着托尔斯泰的体温与脉搏，占领了全球各大报纸的头条。

这个故事的插曲是索菲亚的命运——与托尔斯泰结婚48年的妻子被遗弃了，她在得知丈夫离家出走后试图自杀。她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拒之门外，因为“这也是他的意愿”。她走到站长屋子的外面，试图从窗外向内窥探，这一场景被无处不在的摄影师及摄像机捕入镜头。一位记者如此描述当时的情形：“她走过列夫·托尔斯泰躺着的房子，就像鸟儿想飞进她的挚爱所栖息的巢穴。”索菲亚仅仅在她丈夫陷入昏迷后才被容许进入房间。他去世于1910年11月7日。

托尔斯泰的许多传记都记载了这些事情，也成了最近的电影《最后一站》的主题。而今，又有两本新作问世，分别记录托尔斯泰的最后岁月和他与妻子的关系。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后一位巨人，然而威廉·尼克尔在他颇有见地的《托尔斯泰之死》中认为，托尔斯泰的出走与其说是一个光辉时代的终结，不如说是俄罗斯“首个伟大的现代大众传媒事件”。

尼克尔研究了托尔斯泰驻留的8天时间里，从阿斯塔波沃发出的1000多封电报以及数以百计的报纸报道。“在阿斯塔波沃的最后日子里，”他观察到，“托尔斯泰和电报已经密不可分。”

当托尔斯泰的家人和追随者互相将矛头指向对方以撇清自己的时候，大量日记和信件纷纷发表。尼克尔说，“对于隐私的发掘令人震惊。”世人了解到，托尔斯泰怨恨妻子在深夜窥探他的文字，决定逃离，而她曾试图在家中池塘淹死自己，托尔斯泰的女儿萨莎已经与托尔斯泰的追随者一起结盟反对她的母亲。

托尔斯泰在1860年代末陷入“精神危机”，发表《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他完全放弃了小说的写作，陷入对哲学和宗教的沉思，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战作品，其中大部分都被查禁了。他也因此和教会发生了决裂。

此时的沙皇统治已经岌岌可危，托尔斯泰同情农民和底层社会，他所倡导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恶和博爱激起了巨大反响，托尔斯泰的周围集中了大量信徒，他因其政治影响力被称为“第二个沙皇”。他的思想甚至影响了后来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

东正教教会试图将其驱逐——但用了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教会和沙皇政府一样，不希望与这个“俄罗斯土地上最伟大的公民”正面为敌。托尔斯泰主义者也许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托尔斯泰这座本尊不会。

尼古拉斯二世和他的官员们试图将这位贵族小说家与他最后三十年的思想领袖身份区分开来。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举行的他的葬礼上，政府表达了哀悼，同时布置了大量警力，确保大规模的哀悼不会引发动荡，甚至像1905年一样引发革命。另一方面，教会将托尔斯泰描述为一个迷途知返、企图忏悔的罪人，然而，他最终没能和上帝达成和解。

托尔斯泰的最后日子对于他的妻子来说是一场悲剧。亚历山德拉·波波夫的传记《索菲亚·托尔斯泰》参照了托尔斯泰妻子未发表的回忆录以及托尔斯泰本人的日记。波波夫笔下，索菲亚是托尔斯泰忠实而重要的合作者，作为他的抄写员、编辑和档案整理者。“她为他创造了最好的写作环境，她的支持对托尔斯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常常受到抑郁的困扰。”索菲亚最后也成为了他的出版代理人。

托尔斯泰夫妇结合于1862年，她18岁，他34岁。她曾经怀孕16次，诞下13个孩子，其中8个长大成人。索菲亚的职责并不仅限于抚养子女，她曾列出自己的责任清单，包括“商业事务”以及“维持家庭和平”。

他们的夫妻生活受到托尔斯泰精神危机的影响。他放弃了烟草、肉类、暴力，同时也将性（包括婚内性行为）视为罪恶。托尔斯泰赞美节制和贫穷，但他本人并不具备这两点。“他是如此矛盾和不一致的一个人,”她妻子写道,“在世上无人能真正了解他的需要。”

托尔斯泰开始拒绝他妻子的出版运作，因为那支持了一种“奢侈”的生活。然而，她依旧不知疲倦地工作，维持家庭开销。“托尔斯泰可以选择他的生活，”波波夫认为，“但是索菲亚的生活受必然性所限。”

“他留在自己的房产中，换了身新行头：农民衬衫加上韧皮凉鞋”，列宾对他的描绘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远近的俄罗斯人开始质疑托尔斯泰苛刻的教义，以及他所不肯放弃的贵族生活方式和他所享有的特权。这种归咎最后落到索菲亚的头上，她似乎对于丈夫的虚伪也感到不满。“在世人眼中，他不会做错事，因为他是个伟大的作家。”她在日记中苦涩地写道。

1910年，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成为一个拥挤的地方，托尔斯泰的追随者记录着老师的言行，他的助手弗拉基米尔·切特科夫发起了一场争夺托尔斯泰文学遗产的战役，切特科夫最终成为托尔斯泰遗产执行人，签署这份文件也最终导致了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

在1910年那个最后的夏天，家庭内部已经分裂为两派，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托尔斯泰也对索菲亚日渐疏远，“我经常对自己说，”托尔斯泰写道，“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会过一种更圣洁的生活。”如果他想要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离开。他在日记中告诉自己，这将是一桩“理想的快乐的事情，离开，成为一个乞丐，感激并且爱每一个人”。1884年，在他女儿萨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出走。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写道渴望抛弃家庭。

索菲亚不断以各种绝望的行为引起丈夫的注意。在日记中，她记下了关于自杀的想法，包括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样卧轨自杀。

一方面，是他所宣扬的理想化的然而却严苛的教义，以及托尔斯泰主义的信众们；另一方面，是他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他的爱人。这种争斗在列夫·托尔斯泰本人的心中形成了聚焦点。

托尔斯泰和索菲亚曾经从新婚之夜起就互相交换日记，数十年过去了，他们的日记里开始充满了苦涩的控诉和痛苦。最后，托尔斯泰把他的日记藏起来，而她，继续偏执地寻找着他的日记阅读。

托尔斯泰本人记载在日记中，“我从睡梦中醒来，我听到开门声、脚步声，我抬起头，我从门缝里看到书房的光……日日夜夜，我所有的言行都必须为她所知，受她掌控……我突然下定决心要离开。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开始收拾东西。我叫醒了杜山和萨沙，他们帮我一起打包。”

杜山是托尔斯泰的私人医生，托尔斯泰主义者，萨沙是托尔斯泰的小女儿，同样是他的思想的门徒。他们二人，同托尔斯泰、索菲亚一样都保持着记日记的习惯，因此，在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有四个版本。

托尔斯泰的出走是他的追随者们所期待的，他们渴望托尔斯泰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教义。1910年10月28日，托尔斯泰离开了他的祖宅。切特科夫写道：“我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我的快乐，当听说您走了。”致妻子的信他写了三遍，在被他草草划去的部分，他或者写下了他离开的奥秘的一种解读：“大部分人离开是为了去修道，如果我和他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也会去修道。然而，我并不相信那些，我只是想一个人待着。”

他是个82岁的老人，又老又病。1910年，俄罗斯寒冷的冬夜，他离开了家族世代居住的房子，离开了家族的明争暗斗，离开了他所厌倦的俗世生活，也离开了他的爱，独自去追寻最终的平静。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天，他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并将俄罗斯政治、宗教和日常生活置于一个存有疑问的背景。他出走的路径并不很长，然而从政治影响力而言，在大众媒体的渲染下，这短短的几站路成了现代社会的鸿篇史诗。

此后的100年里，与托尔斯泰的革命性相比，索菲亚常常被描述为后进的、固守陈规的、世俗、利己，不能理解托尔斯泰。

然而，新出版的两份书稿中，作者并不讳言自己站在索菲亚一边，试图从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诽谤中拯救她的名誉。尼克尔先生甚至感受到了在托尔斯泰出走的晚上，“爱、恨与偏执的奇怪混合”将索菲亚推向了悬崖。这个饱受折磨的女子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被拒绝接近她奄奄一息的丈夫，在托尔斯泰陷入昏迷后她才被容许进屋。他是否听到了她最后的低语？她是否像好莱坞剧情般还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懂那些夫妻间无言的诉说？

事实是，成为寡妇的索菲亚继续生活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在丈夫去世后照管产业，为托尔斯泰的图书馆分类，为他的传记作者提供帮助，带领拜访者参观屋子。她抄写托尔斯泰的小说，揣测、理解、享受它，跨越坟墓与丈夫进行交流。波波夫引用了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话，他曾对索菲亚做出了中肯的评价：“她是他最亲密、最忠实，我认为，也是唯一的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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