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啥呢”Vol.30 【博物馆日·2015十大展览】好展览，怎么看？怎么办？

希望你下次走进博物馆的时候，不光是看文物，还愿意看展览。...

观看以文物为主要展示对象的展览，你所要做的可以不止看文物这么简单。展览自身作为一种独具魅力的二次创作手段，可视为一种文本、一项艺术，合理运用展示化的语言和技巧，都能对展品的信息表达、视觉观感、参观体验起到锦上添花、相得益彰之效。



以文物为主要展示对象的展览，通史型陈列往往最为常见。它作为一家博物馆的招牌之作，常常最为体现该博物馆的藏品实力和自我定位。比如去年10月1日崭新回归、重新开馆的杭州博物馆，就率先推出了“最忆是杭州”通史陈列。展览在态度上相当明确，即“以城为主体，以史为脉络，以人为线索”。这通常被视为地方性博物馆培养地方认同、彰显自我定位的最招牌性做法，展示内容在空间上不离开博物馆所处的地缘范围，时间上依据朝代更迭，采用中性的口吻，娓娓道来。

流线型的展线配合时间线的基本脉络，让观者仿似身处历史长河之中，以身体的走动推进展览逻辑，暗喻历史进程的流动。而当原本流线型的展线开始忽然转变，进而开放至一片整体无切割的空间时，便意味着故事进入了一个小高潮，而引领这高潮的便是在体量或视觉效果上极具冲击力的精品文物。

除了上述惯用手法外，考验这样一场通史型展览的策展功力之处，其一在于节奏，其二在于气氛。杭州博物馆“最忆是杭州”展览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不再恪守面面俱到、时段等分的常见格局，而是清醒地意识到杭州城唐宋以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因此在单元安排时便有效地将隋唐以前的故事压缩到了一个单元内结束叙事，从而为后段历史的铺陈留足了空间，此乃对节奏的取舍。

此外以“忆”为题，将诗歌和江南水乡的元素充分调用，借助多媒体手段序厅内的天光水色、展线中的水墨山水，蓝色主色调的选用、西湖沙堤等意象的频繁再现，都在无意识间撩拨观众的情绪，此乃对气氛的把控。节奏与气氛的结合与应用均是展览中用于缓解长叙事的陈列内容单一、易出现走马观花或观众疲劳的重要手段。尽管有上述手法，但通史型陈列隐藏的最大危机还是在于其过分饱和的信息量。并且，其在支撑性的学术观点选择上，由于通史型陈列更新困难且带有“招牌”之包袱，因此往往更倾向于更为公认、保守和温和的学术观点。体现时事、反映学术动态乃至新思维之激变的任务，便往往落在了临时性的专题展览肩上。

以广东省博物馆的“牵星过洋——万历时代的海贸传奇”为例，该展览以“南澳一号”及“万历号”沉船的出水文物为依托，却显然不肯局限于只做考古成果展。以实物观历史，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该展览也试图借此批展品，来“展示明代万历时期的东西方海洋贸易全景”。序厅便开始从“中国海洋贸易黄金时代的到来”说起，进入到第三、第四部分之后彻底抛开出水文物的限制，对船只这种特定的移动空间进行关注，对东西方文明交汇时各类文化元素的渗透问题进行讨论，这早已超出了精品文物展示的范畴，考验的是策展人自身的学术眼光和宏大的展览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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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难度还在于要展示一场历时性贸易线路的全景，其所涉及的时空范围均极为庞大，这对观众是一种挑战，对策展人本身也是一种考验。为解决此问题，展览中大量使用了地图（无论是实物还是模型），同时也尽量将这种发散性的议题安排至内容趋近尾声之处，而在观众情绪代入之初始，仍然谨慎地将焦点围绕在两艘沉船的出水文物之上。当然，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大多数群体被驱使前往博物馆观展的最核心理由仍然在于文物本身，或者更直接地说，精品文物本身。这不应是博物馆展览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这也不是博物馆就应该嗤之以鼻的陈风旧俗。精品展自有其价值。它往往能为博物馆带来短期内迅速的社会关注度，是博物馆营销和社会职能的重要方面。或许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透过精品，博物馆想要传递的价值取向和知识信息都是什么？

浙江省博物馆举办了“中兴纪胜——南宋文物观止”展览，愈500件/组的精品文物汇聚一堂。这场展览的态度恰如其馆长陈浩先生所说：“南宋的历史就在那里，历史学家们也写过很多，不需要再去创造，我们要做的是用历史实物来呈现它，并通过文物让人们看见南宋精神层面的东西，它的文人政治、重视科举、对外抗争等动人的内容。”因此，在这场看似中规中矩、依序铺陈、以精品夺得眼球的展览中，实际上包含着策展人不小的野心，即要让观众看到刻板印象中“积贫积弱”的南宋王朝，实则也创造了如此精美的物质文明。

而实现这种野心的方式，则是策展人尽力将自我的身份隐居其后，将话语权全方位地交予精品本身，减少说明文字、减少辅助场景甚至减少过于宏大的信息渗透。这种“无为而治”的做法是精品展中的标签式手法，也是最大的争议所在。毕竟，只是为了看热闹的观众从来不占少数。既要避免观众看热闹，又想继承精品展中扩大展品冲击力的手法，有一种解决之道便是最好在内容切入点上，首先能寻求到一处兼备历史研究学术价值和当代社会亲切度的议题。南京博物院的“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便是一例。展览在直观上看似是以文物为重的精品陈列加简单文字说明的惯用手法，但其中暗含玄机。

策展人在单元安排上从女性的视觉形象说起，先应和“温·婉”这一题；再从“女仕”这一带有传统女性刻板形象的话题展开，以考古材料构建出古代女性自我的生活空间；再推进至“才媛”作品，直接质疑“女子无才”这一封建命题；最后回到性别研究中最为高潮的讨论议题，以男子笔下的女性魅力去反射一种父系权力体系下女性所被获得的社会性身份认同。

这四单元的铺陈层层递进，在态度上吸收了新史学和性别研究中的反权威式色彩，已构成了一套极值得讨论的展览文本话语体系，并在冥冥之中暗合当代社会热点，易引发观众结合自我身份展开联想与反思。



上述四场展览作为2015年诸多优秀展览当中的明星之作，其意义还在于它们反映了当代展览创作中的诸多潮流与争议。

比如，“最忆是杭州”展览所体现的是长时段通史型展览如何有效避免过于饱和的信息量所带来的疲劳问题，回应了如今我国大多数大型博物馆所普遍面临的两难，即，既希望塑造标志性、使命性、具备“大国”、“大馆”特色的知识型展览，又要考虑观众的信息可接收程度和喜爱程度。

“牵星过洋”展览面临的问题还不光是学术型展览常见的与观众的信息沟通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文物出发寻找合适的切入口再引发到一个庞大甚至是略显虚渺的学术议题，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学术观点都能找到合适的展示性文物加以佐证。

“中兴纪胜”展览则回到了国内曾经一度最为常见和饱受争议的精品展的议题，所谓的“让文物自己说话”是一种博物馆本质特征的体现，还是亟待改革的陈旧理念，从议题的选择、策展人的“无为而治”，再到观众感性上的喜爱程度和理性上的可接收信息量，“中兴纪胜”展览会成为我们再讨论这些问题的契机。

“温·婉”展览则将问题又迅速拉到了国际展览研究中如火如荼的文化研究层面，在这个博物馆不停宣扬自我的社会价值和当代性的时代，历史文物类博物馆的当代性从何去寻找、以何方式去展开，“温·婉”展览四个单元的层层推进为我们提供了一例极佳的讨论范本。

所谓的“好”展览，不会仅限于上述四场。也或许，上述四场展览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所引出的议题、所开放的讨论空间。更多的“好”仍需要留待更多元的观者去品味、阐发、赏析。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希望你下次走进博物馆的时候，不光是看文物，还愿意看展览。（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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