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啥呢”Vol.3 抗战八年，中国文物是怎么保下来的？

至少文物360万余件、古迹700多处被毁、遗散于抗战，其实还有至今去向成谜的周口店猿人头盖骨；但抗战中中国军民也不乏“智保后母戊鼎”、“故宫南迁”、“保护《赵城金藏》”等杰出的文物保护事迹...



抗日战争胜利70年了！70年后的今天，威武雄壮的阅兵方阵走过天安门，和平鸽在长安街上空飞起；而70年前，我们的先辈则刚刚用浴血奋战换得来之不易的胜利，八年的战火留给中华大地的，是满目疮痍，遍地焦土。

战争是文明的杀手。70年后，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八年抗战中，中国的那些珍贵文物命运如何？他们是如何挺过了战火，留存到了今天？

其实，答案首先是：很多中国文物并没有挺过战火。有资料表示，1945年民国政府统计，在抗战中惨遭劫毁、遗散的文物共计1870余箱、360万余件，古迹700多处，而实际的数据很可能还远大于这一统计。

更加令人心痛的是，因为我国在战乱中根本无暇留存文物被毁的相关证据，加之其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如现在流散至世界其他各国的中国文物一样，流散至日本的中国文物也普遍陷于难以讨要的困境。

2012年，三卷本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终于正式出版，该书于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书中收录的15245件文物，就是中国的15245段伤心史啊。

在所以于抗战中遭到劫毁与流散的中国文物中，最著名、最令人痛心的，应该就是周口店古猿人头盖骨了。

1929年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第一颗古猿人头盖骨，号称“中国科学家摘取的第一块金牌”。鸦片战争后中国一直被世界看做积贫积弱的象征，此时中国学者发现了世界上迄今所知内涵最丰富、材料最系统的直立人遗址，且有学术价值最高的头骨为证，这一发现对当时中国的意义，不亚于如今中国科学家摘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于是也可想而知，当1941年五颗头盖骨不翼而飞后，中国乃至世界是多么震惊。关于头盖骨的下落，据说现在已有119种说法，但仍无法最终让头盖骨再现于世间。残存的史料是：1941年11月以前，头盖骨被锁于美国人开办的协和医院解剖系的保险柜中。11月底，因担心日美开战，头盖骨被装箱，计划海运到美国，这是唯一明确的头盖骨最后踪迹；12月，头盖骨是否被送到了美国领事馆？12月5日头盖骨是否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离开了北京？之后天津停靠装卸又发生了什么？12月8日列车抵达秦皇岛，不巧珍珠港事件7号爆发，美军军营已被日军占领，一片混乱中头盖骨落入谁手？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已不得而知。1942-1943年，日本派出一名名叫锭者繁晴的密探寻访头盖骨下落，一年未果，1943年锭者繁晴于寓所刨腹自杀未遂。

中国文物惨遭劫毁令人痛心，但是如我们现在所见，很多的中国文物还是挺过了日军的浩劫；而它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先辈在抗战中誓死保卫文物的感人故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鼎”（之前名叫“司母戊鼎”）。1939年18岁的吴培文和其他十几个村民在安阳武官村挖出了这只商代大鼎，因形似马槽，大家便称它为“马槽鼎”。

战后安阳战局惨烈，日本人对后母戊鼎也垂涎三尺，吴培文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将大鼎出手以求自保。北平的一位古董商曾一度答应购买，但他要求吴培文将鼎分拆运到北京；吴培文一度用上了锯与锤，却只能将大鼎仅剩的一只鼎耳砸掉。

后来吴培文决定保鼎。第一次日军搜查，吴培文将大鼎埋在了院子里的马棚底下,并在地上面堆放了马粪、柴草和垃圾，成功“瞒天过海”；第二次日军搜查，吴培文又“偷梁换柱”，将一件买来的假鼎故意藏在屋里让日军搜到，使敌人误以为自己得到了真鼎。

1949年后，后母戊鼎得到了国家的妥善保护，被吴培文砸掉的鼎耳也得到了维修复原。但吴培文与大鼎的故事却并未结束。有人说他挖出后母戊鼎是“盗掘”，家里人迷信地指责他挖出后母戊鼎破坏了家族的风水，直到现在他最初想卖掉大鼎的打算还为人指摘。但吴培文一直坚信，他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就是没有把大鼎交给日本人。

2005年，司母戊鼎回到安阳展览，吴培文被允许摸摸大鼎，他也首次因“在‘司母戊大方鼎’保护过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政府颁发的奖金2000元，他曾经埋藏大鼎的院子也被列为了文物保护单位。

除了吴培文这样的民间保护文物的英雄，抗战八年，民国政府组织同样扮演了文物保护的“正面战场”作用。如果没有以广为人知的故宫文物南迁为代表一些列文物撤退工作，实在不敢想象将会再有多少中国瑰宝落入日军手中。关于故宫文物南迁，我们还会在接下来的“故宫博物院建院90年”的专稿中详谈。

其实除了文物撤退，抗战中的民国政府和著名学者还纷纷通过抢购、整理、研究、举办展览等方式为文物保护贡献力量。甚至于，撤退到大后方的学者们还抓争分夺秒地考察了战火暂时没有波及到的西南、西北等地，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当时的中国文物界，也临时将中心搬到了四川宜宾长江边的一个小镇——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十余家学术机构的大师，就栖身在阴暗潮湿、蛇鼠横行、只能靠油灯取亮的陋室中继续忘我地工作。

梁思成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曾这样回忆李庄的岁月：林徽因先生常年卧病在床，但是却坚持卧在床上为研究学术翻查资料。梁思成先生的脊椎有病，他就穿个铁背心，把花瓶垫在下巴下，趴在破旧的桌子上借着昏暗的油灯开始画图……

而说到八路军方面在抗战时期保护文物的故事，最著名的当属抢救《赵城金藏》了。

《赵城金藏》是抗战时期密存于山西赵城县广胜寺的金代大藏经，是中国大藏经中年代最久远、版本最珍奇者。1942年4月，严守《赵城金藏》的广胜寺主持力空法师感觉国宝在日军的觊觎下要守不住了。他夜行十里，向八路军太岳军区发出了求助。4月27日，八路军声东击西、日夜行军，不发一枪不伤一人地将《赵城金藏》成功运出了广胜寺。

可紧接着到5月，日军发动大扫荡，无奈之下八路军只好将经卷再打入战士的背包，“人在经卷在，要与经卷共存亡”，如此与敌人周旋了两个月。后来，《赵城金藏》又被八路军转运到一所废弃煤窑中，并有专人看管。一次，前去查看经卷安全的战士与日军遭遇，为保经卷安全，他将敌人引至了相反方向，最终被敌人逼至谷中，壮烈牺牲。

历经千难万险，1949，《赵城金藏》平安入藏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

最后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日军虽然劫掠走了很多文物，并在其控制的东三省伪满洲国等地进行了很多目的不一定单纯的考古调查、发掘，但是以“日本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为代表的一批日本考古学者，也还是进行了一些符合科学规范的考古工作，并编写了报告，其中收集到的辽庆陵、元上都等地的资料到现在仍很有参考价值。正如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所指出：“虽为文化侵略，然对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之功绩亦不可没也。”

从某种程度上说，1931年后，日本已将东三省与满洲国视作自己的“国土”并加以“文化经营”。尤其是对其自世纪初便已霸占的大连、旅顺地区，日本更是“格外用心”，其结果，就是从中国甚至韩国各地聚敛而来的很多文物，汇集在了一座博物馆——旅顺博物馆。

当然，至于“日本人不敢做盗掘的蠢事，只限于采集一些石器”，“为了研究出土遗物而一时借用的，用后全部返还”之类的鬼话，已经被历史的真相戳穿。“用后全部返还”，如果在八年抗战中惨遭劫毁、遗散的中国文物有灵，听到此言，它们一定会默默流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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