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视猎狐外
近视“看”来很简单，只是，世上凡是简单的事实，背后从来是无数奥秘。...
近视“看”来很简单，只是，世上凡是简单的事实，背后从来是无数奥秘。
一份信任就是一份责任，即使最繁忙，也要多警惕，多思考。
近视猎狐外
作者 周行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
来源 好大夫在线
近视太普遍，近视“看”来很简单。在医学上近视用负号、远视用正号表示，平光用零度数表示，如果用数轴表示，在茫茫的无穷尽的数海中，零是唯一，即使全球72亿人口中，有真正的零度数的眼睛吗？这样的几率近乎零。用精细的验光方法，在门诊中也不存在绝对数值的平光，那么，如果面对的患者不是远视，当然就是近视，这样看病实在“简单”。
只是，世上凡是简单的事实，背后从来是无数奥秘，如果真以为简单，那必然会遗失很多事实。即使看起来1+1=2那般，纵有许多认知上的借口，认为“简单”莫不是轻慢或无知在起作用。近视，貌似一看就知道是近视，是真的简单?对于近视医生而言，要全力以赴去解决的很多，很复杂，要走很长的路，能防吗？如何防？能治吗？如何治？如何发生？如何发展？……想着想着，不断想着，如走在干涸沙漠，无法停止脚步，想着想着，夜不能寐。
在最炎热的日子，不止39.2C的日子，挥汗跑步，沉默上班，即使不能停止思考，还是要先面对每一个具体的门诊患者，让患者能在当前适宜技术的平台上获得最优化的结果。患者和家属看到的当然是验光单据，100度，600度，1800度……，在医生眼里分明看到的不止是度数，是陡角膜，长眼轴，倾斜的晶体，退变的脉络膜视网膜……如果诊断不足、不及时，甚至错误诊断，不可避免会让患者利益受损。
在没有角膜地形图的年代，轻中度的圆锥被忽视的例子并不少见，往往到重度才被发现。自从近视激光手术在国内外广泛开展，无论是全飞SMILE，还是表层切削LASEK，还是LASIK，术前筛排圆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术前细致检查，把一些早期的圆锥筛出来，可以切实减少风险。当下有交联技术，即使是圆锥不能做激光手术，也能早期用交联去争取稳定的角膜结构和视力。
我去过很多非常基层的眼科，九十年代一位主任对我说，他很遗憾他孩子的近视一直在增加，我看到他的孩子在时不时地揉眼，脱口而出“只要不是圆锥角膜就好”。他根本没有想到圆锥可能，他马上说，不可能，孩子的近视是有些快，但一直以来验光时没有明显散光。我看了裂隙灯，更有些狐疑，坚持要求当场做一个角膜地形图。瞥一眼就很明了，孩子表现为中央乳头型的锥，由于顶点偏位还不明显，验光时散光度确实“不高”。而今角膜地形图升级换代，以高度为基准的地形图诸如pentacam等，在非常隐匿的阶段就能找寻蛛丝马迹，在鉴别诊断中可以参考。
有时诊断已很明确，但对于病情进展的解析预判，不能按照旧有认识。有一次一位老师对我说，她的孩子有近视，但这辈子不能做激光，因为已诊为圆锥。她科里的老专家对她说过，圆锥是看不好的，最不好的结局是怎样呢？“实在不行时做角膜移植。”专家说，因此她心里总有一块石头压着。我看了地形图，心中存疑，结合年龄等因素，倾向于稳定型的。那时是九八年，我正好又看了一篇国外的圆锥综述，上面写到角膜移植，但用了“rare”一字，我更觉得无需忧虑。我于是鼓励她，在孩子回国后也予以前后比较，确认很稳定，连RGP也不必戴。他现在应该已经年过四旬，一直很健康。这种帮助无声无息，只要有效释疑即可。
与近视伴发的一些眼部异常，本身并不容易漏诊，不要“屈从”于患者而放弃常规检查。患者百里千里外赶来的时候，一定是期待更全面、精确、有效的诊治，但看到人山人海的排队情形，有时会忘记来诊初衷。一次一个近视孩子的检查报告单出来，每一项都提示单纯性近视，却没有眼压的检测记录。家长说，孩子有点害怕，在家乡医院检查时就很害怕，这次不检查算了，否则又要排很长的队。看到当地曾有一次眼压记录是临界值，加深了我的疑虑，干脆自己带孩子直接检测。眼压又在临界值，虽然做24小时眼压更不方便，我还是说服孩子的家长去做。后来测得眼压峰值32毫米汞柱，显然这孩子近视的快速增加与眼压的异常也有关系。
成年人稳定的近视是可以手术治疗的。近视手术后用药，离不开激素，氟美童这些药水的升压副反应比较小，但仍然要警惕激素性高眼压。有些时候为冲击一些特殊的术后反应，比如近视手术相关的弥漫性层间角膜炎DLK，需要非常强力的激素。一位患者在当地诊疗一段时间后，转来我科，裂隙灯下看到层间积液，OCT也清晰勾勒出积液腔隙，虽然眼压测量值不高，需要立刻停用激素，只有这样做，层间积液综合症才会快速痊愈。
DLK又称为沙漠样反应，在LASIK等板层手术中不能掉以轻心。有个城市的一个激光中心，曾一次性“造”出十多个DLK，即使远隔千里，听闻之下仍足以让人惊出一身冷汗。有时候DLK表现不那么典型，或者表现得像细菌感染，在处理包括激素应用上需要冷静分析和勇气。不止一次，我遇见DLK伴有角膜上皮缺损，似乎黏附“脓样分泌物”，判别之后，先按常规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然后置接触镜并给予激素冲击，每二十分钟看一次角膜，看着沙漠反应越来越轻。
在病例积累的基础上，佩君博士把LASIK术后DLK分级与处理的体会写成论文，发表在《中华眼科杂志》。后来我去一些城市，好些医生对我致以谢意，他们是按着我们论文的分级方案去处理DLK，都取得良效，我当然非常欣慰。LASIK之外，我也看到过LASEK和epi-LASIK术后的沙漠反应，通常是受到外伤等因素下诱导发生。我没有好好总结，首先是发生率较低，其次治愈远期的再随访比率不高，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的惰性。
全飞SMILE手术，我也看到DLK。即使只是非常局限性的，也必须予以细致观察和处理。我前年在一个医院看到一例四级DLK，视力受到显著影响，虽然这样的例子非常少见，仍须万分预警。婧博士很珍惜学习观察所见，对DLK进行辛勤随访，与瑛教授等在SCI杂志上发了论文。据Shal说，这是国际首次报告SMILE相关的DLK。瑛在一次尖峰微课中讲授DLK，取名“沙漠迷途”，是很贴切的，特别是面对三级以上的DLK时，需要冷静和果断的处理。我很感谢每个人的付出，我在近视手术相关的DLK“沙漠”上默默观察，关注着每一篇文献和每一个实践，回头一看，已经二十多年。自然，不为论文而论文，而为思考和进步，把个人的经验转化为更多同行用得到的知识，且谬误中求正解，好比沙漠猎狐，追踪每一细节，要使全飞更安全地飞。
我之所以对每一个诊断每一步治疗都较谨慎，是因为确信眼科诊疗中那些可避免的误诊误治，也如其他医学学科一样不胜枚举。我科每月的疑难病例讨论和每年年度疑难病例讨论，也总让我们多些思索，少走些弯路。日常诊疗中要时时提醒自己保持敏锐和细心，因为误诊漏诊，有时并非因为医生主观上缺乏警戒意识，而是因为遗漏常识环节，或者，是因为没有捕猎到隐蔽的病史。
主任坚持再问，不一定是砖头，比如洗衣棒，有没有其他物件碰到过头呢？啊呀有的，挤进病房来的患者叔叔说，青年对他有说起过被自己的扁担蹦到头部的事，当时轻轻一下，几天后就发病了。原来患者父母之前理解的外伤是打架致伤，当然是没有的。患者马上转到脑外科，当天急诊手术，确诊硬脑膜外积血。我因为做助手，印象深刻，下台时我问主任为何那么确信且一再追问，他说不管外科内科，病史询问是首要的一步。
几年前那位主任电话我，关于他自己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事宜，我立刻听出他的声音，即使已经隔那么多年。后来他过世了，我仍然记得他如炬目光。这样的例子放在华山，属于简单病例不值一提，但那是在三十多年前连CT都很简陋的中小城市的医院，很不容易，让我一直记得准确的病史是分析病情的密钥。
有些生命攸关的诊断，需要格外戒备。七十年代早期，浙东水乡有对年青伉俪，夫善妻贤，平寒温馨。夏天过劳后丈夫因发热及淋巴结肿大，被诊为恶性淋巴瘤，在县城和省城治疗未愈。其妻无法承受丈夫不治之症寿仅三月的晴天霹雳，精神失衡。为妻后半生着想，青年决意离婚，把次女偷偷送人，为自己筑好坟冢，但又不甘等待死亡降临，求些中医偏方服用。
青年在坎坷之路上竟然活下来，并含辛抚育大女儿成才。他妻子的再嫁之人，二十多年后因为肝病而奄奄一息，临终托妻女于他，希望他们破镜重圆。最后夫妻复合，并在热心人帮助下找到失散的次女，全家团圆。人间真情让很多人感动，并上了报纸。
但我当时听说，有热忱的医生为他复查身体，同时也疑惑恶性肿瘤的消散是哪一方剂起作用。九十年代末，调出当年的骨髓片，重新读片，竟然，那病理片，并不那么符合恶性淋巴瘤的诊断。我当时因为只是听说，没有甄别来源，当然希望那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那也与当时医学普遍不发达的历史环境有关。
我刚在眼科病房的时候，有一个眼内肿瘤拟眼摘的患者，当时视力1.0，大家讨论下来，有支持摘的，有支持观察的，各方理由都很充分，但要请王教授定夺。王教授造诣深厚，极端负责，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嘱咐密切随访，暂不摘眼。后来肿瘤长大，眼压升高视力丧失，最终摘除眼球，但保留视力和眼球的那几年时间，对于那位壮年男子及家庭非常宝贵。
眼科病例讨论的传统很深厚，有一年倪教授主持一个眼部肿瘤的讨论，是一个50多岁的农民，从照片上看，已经难以辨别眼前节眼表的结构，一坨黑乎乎的新生物。门诊做活检，报告“鳞状细胞癌”，及时入院做了眶内容物剜出术。患者出院后没有回院随访，不久就过世。问题是，眶内容的病理片上看，类似菊花团的表现，与视网膜母细胞瘤太像。视网膜母细胞瘤是多见于孩子，五六十岁的报告极罕见。
倪教授在哈佛MEEI学习过，是眼病理名家，并没有给出诊断，抽丝剥茧，循循善诱，一些老师积极发言，让刚刚进院的我也跃跃欲试。两份病理报告是不一样的，但没有理由，是为什么呢？我发言，因为老农在户外劳作，拖较长时间才来看病，眼表一直暴露，可能鳞状细胞化生。而肿瘤医院病理医生看到病理申请单写的病史是肿瘤组织，因此就写了鳞状细胞癌的诊断？倪教授当场问“他是谁？是谁的学生？”把我紧张了一番。记得讨论没有达成最终意见，后来罗老师和良成主任整理发表过论文。后来病理片也请美国的病理专家会诊，也没有形成最后诊断，只是建议再做切片，再做免疫组化…..
我不知道最后的诊断，也疏于关注，因为我慢慢离这些眼病远了，我的患者现在放眼望去几乎全是近视。我之前在青医的时候，看到视网膜母细胞瘤的眼外期的儿童，带教老师说，记着，这好像一坨黑乎乎的什么，是她的老师告诉她的比喻，是农耕时代的比喻，看到这一坨，就不要迟疑下诊断，就是视网膜母细胞瘤。很庆幸现在的眼科年轻医生不会有机会看到母细胞瘤如此青面獠牙的样子，在早期就已被发现被这诊治，大多数患儿不会走到这一步，毕竟时代进步了。我在来院后还看到过一例，来自安徽，由祖父母抱着来诊，鉴于实际病情，没有收入院。当时澳门来我院学习的陆美婵主任悄悄塞给患儿的家人几百块钱，是患儿的祖母告诉我的，他们最后放弃治疗回老家去。
倪教授已走了多年，但我仍然记得他当时幻灯中的那张照片。一个老农，一眼黑乎乎的一团。诚然我没有看到老农在田间劳作的情形，但他一定在三伏天的骄阳下插秧耘田过，他弓背屈膝，他汗如雨下，他撩起粗布衣袖擦擦眼角的汗珠，他的眼睛，在擦眼的时候一定很疼，很疼，抽搐了一下，又一下。夺走他生命的肿瘤，这么多年仍然是未定论的谜。
日常诊疗，看起来都平平常常，简简单单，但给每一个患者看病都诚惶诚恐。希望每一个患者得到每一个医生最严谨的，最优化的，最适宜的诊疗。不要因医疗误漏而受到视力损害，或遭受其他想不到的潜在影响。我自然也明白，一份信任就是一份责任，即使最繁忙，也要多警惕，多思考，因为每一步都在沙漠，或是在森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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