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群“茨郎的孩子”

今年高考发榜之后，“茨朗的孩子”之一刘莉在QQ上告诉我，她今年考了文科640分，分享走出大山的兴奋，和我讨论报志愿的问题。听到这个消息，真心为刘莉同学高兴，在今年高考中，还有好几个“茨朗的孩子”高出一本线几十分，真为茨朗争光，为茨朗自豪！...



今年高考发榜之后，“茨朗的孩子”之一刘莉在QQ上告诉我，她今年考了文科640分，分享走出大山的兴奋，和我讨论报志愿的问题。听到这个消息，真心为刘莉同学高兴，在今年高考中，还有好几个“茨朗的孩子”高出一本线几十分，真为茨朗争光，我为茨朗的孩子而自豪！

这两天，我们在语音通话中回忆十年前在茨朗的相见，她还记得我给他们上过一堂语文课的情景。走出大山的路不止一条，茨朗的孩子都有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天性，无论是否能够到高等院校读书，在哪个行业都是好样的。


第二排左边穿牛仔衣的女孩，就是十年前的刘莉。 （刘深 摄）



这是今年高考后的刘莉在北京故宫留影 （刘莉 提供）

从深圳晚报读者希望小学的创办至今，整整十年过去了，茨朗的孩子们还好吗？从去年开始，我开始“茨朗的孩子”民间田野调查工作，和早已从茨朗小学毕业的孩子重建联系，追踪他们的成长轨迹，我想，大山里的希望所在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人去做这样的社会调查工作。

五年前，茨朗的孩子们建了一个ＱＱ群，我也被他们邀请加入，如今早已天各一方的孩子们，都把这里当成网上的家园。我们在群里能够获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分享一点快乐，相互感染和激励着。我的田野调查团队也建了一个微信群，这项工作依然在进行中，希望十年来的数据能够为中国大山里的孩子们如何健康成长，提供科学数据。

在这项义务工作中，我常常心怀一份感动。十年前茨朗的孩子期待的眼神，一直是我的动力。我十分感谢茨朗的孩子，是他们的真诚和信任，让我看到贫穷中的力量，那是一束精神的阳光，照亮我们共同为之奋斗的路。

是的，无论走到哪里，我和茨朗的孩子们都相互牵挂着，每当想起，心里就充满温暖。

下面的三张照片来自今年茨朗的孩子毕业晚会，从教室的陈设到孩子们的着装，可以看到十年的变化。







关于“茨朗的孩子”民间田野调查“茨朗的孩子”民间田野调查，是缘于去年再次听到关于贵州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消息，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不禁想起在毕节茨朗村援建希望小学的往事，想念那里的孩子们，九年前的那些孩子们如今已经长大了，他们现在还好吗？

2006年，我在深圳晚报担任主管采访和社会活动的副总编辑，5月，贵州省毕节市田坝镇中心校校长李大元给深圳晚报写了一封信，诉说那个贫困山区里孩子们的梦想——多民族聚居的茨朗村需要一所小学。



我们了解到，田坝镇位于毕节市东北角，该镇的茨朗村是贵州省最贫困的乡村之一。毕节最高海拔2200多米，而山坳中的村庄海拔只有400米。山里的人们只能靠双脚，背着沉重的背篓，走向山外。





当时的茨朗村小学只有四间低矮、昏暗的教室，两块砖头一块木板就是课桌，27平方米教室塞了90多个孩子，有60％的适龄儿童因校舍拥挤无法入读，只能翻山越岭到外村读书。



听说深圳晚报读者捐助希望小学，村里拿出最平整、最大的一块耕地，作为希望小学用地，茨朗人要改变从未有过一个高中生的历史。



深圳晚报发动本报员工和读者一起捐款15万元，在当年就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新校舍为二层，有六间教室、两间教师办公室，面积400平方米。



当年6月25日奠基，到了10月，383名不同民族的茨朗孩子兴高采烈地搬入了新教室。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的车转过盘山道，一片苍翠的山谷映入眼帘，在山谷中，远远地望见深圳晚报读者希望小学天蓝色的新校舍，在群山的怀抱中融入蓝天，我不禁热泪盈眶。





在茨朗小学，孩子们穿上鲜艳的民族服装迎接我们的到来，他们的眼睛里透着清澈与纯净的梦想和渴望。我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语文课，我记得孩子们非常聪明，很多孩子和大城市的儿童几乎没有认知上的差别。



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孩子们对其中一个选项的回答让我的心情非常难过。孩子们回答“长大了想做什么？”，多数孩子的回答竟然是“开飞机”、“开火车”和“开汽车”……

这些回答让我痛彻心扉。在茨朗，找到一块平地很不容易，崎岖的山路太难走了，孩子们走怕了。





见证茨朗读者希望小学创建历史的李大元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现在茨朗变化很大，进村的公路修通了，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也改善了。



真是令人欣慰！茨朗的孩子们，你还好吗？很想念你们，你们还记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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