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陈独秀：从江南考场到北大学长（上）

1915年9月15日，由安徽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诞生。《新青年》的创刊是...





1915年9月15日，由安徽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诞生。《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而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新青年》作者群大多是安徽人或与安徽有关的文化人，如陈独秀、高一涵、潘赞华、刘文典、程演生、王星拱、高语罕等，可以说，是皖江文化的底色成就了《新青年》后来的辉煌。

百年悠悠，斯人已远。

站在时光的城楼上，回望《新青年》走过的百年，或许很多人的面目已经逐渐模糊，或许很多曾经的骄傲已蒙上了历史的尘埃。作为长期关注皖江文化研究的社会团体，在《新青年》杂志即将迎来百年大庆之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诚邀学界名士，齐聚一堂，共话沧桑变迁，共话皖江名人，为历史作注，为时代记录。

要了解陈独秀，对其一生中的一些关键的年份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认知：1897年、1901年、1915年、1917年，1919年、1921年、1927年、1929年、1932年和1942年等。这些都是陈独秀的人生中的一些关键年份。其中，1897年就对陈独秀有着重要意义。就在那一年，陈独秀自认为从科举制度下的选学信徒，变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信徒。1897年江南乡试考场的经历，颠覆了科举青年陈独秀对在科举制度下追求人生进步的所有梦想，从此以后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当然，那时的陈独秀也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他这个有着清朝八股秀才资历的人，能到科举时代学子们向往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为一个文科学长。

1896年，虚岁十八的陈独秀在安庆府怀宁县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程序中，历经县试、府试和院试的重重考验，尽显才华，为主持院试的山东籍宗师李端遇赏识，拔得头筹，成功完成科举制度中，一位知识分子必须历经的第一道关节——生员，即有了秀才称号。随即，安庆府巡防营的高统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陈家，陈独秀定亲后于1897年去南京考试。南京是旧时江南省的省会、两江总督的驻防地，同时也是安徽、江苏两省秀才考举人的神圣之地——“江南考棚”就在南京的夫子庙旁。这年秋天，怀宁陈家经过充分的准备，一群人（陈独秀的大哥、对指导考试有帮助的大哥的先生等）陪伴陈独秀去南京参加乡试。南京城池平阔，相对于山城安庆有天壤之别，一个“大”字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在南京所租房屋之陋、考试期间商人趁机抬高房价欺诈行为，尤其是让陈独秀们为安庆话说“解大手”而失去尊严的生活经历，给这位科举士子留下了恶劣印象。9月4号到12号，陈独秀参加了共计三场、为期九天的乡试。早前一天下午去领考证号等材料，便历经艰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走进江南贡院专供安徽考生考试的上江考棚，“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原来“考棚”之陋实在非人可以忍受：考试用的号舍，低矮狭小，灰暗裸露砖墙上爬满蜘蛛网。考试答卷用的三尺长木板也是夜晚之床，休息更谈不上。据《实庵自传·江南乡试》记载：“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各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煨成的挂面。”陈独秀在江南考棚长条号筒中生活的几天，见识到了科举中的考生奇观。一个徐州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

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一幕话剧般的场景，以后一直长留在陈独秀的脑海中。



江南考场的经历在科举青年陈独秀心中发酵成二处心得：第一，科举考试制度是对人性的践踏。清朝科举制度是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制度（包括实行的程序细节）连人的起码尊严都不能提供，这个制度就不可能行远，结出的果实也会是怪胎。江南“秋闱”乡试，承载着每一位考生的理想和梦想。因为祖业不是很发达，自小聪智的陈独秀便被家族视为“学而优则仕”的种子，肩负着给家族争光的重任，被陈家寄予厚望。但江南考场中的经历却使他认清：走官家号召的读圣人书、讲圣人话、考圣人经典的科举“黄金之途”一定要付出代价。他从一个无羞无畏、裸露着肉体，凡是顶着的、悬着的大大小小全都摆动起来的皓首穷年的科举动物身上，读出了这班“考试动物”上台做官治理国家后，“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陈独秀因而对于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第二，清朝的其他社会制度都有改革的必要。陈独秀在科举制度之外，还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考场失利后的陈独秀没有一般秀才考试失败后的沮丧，回到安庆后的那年年底他写了一篇长文：《扬子江形势论略》，为国家的江防直接贡献自己个人思考的结晶。他写作主要的资料是根据《大清一统志》和《舆图》。此后的十几年他都是沿着这样的路走下去，没有循规蹈矩地争取“学而优则仕”。陈独秀25岁时参加了1903年8月在上海创刊的革命派报刊《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工作，这是陈独秀办报经历的开端。这年5月，陈独秀因为组织安徽青年学生进行拒俄运动遭到清朝安徽执政当局的缉捕，被迫逃到上海。我们从陈独秀1903年“安徽爱国会演说”和草拟的《安徽爱国社章程》来看，此时他并未公开反清，却依旧为当时的清政府地方当局所不容，两江总督端方下令要拘捕他们。

陈独秀与主持笔政的章士钊等人，在短短的三个多月时间内把《国民日日报》办成有“《苏报》之二”誉称的有名的反清革命报刊。《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发行，初步实现了陈独秀在安庆开展活动时想要办刊宣传反帝反清的愿望。该刊主旨是解说“国民”二字。栏目设有社说、讲坛、外论、中国警闻、政海、学风、实业、短批评、世界要事、地方新闻、新书评骘、南鸿北雁、世界之奇奇怪怪、个人行为、谈苑、文苑、小说、本埠日记等近20个栏目。这些栏目文字非常简洁，对后来他主办《安徽俗话报》很有启发。多年之后章士钊回忆他与陈独秀此间的艰苦经历：“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可见当时这些编撰文稿的友人，展现出来的都是国家栋梁的形象。陈独秀不仅自己撰写了不少文字，还担任编辑和文字校对，现在我们可以在《国民日日报》中发现陈独秀署名的一些诗，另外还有他和苏曼殊（陈独秀的好友，民国时期有名的“苏和尚”）共译的依据雨果小说原著改译的《惨世界》，这是《悲惨世界》在中国最早的译本。1903年的12月，由于清廷和地方政府下令禁寄《国民日日报》，加上报刊内部经理、编辑两部发生分歧，导致在外人公堂诉讼，被迫停刊。但陈独秀在上海办《国民日日报》的经历对他1904年在安徽创刊《安徽俗话报》很有启发。

《安徽俗话报》是安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份通俗白话报刊。为什么说要办俗话报？在日本留过学，到过中国的东北、上海等地，已经睁开眼界看世界、有了新思维的陈独秀，回到安庆后见之于安徽社会风气的闭塞和落后，便要为安徽大江南北的父老乡亲办一份他们能看得懂的报刊。他把报刊服务的对象定为社会中下层的民众，他要给穷人办报纸：“若说起穷人来越发要懂得点学问，通达一些时事，出外去见人谋事，包管人家也看得起一些。” 为此，他要仿照上海、宁波等地有名的《中国白话报》《宁波白话报》《苏州白话报》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顶好的法子。”中国人过去读书文字基本上是用文言，陈独秀用地方性的俗话写出文章，借助新式的传播工具向老百姓诉说，他的这一行为在那个时代具有新的意义。因此“用俗话给民众说他们听得懂的知识，要用俗话给老百姓说他们应该明白的世事学问，进而在其中鼓吹反清革命的道理”，正是《安徽俗话报》最大的特色。为了办好该报，他邀约在日本留过学的桐城学堂教师房秩五、吴守一等，撰稿教育和小说等栏目，并把编辑部搬到交通方便的芜湖老朋友汪孟邹的科学图书社。当时市场萧条，生活艰苦，汪孟邹告诉陈独秀在他那儿，每天只吃“二顿粥”，但陈独秀不畏苦，提了一个包袱，拿了一把雨伞，就到了芜湖。这个时期陈独秀曾经写有一幅挂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由此可见其时陈独秀已胸怀壮志，不畏艰辛。



1904年3月创刊的《安徽俗话报》，每月出二期，5k纸大小版面，20页左右，大约15000字，兼有报纸和杂志二类特征，每期售价50文钱；前后设有栏目13个左右：一是论说：即今日的社论。“是就着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讲给大家听听。” 二是要紧的新闻：“无论是本国的、外国的，凡是有了要紧的信息，都要照实登出。” 第三，本省的新闻，“凡是安徽地方的治乱，工艺的盛衰、年成的好歹、学堂的光景以及各种奇怪的案情，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告诉大家。”第四历史栏：“是把从古到今的国政民情，圣贤豪杰，细细说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比那《三国演义》《说唐》《说宋》还要有趣。”如陈独秀写的《中国历史的大事》和《朱元璋》。第五地理“凡是本省的、外省的、本国的、外国的山川城镇、风俗物产，都要样样写出，但不是什么看坟山、谋风水的地理，大家别要认错了。”如《安徽地理说略》、《安徽的煤矿》，《寿县的物产》等等。第六教育：“这门又分为二类，一是读书的法子，好教穷寒人家妇女孩子们，不要花钱请先生，也能够读书识字，通点文法。一是教书的法子，好教做先生的用些巧妙的法子，不至误人子弟。” 第七实业:“无论农、工、商、贾，凡有新鲜巧妙的法子，学会了就可发财的，都要明明白白告诉大家。”如《养蚕大发财》。 第八小说：“无非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些哩。” 第九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着琵琶弦子唱唱，到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注：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是晚清时期一些青楼或瓦肆里流行的带有黄色小调性质的曲种，陈独秀刊登诗词主要还是为了宣传让大众明白的社会新观念。）第十闲谈。“无论古时的、现在的、本国的、外国的，凡是奇怪的事，好笑的事，随便写出几条，大家闲来无事看看，到也开心哩。”如《国是皇上家里的》。 第十一行情：“我们徽班的生意，在长江一带要算顶大了。现在我要将本省、外省、本国、外国各种的行情，打听清楚，告诉大家。全望主徽班的，格外大发其财，我才欢喜哩。” 第十二要件：“凡是各种的紧要章程、条约、奏摺、告示、书信、游记，都要用俗话写出。”第十三来文：即读者来信来稿，“若是列位看报的做了俗话的文章送来，本报也可以选些好的登出。”这也是后来陈独秀办《新青年》重视读者来信的先声。后来陆续还开辟了“地方利弊”、“内地新闻”、“学术”、“传记”等栏目。陈独秀不仅包办了报刊的编辑排版、分发邮寄等繁杂事务，还用“三爱”笔名撰写的大量文章《瓜分中国》《恶俗篇》《说国家》《亡国篇》等，揭露列强瓜分中国、奴役国人的历史事实，启发民众要有救亡图存的自觉心，倡导民权、反对清廷和地方政府出卖国家权益（例如安徽铜陵铜官山的开发问题，当时安徽地方人民以民众之力争民族之利，反对安徽地方政府的某些人将矿权出卖给一些外国的资本家，是1905年前后中国人民争取利权运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安徽俗话报》还结合手绘的图画，提倡妇女婚姻自由，反对封建迷信；普及科学知识，提倡兴办实业增加财富；这些开风气、新民智、鼓民气的浅近、明白、诙谐的俗话，很快受到安徽和其他各省的欢迎，半年不到，发行量就由1000份增加到3000份左右，长江沿岸的武汉、九江，上海、扬州及北京等地都有代售处，成为有着全国影响的传媒报刊。《安徽俗话报》登载的《安徽的煤矿》《安徽全省物产表》《安徽省地图》等，则是我们今天研究清末安徽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到1905年年中后，《安徽俗话报》与陈独秀等人在安徽公学（本来是在湖南长沙为在湖南的安徽子弟办的一个学校，后因故于1905年从湖南长沙迁到安徽芜湖继续办学）、岳王会（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创立的安徽最早的反清秘密革命组织）等处进行的革命活动互为表里，相互辅佐。《安徽俗话报》的传播，也成为了革命党人鼓吹反帝反清、宣传革命的重要喉舌，如反对安徽铜陵铜矿山矿权丧失、反对美国虐待华工，鼓吹国人抵制美货等。这些报道当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例如当时安徽绩溪县的知县就让绩溪县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新式学堂订阅《安徽俗话报》。但《安徽俗话报》到1905年年中就停办了，只出了23期，主要原因一是当时的一些言论，引起了驻芜湖英领事抗议，他们胁迫清地方当局，勒令该报停刊；二是此时陈独秀的主要精力放在安徽公学以及岳王会。到此陈独秀基本中止了辛亥革命之前的办报生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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