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远：抒情阶段的四海一心

四海一心这个暧昧的旗号就像他们四人在此名义下干过的所有事情一般，本身意义阙如，只是因为某次神秘的命名，就把大量毫无关联的生活形式纠合在一起，企图有所言说。...



四海一心这个暧昧的旗号就像他们四人在此名义下干过的所有事情一般，本身意义阙如，只是因为某次神秘的命名，就把大量毫无关联的生活形式纠合在一起，企图有所言说。在旁人看来，这类互相拥抱的姿势不过是在面临青春期认同危机时的一种夸张，乃至是一种生理需要，例如：啤酒和火锅的需要，分享性经验的需要，诸如此类，过分渲染就会有大惊小怪的嫌疑。

现在，时过境迁，故人各散一方，朋友们偶尔在台灯下、信笺里抚摸陈年往事。四个人再次集结的消息传来时，我正深陷于校园里陌生的情绪和唐突的口号里，惊惶并且失落。那逝去了的难道不是一场虚妄？这几张久已熟悉的脸庞，就像我曾经喜爱，反复使用的词汇，一旦隐匿在相似之物的海洋，又如何将它们分辨识别。

正是《紫金诗刊》封面上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击退了朋友们的故作矜持。而在1992年，没有什么比完美主义者老莫的那个宝贝盒子更让我感动的了。少女照片、诗稿、被朋友们传阅的情书以及作为纪念物的崭新的角币，这些平凡琐细的碎片经由老莫小心翼翼地收藏、反复摩挲和虔诚凝视让我开始领悟到诗歌和女性在朋友们生活中的天然联系。以后，他们轮番循环着失恋、喝酒、写作的相似经历，在紫荆树下上演司空见惯的爱情悲剧。四海一心的早期篇什是献给在康乐园里生活过的这一位或那一位真实的少女的，每一个标点省略了无尽的年少轻狂。四个人中，也许只有胖子在青春的角逐中不动声色，但是，如同我们所看到的，这种不寻常不幸隐喻了胖子在校园写作中的歧路。表面上，他的那些文化游记顶多像少年老成的生命体认，骨子里却充满了自以为是、甚至是不诚实地附和伟大传统的冲动。然而，事实上是，抒情阶段的主题不可回避地在他们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呈现了。

《晨啸》杂志既是他们日益在校内著名的友谊的出发点，又是中山大学九十年代学生文学的全部起点。对世纪末南方场景的自觉认同和批判作为典型特征被其后的校园创作所继承和强化，而早在1993年春天的文学沙龙钟就已经初露端倪。外省青年的野心、异乡人的焦灼、初露锋芒的自得，以及对异性乡愁式的追寻，贫穷、自卑、对方向无名的道路的诘问，由他们四人所包办的《晨啸》第二期以这样一种混合物的形态开场，其中每一种气质都在他们日后的校园生活里潜在地展开，而这正是他们的亲和力。

那真是一段值得称羡的时光，当老单自称“我只是黑夜里一匹伤感主义的野兽”，当阿飚津津乐道于“以诗相逢的日子”，我总能不期然在东门外的大排档里撞见他们手执杯盏，龇牙咧嘴。他们四个彷佛是一张中国式餐桌的四条腿。而桌上摆的菜，无非是诗，是酒，是女人，间或有忧郁的小号和怀恋的竖琴。由于阿飚的引识，我开始成为这张桌子的常客，偶尔也在三缺一的情形下顶替老单或者胖子吹吹牛，喝点珠啤。珠啤是一种苦涩的饮料，那时候朋友们都没有钱。凭借这种围炉而坐的姿态，以及对各种校刊文学专栏的地毯式轰炸，四海一心的形象在校内获得了迅速的，然而是曲解的张扬。四个人在棕榈树下的偶然相遇，被吹嘘为青年才子与才子的对话，又或者是酸腐文人的臭味相投。他们几乎是稀里糊涂而又心安理得地成为了某种象征。人渣！有时他们也快活地互相称呼，从夜深的校道上悄悄溜过。我看见南方夜空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广东人，一个广西人，一个四川人，一个湖南人紧紧笼罩和裹挟，使他们艰于动弹，无法抗拒。这时，他们不得已用一种奇怪的歌唱来照亮自己的道路。

四个人都动用了自己原生的、内在的音素，都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又急于证明自己其实比别人更好。这更像是一种较量，似乎要赶在春季退场之前找到自己的花冠。看上去老单的嗓子最为尖锐、高亢、雄性勃发。这个政治系的本科生跃跃欲试，语言不过是他向生活发起进攻的最称手的武器。相形之下，老莫常常坐在一个不起眼的，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固执而默默地吸他的纸烟，但内心的狂热绝不比旁人更少。在一堆堆精心掩饰、错落铿锵的诗行下，他心情复杂地表达对未来的渴望，核心是对女性的崇拜。要是没有那些怀抱诗集、从南方乔木之间逶迤而过的女学生，老莫在文学上的努力就会显得空洞而不着边际。尽管这两个人如此判然有别，他们在校内的主要声誉都来自诗歌写作，这一点却是一致的。而且这种一致性显然比风格上的差异来得更为重要：心灵禀赋的分歧也许清晰可辨，展示青春自觉得抒情方式却不谋而合。我所知道的老莫送给老单的唯一的书是《圣――琼•佩斯诗选》，这似乎也流露了他们作为身怀技艺的同行之间的惺惺相惜。

但是诗歌给予他们的远不止于语言的欢悦或运思的共鸣，而是真正为他们提供了一套价值准则，一个生活基础，使他们在激情冒进的青春期得以安身立命。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阿飚和胖子。“我拥有一大片沙漠，我不过是一片叶子”，阿飚是我在校园里见过的最为谦和的朋友。通常他只有两种表情：忧心忡忡，或咧开大嘴憨厚地笑了。处于这两者之间的时候，他就打算写一些很玄奥的诗，或很感性的散文。更多的情形似乎是，他想要歌唱的时候，觉得应该用思想来提升声音的品质；而当他准备以一个思想者的面目出现，又发觉嗓子里冒出的不过是一堆抒情的玩意儿。类似的麻烦在阿飚的日常生活中也再三浮现，毋宁说，正是日常生活的张力规定了他的写作倾向。在我看来，青春期写作的秘密就在于此。本来，就像朋友们所喜爱的德国诗化哲学（荷尔德林、诺瓦利斯、尼采、里尔克……）那样，抒情和沉思并不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但是，离开了抒情表达和生活狂欢在青春期的自然合一，校园文学必然成为无源之水。

从另一个角度看，夸张抒情和悬空沉思都无非是青春狂欢的另一种形式，通过对传统、权威、等级中心的背弃，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诗化认同，朋友们方能在写作中体证自我的内在生长。而胖子存心卖弄自己的早熟，彷佛知识学进路是比修辞学进路更为高尚的入口，在他的以《长安月》为代表的各类文章中不遗余力地注入文化浓缩液。早期的胖子习古体诗，散文取法周作人、汪曾祺，乍看上去是受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影响，暗地里包藏了两重个人野心。第一，扮演一个传统的维护者、传承者进而是学生中的传统代言人角色；第二，作为对反叛的反叛，对背弃的异动，试图在青春期潮流的逆向行驶中占据制高点。胖子在日常场合旁征博引、口若悬河的才气与他在新诗写作方面的软弱无力所形成的反差表明，他的这种刺激的干法最终只是为他们四个人的抒情合唱形成了多元化、立体声的效果。

我所认识的四海一心就是这样，如果不是他们同时选择了用汉语写作来挽救自己内心的自卑和躁动，如果不是南方化场景富裕他们一致的抒情节奏，如果不是精英话语对他们智力的诱惑和虚荣的满足，这四粒不同型号的石子将在完全不同的轨道上舞蹈。正如醉心于名士风流的胖子与迷恋修辞暴力的老单迥然相异的写作姿态：一个与主流文人的士大夫情调眉来眼去，一个乐此不疲地拓展地下诗坛的革命阵地。同样从农庄来到城市的老莫和阿飚，前者陷入局部如音节上精雕细琢不能自拔，后者却在形而上的狂飙突进中闹得人仰马翻。基于此，他们少年冲动式的文学行为一经发生，必须面对自身的空洞与虚弱。正是集团性的相互标榜掩饰了他们个体的野蛮、羞怯和慌张。另一方面，这种集团性不但为他们钟摆式的写作提供了持续的动力，而且也成为他们在南国异乡安居乐业的坚实后盾。特别当青春的号角逐渐隐没在深沉的个人历史回忆之中，当在南方生存必须成为在南方歌唱的关键前提，一个理想主义集团所蕴藉的人文情绪就不言而喻地凸显出来。

起初，理想主义还只是他们童年经验中的一抹微光，即使当他们成群结队一路高歌打棕榈树下呼啸而过时，这种情绪也不过是在个别人那里若隐若现。然而不久他们就一再尝到校园里无人应和的落魄，寂寞让他们抱得更紧，同时也促使他们开始思索为什么本雅明要把波德莱尔比喻成“第二帝国的天空上，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于是他们异口同声、理直气壮地诅咒起广州，就像波德莱尔曾经诅咒巴黎那样。

谨慎理智的功名欲望，玩物丧志的公共娱乐，甚至连宽容和对隐私的尊重，也显得随波逐流和缺乏心性。这令人绝望的土壤！但果真是南方欺骗了他们吗？南方晴朗温和的天气也许令人抱怨会滋生出迟钝、懒散的写作心态，但同时不也提供了聚精会神、安定一贯的思考环境吗？南方的文人地位可疑，不足以为获得眼波暖手、红袖添香贡献充分的激励，但不也有效规避了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政治功利主义的诱惑吗？何况他们也不是没有尝过优厚的稿酬、唾手可得的打工机会所带来的甜头。而且更没有谁逼着他们呆在某个地方。为什么一定要充当语言经验的俘虏，像一匹拉着诗歌磨子的驴那样生活呢？

因此，一旦以青春为名义的假面舞会曲终人散，他们貌似英雄主义的诸神合唱顿时尴尬地停在半空，不知道是否应该砸下最后的休止符。现在，南方使得他们既爱又恨，心事重重。作为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广州让他们不无恐惧而熟悉地看到自己平庸、懦弱的另一面，这一面毫无高贵血统、远离神性，交织着小市民的欲望与哀愁。四海一心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困境：既要听从于被南方同一的内在召唤，又要心怀不甘地进行一场超越南方特质的突围。并且归根结底，不是从南方，而是从自己突围。

真正的，属于一个理想主义集团的光荣就从这里开始。在此之前，他们一方面想做一个丰衣足食的青年贵族，扛着中产阶级的社会憧憬；另一方面又无法抛弃波西米亚人式的流浪冲动。然后，一种可笑的妥协出现了。他们决定坚持，但并不清楚要坚持什么。而只要生活的实体性内容还没有被贯彻到精神历险之中，朋友们的挣扎就只能是面对幻想中巨大风车的堂吉诃德，而决不是在黑暗中，在无边的苦劳中煎熬的西西弗斯。后者作为一种风度，基本上与抒情无关。

到了1995年春天，置身于这场严肃而艰难的漩涡中，他们似乎无路可退了。毕业前夕，胖子和阿飚常常就某些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更多是他们自己的未来路向问题谈至深夜。老莫则显得加倍地犹豫不定，来去彷徨。老单多次与朋友们讨论卡夫卡、斯蒂文斯的写作道路，精神导师彷佛呼之欲出。由老单在这期间编辑的《南方以南：中山大学校园诗歌精选》，不仅成为中大新时期校园文学的重要事件，也显示了他个人参与文学进程的抱负。如今对于朋友们而言，理想主义也许不能作为与过往大师们心有灵犀的点金石，却至少是阳光、空气和水分，是他们在南方城市建设头脑清醒、趣味纯正的私人生活得以依赖的根本基础。

当堂吉诃德们扔掉了手中的长矛，风车的旋转还有什么意义？曾经在“四大流氓”或“四大才子”的说法之下对他们作为整体的种种虚妄猜测随着四人的一起离校而烟消云散。即将来临的可能生活会不会敲碎一场友谊的核心？但无论如何，朋友们的背影已经替校园文化掀过了值得尊敬的一页，在气氛沉闷的九十年代，四海一心的歌唱与呼叫为大片灰色的背景投下了令人感激和感伤的亮丽。

150年前，莫奈和德加在烈士啤酒店初次碰面，此后印象画派的大师们在枫丹白露森林里捕捉光影，在官方沙龙里一再落选，谁也不明白这帮青年人究竟想干些什么。甚至到马奈辞世，他也不肯承认自己作为印象派画家的声誉。直到倍受他们润泽的塞尚被唤作“现代绘画之父”，人们才知道业已变为历史的印象画派完成了近代艺术史上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革命。今天，梵高的名画洛阳纸贵，却再也无法偿还当年他屈辱沉重的尘世生活。这段耳熟能详的经历似乎提示我们，任何时代里，坚持理想主义都是一件其命维艰的事情。这完全是由人类命运的悲剧处境决定的。得着这基因的人们应当好自为之。我想，朋友们已经做好了付出代价的心理准备。莫锟、杨早、王永飙、单小海，生于1972至1974年间，分别来自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政治系，共同热爱卡夫卡、艾略特和博尔赫斯，李白、鲁迅和海子。他们怀揣着下一个世纪的风向，在混乱动荡的季节里心藏窃喜。南方生涯也许只是他们一生漂泊的起点。多年以后，朋友们会怀念起，由于一个高年级学生的唆使，他们四个是怎样郑重其事地把一种原本平凡的友谊通过酒肉之交、手足之情上升至四海一心这样冠冕堂皇的自缚之茧，并且也许不会后悔生命中这个逃不过的劫数，这场友谊的灾难堵住了心灵向其他方向流泻的可能。当他们盗用一首过时的流行歌曲为他们的集团命名，他们也许暗示着，四海一心不是校园中的一场传奇，它只是我们内心里的一次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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