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学者都面临哪些压力？

其实我们走到今天还是靠自己在读书之后对学术基本的激情，如果这个激情有一天燃烧完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继续向前走。...



按：4月27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指导，“壹学者”移动学术科研服务平台、百度学术共同举办的“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颁奖典礼暨大数据时代下的青年人才培养与学术发展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八百人大教室隆重召开。来自14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近百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名青年学者，经过层层筛选，最终问鼎“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的桂冠。本文系获奖者之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在现场嘉宾对话环节的发言。



颁奖现场（图左二系本文作者）

我其实已经不算是青年教师了，都长了白头发，起码也是未老先衰的。我跟我的一些研究生讲要他们珍惜生命远离学术，当然这个开玩笑的。其实我们走到今天还是靠自己在读书之后对学术基本的激情，如果这个激情有一天燃烧完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继续向前走。其实我看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说，现在是物质压力最大的时候。具体来讲，以我所在的南京为例，南京最近开出去的第40中心的一块地，拍了4.2万一平，意味着作为房子卖出来的话起码7到8万一平的价格。而这个东西是我们年轻学者在南大，如果勤勤恳恳工作一年大概能买1.5个平方的房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客观和现实的状态。

另外一个方面，由于我们现在学科评估的压力越来越大，指标就可以分解到各个院系，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所以具备更多生产的主力军。因此出论文，在量上面突破，也就成为了年轻人在学院里面的唯一。现在有很多指标是这样，你如果刚进学校给你签六年的合同，如果不能在六年里面完成学校对你量上的指标，就很有可能把你扫地出门。这些东西都是从制度到生存环境方面的。这些问题后面就带来了很严重的导向上的问题。



第一个导向，引导青年学者向物质导向方面去突破，继而就把做项目当做做学问，其实项目和学问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最近研究哥伦比亚学派的时候，发现从哥伦比亚学派开始，学术项目制被当做是一种，整个研究所被当做是一个工厂，学者被当做是工人，整个学术变成了我们所说的一场学术生产或者是叫做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的后果，在哥伦比亚的应用社会研究局里面体现出来的后果就是，第一个作为研究者都重方法轻理论。第二个，把学术当做是一种谋生的工具，所以耐克尼尔斯就批判，第二代实用主义的美国青年学者，他们好像对什么东西都不感兴趣，对学问也不感兴趣，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工具。这样一种学术生产方式，就导向为以学术为谋生工具，为学术毫无激情毫无热情的状态。这样一种端倪已经在中国的学术界见露苗头，大家对教学、带研究生不感兴趣，发文章拿课题都是为了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物质导向的生存环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对现在青年学者的成长是极其不利。



另外一个感觉，由于发文章，随着学科细化的程度，发文章的难以程度与你选择的这样一个议题有多专有很大的关联。所以现在就导致，比如以我们传播学为例，我们很多海归回来以后十年只发健康传播的文章，不做其他跟传播有关的任何研究，就从上课到做研究，都是在健康传播这个领域。做完艾滋病就做肺结核，做完肺结核就做心脏病，这样一个一个的做，但是做出来的结果大同小异。很难跟我们说的健康传播以外的学者对话。这种情况之下，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学科发展导致的后果。他作为指挥棒去引导青年学者，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变成了在这个大学科范围里面的各个学科方向之间的年轻学者之间，几乎没有可以对话的领域。所以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新闻传播学院，但实际让大家做的研究非常碎片化，每个人只对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非常了解。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跟我们所说的功利主义的学术导向有关联。

所以，讲到最后，我在想青年学者能不能有一些多元化的大方式?可不可以有自己选择做什么学问的空间?如果真的对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有小部分的空间和尺度，现在指挥棒导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说我们已经算中年学者了，我们已经爬过了最艰难的历程，我们身边差不多的青年学者最后成了中年学者，教授评上了，院长当上了，该拿的课题都拿到了，博导拿到了就不干了。完了以后说这一辈子最好的光阴就拿去做量化指标了。剩下来的时间就开始进入养老的阶段了，这样一种畸形的体制，确实是已经到了需要去反思和探讨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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