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词文学的“活化石”

宋代词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况味是相当丰富复杂的，既有“酣玩”和“雅玩”的人生享受，又有夹杂着甜蜜和苦涩的恋情体验，更遭受过种种不如意事件的打击乃至亡国的灾祸。...

胡适先生曾说：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死了的文学”，另一类则是“活的文学”。前一类正如书中所说，是国故，是要被“供”起来的，而普通老百姓却不知的；后一类则简单得多，那些流传千古，传颂于世的时代佳作就是典型。凝聚了千万个时代的结晶，反映了万万民众的心声，在文人志士中传播，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印记，这些就是活的“化石”，活的“文学”。在后一类中，唐宋词就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活力，并一直活跃在大众的视角里。

“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於吾想望中。然後澄思渺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在阅读诗词佳作时，我们不应流于表面，直白的只是欣赏词人的写作技巧，好词佳句，而是应该深入的与词人产生共鸣，入此景，感此情，抒其意，我们更应该注重精神与心灵的体验与交流，人神合一。

宋代词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况味是相当丰富复杂的，既有“酣玩”和“雅玩”的人生享受，又有夹杂着甜蜜和苦涩的恋情体验，更遭受过种种不如意事件的打击乃至亡国的灾祸，因此其人生世相和人生况味可谓五光十色和复杂难言。

化用一句李清照的名言：“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确，宋词中有太多博大的意境，太多精微的情感，而这些都是词人在磨难中成长，在流离中坚韧的抒发之情。

在宋代，虽然当时由于优遇之幸和诗意享乐，以及由于科举的完善和范围扩大，“士不遇”情结有所淡化，物质环境较为宽松，但是精神的禁锢却比唐朝时有所加重，人们受到的思想痛苦有增无减。所以，宋人的思想十分深邃，在诗中就大有理趣，在词中当然也不例外，比如东坡的“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阕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是苏轼总结人生的名句。而在那浩瀚的唐宋词海中，也处处是关于人生的或喜或悲的咏叹。

多少词人都发出过“人生如梦”的感慨，“人生苦短”更是唐宋词人的集体性哀叹，但苏轼，却也并不是个认命的人，所谓的“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其实是说自己的一种勇气，或许大的天命不归自己主宰，但是在我所生活的环境中，在我所能改变的范嗣内，我仍旧可以做出不违我心的选择，仍旧可以驾着自己人生的方舟自由而快乐地在人生海洋中驰骋。

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隐、莲峰居士。南唐元宗李璟第六子，于宋建隆二年(961年)继位，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宋军破南唐都城，李煜降宋，被俘至汴京，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后因作感怀故国的名词《虞美人》而被宋太宗毒死。李煜虽不通政治，但其艺术才华却非凡。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诗和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千古杰作《虞美人》、《浪淘沙》、《乌夜啼》等词。在政治上失败的李煜，却在词坛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被称为“千古词帝”。

南唐后主的这种词，都是短幅的小令，况且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但这所谓“随手”“直写”，正不啻书家之“一波三过折”，全任“天然”，“不加修饰”，意欲成“文”，诚梦呓之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