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Jane Jacobs与Robert Moses们
这真的不是一篇写城市规划的文章...以及,结尾有彩蛋哟(≖‿≖)✧...
The point of cities is multiplicity of choice.
-Jane Jacobs
(一)
我在纽约的家位于SoHo区。如果你要来纽约,最好不要错过这里——无论白天黑夜,SoHo和它周边的地带都持续地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如果碰巧你曾经在这里逛过街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一区的街牌与其他地方的不大一样——不同于最常见的绿色街牌,它们是褐色的。
(SoHo棕色的街牌)
(SoHo
标志性的铸铁建筑 cast-iron buildings得以保留)
(
"save the village"-
为保护greenwich village现场抗议的人群 )(在抗议现场,Jane被记者采访)
(遵循“towers in the Park”理念的现代住宅)
(“eyes on the street":Jane认为街道上的眼睛为这里的安全提供了保障。想想小时候家楼下那些成天到晚坐在小区里聊天的大妈阿姨们,好像她们的存在的确会让我觉得很心安。)
(以Robert Moses为原型创作的漫画)
于此相反,Jane Jacobs走得完全就是群众路线了。为了能够在关于LOMEX的议案中有效发声,她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积极动员本地居民,挨家挨户宣传,收集签名并组织抗议游行。LOMEX项目的最终落败,荣耀该是归于Jane Jacobs成功地集结了民意——强有力的民意。
(在反LOMEX的委员会会议上,Jane展示收集到的民众签名)
(二)
无论是Robert Moses还是Jane Jacobs, 从城市理念到政治参与,都体现出他们各自相对恒一的价值体系。Robert Moses是集权的,自上而下的,以鸟瞰的形式进行;而Jane则选择融入其中,争取自下而上的变革。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Robert Moses不禁让我想到了柏拉图(以及马基雅维利,但本篇文章将不会对此展开描述),而Jane Jacobs更偏向于现代“民主共和”的理念。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他论述到人的才能和特长是“天赋”的,比如有的人适合当理发师,当奴隶的人也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为此而造,而也只有“哲学家”——符合他眼中最智慧,最正义标准的人,才有能力和资格去掌管一个国家。1940-1960年代,Robert Moses正如同一个城市建设领域的”哲学家“,带着他荣耀的头衔指点着曼哈顿的未来。他那能够排除万难的执行力使之几乎成为纽约城市发展中实质性的唯一决策者。面对不同的声音,他置若罔闻,也不屑一顾。
(以Robert Moses为原型创作的漫画)
一开始我似乎也认可了这种“什么人做什么事“,大家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想法——那么国家的事就交给那些适合的人好了。但仔细想了想,那种至善至美的哲学家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存在的可能性,毕竟大多数人都有私欲,至少是自己的软肋。即便一个人意志刚强甚至无欲无求,个体的局限性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也只能体察或代表某一个或几个族群的意志。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要么这个国家会沦为执政者/统治阶级为自己赚取私利的帮凶,要么这个国家只能代表部分阶级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则被忽视而受到不公平待遇,当然也有很大的可能两者均占。正是基于这种模式的缺陷,Robert Moses的决策在后期遭到了越来越多纽约人的反对,他也终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相比之下,Jane Jacobs所体现的尊重公民拥有投票权人人参与的方式,首先是一种民主实践。同时,也给了不同的利益团体发声的出口。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人都有机会习得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了解怎样的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相应的结果。他们也终于不总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一次,他们站在了游戏里。
无可否认,在民主的大旗下,我们时常要面对和承担因“百花齐放”而导致的迟迟无法达成和解,因为吵得不可开交而无法有真正的推进或者太过缓慢。但在这样的过程中,正因为不同的声音,我们有条件持续地从“他者”身上学习并迸发新的火花和保持活力,不同族群之间有了相互了解的可能,然后才有希望得到一个让多方相对满意的结果。
就像是没有完美的人一样,也从来不会有一种堪称完美的政治制度。有时候这种”大多数人“的”智慧“未必是最优解,甚至也会孕育出错误的决定。我倾向于将其视作成长的必要代价,毕竟每种选择背后也都有相应的责任需要承担。也就是在这样曲折也充满荆棘的路上,当未来的命运部分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整体民众的政治素养才获得了成长的可能,长远而言整个社会才有了稳步向前的保障。
(三)
除此之外,Jane Jacobs为Greenwich Village所做的抗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在强化着那些“拒绝任何改变”人们的想法。有一次,当我和一位纽约市公园与休憩部门(NYC department of Parks&Recreation)的官员走在Washington Square Park的时候,她指着背后的West Village(greenwich village的西边领域)说:“这里的人是全纽约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难搞的一群人,他们基本上对任何改变说不”。(需要指明的是,早在Jane搬来这里以前,这里的居民就以都市波西米亚人著称)。
这样的理念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避邻主义(nimbyism:not in my backyard)。虽说避邻主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盲目极端的“避邻主义”则扼杀了任何形式的进步和发展的可能性。那些没有把握到Jane Jacobs精髓的人,也可能演变为只愿意享受社会资源而不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拙略效仿者。这样的后果也许只是阻碍历史的潮流。
在这种现实下,“纯粹”的民主似乎更像是一种不可实现的理想主义,一种天真浪漫的幻想甚至不切实际。尤其是在特殊时期面对特殊情况,强硬手段似乎才能带来真正的解决办法,解决最急迫的需求:在Robert Moses任期内,他建造了13座桥,2个隧道,637迈的高速公路,658个运动场,10个巨型公共游泳池,17个州公园,翻新或新建了数之不尽的城市公园。如果没有他,大萧条过后的纽约经济要如何复苏并在二战后走到它现在的世界地位,这一切也许都将成为未知。不知道纽约人民是否也在某一刻感谢他那种能够排除一切阻碍的强硬手腕。民主或强权,或许有时也要视情况而定。
(Robert Moses的身后伫立着联合国总部大楼。正是由于他的游说和努力,纽约最终替代费城成为了联合国总部所在的城市。这一项决策,又是怎样的影响了纽约的世界地位呢?)
一个没有Jane Jacobs的纽约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了greenwich Village,纽约引以为傲的diversity百花齐放将失色许多,纽约也可能并不如今日一样是一个为了”人“而非汽车和机器的城市;一个没有Robert Moses的纽约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是他联通了纽约周边的五个区,纽约与超级都市之间的距离也将不得而知。这个世界也远没有非黑即白这么简单,就像Robert Moses会支持的高档社区和Jane Jacobs提倡的不同人群混合社区之间并不一定关乎对错,而更多的是不同角度的思考。纽约客们是幸运的,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事情大概就是在每个时代都同时拥有着Robert Moses和Jane Jacobs这样的人物——他们轮流登台,相互博弈,保障着纽约鲜活的生命力并带来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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