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革命：时尚与文化的百年进化史

以身体、以情欲、以阴性，走出不同于正统女性主义的革命之路。她们是艺术文化与时尚生活的最佳演绎者，以解放、以逃...

以身体、以情欲、以阴性，走出不同于正统女性主义的革命之路。

她们是艺术文化与时尚生活的最佳演绎者，以解放、以逃逸、以衝突，紧贴社会脉动，为百年流行史现身说法。

当女性主义风起云涌、抵抗传统父权之际，少女们早已亮丽转身，早一步走入社会与文化交融的大众生活――这是一部少女掀起性别革命的百年史，也是有始以来第一次，少女成为推动性别革命真正的主角。

很多人问我，为什麽想写《少女革命》?我每次都说，因为我想写一本自己也想看的书。

从二○○九年正式接触女性主义理论开始，我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居然不是《阴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不是葛洛莉亚.史坦能(Gloria Steinem)，不是那些早就被视为女性主义经典的论述，而是《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是《金法尤物》(Legally Blonde)、是玛丹娜(Madonna)。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们被视为「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的代表，因为情欲的解放与阴性的复兴，象徵了九○年代女性主体的重塑与转向。这个时期的研究，成为我的第一本书，《恶女力》。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原来早在《欲望城市》以前，就有《欲望单身女子》(Sex and the Single Girl);原来《金法尤物》艾儿(Elle)口中的「柯梦女孩」(Cosmo

Girl)，出自《柯梦波丹》(Cosmopolitan)传奇总编辑海伦.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原来玛丹娜在自己音乐录影带与演唱会中多次引用的画家蓝碧嘉(Tamara de Lempicka)，在咆哮的二○年代，也是一个拥有双性情欲，戏拟阴性特质的摩登女子(flapper)――蓝碧嘉简直就是一百年前的玛丹娜。

原来在九○年代引发女性主义学界持续至今论战的「后」女性主义，早在「前」女性主义的时期，就有了自己的祖师奶奶。原来，这些祖师奶奶们都和她们未来的分身一样，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被排挤在女性主义大论述之外。原来，不管是二○年代的摩登女子，六○年代的柯梦女孩还是九○年代的金法尤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她们都是「少女」。

那一刻，我决定替一百年来不被书写、不被记忆的少女们，写下一部少女革命史。

《少女革命》是一部以少女出发的百年史，写的不只是少女的传奇故事，更尝试建立少女的另翼史观。

七○年代的女性主义者说，女人是女人，不是少女。少女几乎是从一开始便注定被排除在女性主义大论述之外。可是，如果女性主义有三波，那麽，少女革命也该有三波。少女革命的三波逃逸于女性主义的大历史之外，以身体、以情欲、以阴性，开创一条不同于正统女性主义的革命之路。

二○年代的摩登女子是第一波少女革命。没有人说得清到底「新女性」(New Woman)指的是街头上那些争取投票权(suffrage)的女权份子，还是在舞会中展演性叛逆的摩登女子。如果说，街头的女权份子是二十世纪初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缩影，那麽，摩登女子就是溢出了女权框架，以身体与性作为逃逸路线的第一波少女革命。

一九一三年，美国的「性时刻」(Sex O’Clock in America)敲响，摩登女子穿上短裙，剪著鲍伯头，在舞会派对中与男人暧昧调情，引领美国少女，掀起二十世纪第一场性革命。女权份子对摩登女子摇头叹息，她们毕竟要的是「心」的革命，而非「身」的革命。可是，摩登女子却扰乱了身心二元对立，就如费兹杰罗(F. Scott Fitzgerald)那本《摩登女子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所暗示的，摩登女子既与传统哲学家相对，又是代表咆哮二○年代的新兴哲学家。摩登女子在第一波女性主义之旁，挖掘出一条属于身体与情欲的女「性」主义革命，预言了往后一百年的少女革命走向。

六○年代的单身女孩是第二波少女革命。那时候，第二波女性主义风起云涌，带领女人走出家庭，烧掉胸罩。一九六三年，傅里丹(Betty Friedan)以一本《阴性迷思》，化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教母。可是，早在《阴性迷思》出版的前一年，海伦.葛莉.布朗便以一本《欲望单身女子》，引领女人解放情欲，享受单身，写下属于单身女孩的女「性」主义，掀起美国第一波单身女孩革命。

布朗逆转了单身女孩与已婚妇女的高下位阶，使得单身女孩成为六○年代崭新的时尚代表;她也解构了父权社会的贞洁迷思，使得单身女孩成为六○年代性解放的革命英雄。一时间，单身女孩成为六○年代最鲜明的文化代言人。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第凡内早餐》(Breakfast at Breakfast)中随意摆设、恒常流动的房间，成为单身女孩公寓的经典象徵。就连来自「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的时尚情侣档大卫.贝利(David Bailey)与珍.辛普顿(Jean Shrimpton)，都忍不住跑到曼哈顿街头漫游，创造出时尚摄影史中最传奇的单身女孩代表。延续二○年代摩登女子逃逸于第一波女性主义之外的情欲革命，单身女孩同样在第二波女性主义之外，以单身身份与情欲解放，挑战了父权社会的双重污名，打造出不同于政治权益的少女革命路线。

九○年代的少女力是第三波少女革命。来自西岸华盛顿奥林匹亚的庞克少女，与东岸华盛顿首府的庞克少女互相串联，共同掀起九○年代流行音乐史中最惊天动地的一场少女运动：咆哮女孩(Riot Grrrls)。

那时，她们改写女孩拼法，重组女孩身份，使得女孩终于成为力量象徵，也创造出九○年代最矛盾的文化关键字：「少女力」(girl power)。一九九六年，英国的辣妹合唱团(Spice Girls)以一曲〈我想要〉(Wannabe)掘起，延续了来自美国的「少女力」革命。辣妹合唱团虽然不是少女力的原始创作者，却绝对是少女力的流行推广者。九○年代的少女不只创造出少女力革命，更创造出第三波女性主义。

不同于摩登女子与单身女孩从前两波女性主义运动中逃逸，少女力本身即是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一部分。第三波女性主义是反认同，是世代衝突，是革白人母亲的命。所以，这同时也是少女挑战母亲的时刻。一九九四年，凯蒂.洛菲(Katie Roiphe)以一本《宿醉之晨》(The Morning After)，化为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也成为女性主义的坏女儿代表。千喜年以后，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情欲书写鬆绑了前一波女性主义的禁欲教条。在前两波女性主义大历史中销声匿迹的摩登女子与单身女孩，原来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言了第三波女性主义的诞生。于是九○年代的叛逆少女，在创造出第三波女性主义时，也串联起一百年来的三波少女革命，写下了一百年来的女性主义少女史。

很多人问我为什麽想写《少女革命》，也问我怎麽写出《少女革命》。少女革命不像走入学院、最终成为经典的女性主义大论述，它是散落在一百年的历史洪流中的。所以，《少女革命》是我在这片洪流中，一点一滴打捞起来、一片一片拼凑出来的小历史。这段百年史扰乱了女性主义大论述的义正词严，解构了女性主义线性史的理所当然。这部百年史的位置是边缘，结构是零碎，叙事非线性，史观非进步，可这正是这部百年史真正颠覆之处。它颠覆的同时是贬抑少女的父权社会，忽略少女的女性主义。

《少女革命》完成之际，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大四时，我修了伍轩宏老师的「文化研究」。我想要在期末报告中分析经典男同志偶像，研究玛丹娜与女神卡卡(Lady Gaga)之间的关系。玛丹娜早在九○年代学术圈形成「玛丹娜学」，资料很好找;可是，女神卡卡才刚掘起，文献很有限。那时我问伍轩宏，女神卡卡的资料很少，怎麽办?伍轩宏说，很少，那就自己写啊。

一直到很后来我才发现，伍轩宏的那句话，成为支撑我往后研究的一股力量。没有人写，那就自己写，亲手写一本自己想看的书。而《少女革命》就是凭著这股理直气壮，所写出来的女性主义边缘史、阴性史、少女史。

节选自施舜翔：《少女时代》，台湾八旗文化2016年6月版

施舜翔：台湾台北人。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英国文学研究所，曾于美国威廉与玛莉学院交换研究一年，并分别于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与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短期研究。研究兴趣为莎士比亚，珍奥斯汀，女性主义理论，后女性主义，时尚史与流行文化政治。多年来致力于挖掘流行文化史中的女性情欲与阴性图像，试图建构女性主义的阴性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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