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王星拱在乐山_【武大人物】

编者按：这段覆着尘土的历史书卷，当我最初轻触它的封皮时，觉得粗糙且疏离。直至打开扉页，看见那平凡却饱含深情地...

编者按：

这段覆着尘土的历史书卷，当我最初轻触它的封皮时，觉得粗糙且疏离。直至打开扉页，看见那平凡却饱含深情地种种。也许他们不在世人的喝彩声中傲立，甚至被随意丢弃，却铅华散尽只存善意。

他们见证，他们经历，他们娓娓道来。

（图为王星拱）

在幼年的皮公亮的记忆中，王星拱校长是父亲的好友，是珞珈山上的玩伴王焕彻的父亲，是孩子们都惧怕的、不苟言笑的王伯伯。

“我们小孩子见了他就跟他鞠个躬就走了，不敢跟他说话。”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皮公亮记忆犹新。

皮公亮的父亲，正是1928年至1936年间历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教务长及图书馆馆长，之后又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皮宗石。

（图为皮宗石）

而皮公亮与王星拱第二次印象深刻的见面，已经是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之时。

他回忆说，当时王星拱校长最后一个离开珞珈山，离开时的带了一辆小汽车，这也是当时武大唯一的一辆福特牌的小汽车。汽车经水运运抵湘江边的湖南大学，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父亲皮宗石和他一同送别王星拱。

这辆被辗转运达的汽车不仅开启了王星拱之于武汉大学最辉煌的坚守，也成了日后王星拱为武大负笈奔走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104岁的汪锡文老人的印象中，王星拱校长是个公正严明的人，给学生们带来最大的“福利”是在乐山期间聘请了众多知名教员教学。细察之，叶圣陶，“珞珈三杰”苏雪林、袁昌英，石声汉，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等如雷贯耳的名字皆在这一时期的教员之列。

汪锡文老人，1939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他至今还完整保留的那张毕业证书上的校长一栏正是属着王星拱的名字。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笑称自己当年“成绩不好”，这一点也在王星拱的次子王焕晰那里得到了证明，他回忆说，当时武大师生即使是在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以高标准、严要求办学，“一门课不及格补考，两门课不及格留级，三门课不及格退学，坚持淘汰制”，所以当时能够拿到这张毕业证书相当不易。

（图为汪锡文老人1939年毕业证）

因工作原因与乐山结缘八年，同时也是“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系列丛书的作者张在军也认为，王星拱校长是研究武大在乐山期间的历史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相比众多研究成果突出王星拱的功绩，他认为王星拱在也有遭人非议之处。

他举例说第一任校长王世杰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中有这样的记载：

“2日（星期四）：

武汉大学少数教员于随学校迁乐山后行为不检（赌博、酗酒），被人告发，予今日力请王抚五（笔者注：王星拱）校长以整率风气为任，勿稍苟且。抚五为人太合欢，寡决断，周鲠生、杨瑞六近来甚不满。”

当时武大的教员叶圣陶先生也曾因王星拱校长不能按时发给工资而对其有诸多不满，他在1940年9月的日记中这样描述：

“9月10日（星期二）

十一时，欣安来言庶务组接校长条，余八月份之薪不复发给，此殊不合于理······余拟作一书严词质问校长，欣安云姑婉言之，但指明年度应至八月为终可耳。即从其言，且看下文如何。”

“9月21日（星期六）

接王校长复书，以已请新教员，八月份薪归新教员，不能再致送于金为言。此强词夺理也。余心愤愤，即草一书严词质问之。”

对于这般捉襟见肘的财政情况，王焕晰回忆道：因当时武汉大学学生多靠政府贷金度日，但是抗战环境下不仅贷金数目不够，也往往难以按时发放，但父亲王星拱总是每月亲自开车赴重庆教育部领取贷金，然后发给学生。在往来过程中，他也曾因汽油稀缺而以酒精作为燃料，一次汽车抛锚还是借助一位美国军人的帮助才回到乐山。

如此看来，教员与学生的利益难以两全，也实在是艰苦环境下难以回避的尴尬。

实则，王星拱往来从教育部取回的贷金对于师生的生活维系只是杯水车薪。

对于那段久远的艰辛记忆，104岁的汪锡文老人只用“住在郊区寺庙的集体宿舍内，睡双层架子床，生活清淡，坚持学习”寥寥几字形容。而在皮公亮老人的心中则存留了更多细节：

“在四川时，我住一宿舍，宿舍有大房间和小房间，大房间里是上下铺，可以睡一百多人。宿舍里电灯非常的暗，比点煤油灯还要暗所以学生都不在宿舍里看书，都到四川的茶馆里看书和做作业。上课在文庙，文庙的教室没有窗子，在窗子外面都可以站着听课，桌椅也是条桌和长板凳，许多人挤坐。”

（图为武汉大学乐山旧址）

这种艰苦王校长本人也未能幸免。当时王星拱一家在乐山东郊盖了一排草房居住，有窗而无玻璃，只能用刷了桐油的皮纸糊住。晚上点的是菜油灯，一般照明只用一个灯芯，只有看书时才用两个灯芯。全家每月只靠一袋平价米生活，王星拱因此患严重胃病，其夫人也需自己种菜、养猪和打猪草维持。这与一家人抗战前在珞珈山上的生活相隔霄壤。

“乐山生活，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苦’字。”王焕晰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