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帖到鲁迅

 

1912年三月,鲁迅来到北京,住在宣武门外绍兴会馆。这儿距离北京琉璃厂不远,勤于抄碑和校勘碑,一有时间就去逛逛,遇到自己喜爱的拓片往往破费购之。...





古代无纸,书于帛者曰帖。帛难久存,后将帛书刻于石上,也称之为帖。刻后的拓本随之也叫帖。

碑和帖不同,从外形来看,竖石为碑,横石为帖;从内容来说,碑以纪功志墓为主,帖以书翰诗文为多。有文字的碑碣刻石,以先秦的石鼓文最早。文字刻在十块鼓形的石上,内容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故正名称猎碑。刻石拓本之帖,以《升平帖》、《兰亭帖》为早。《升平帖》为晋王羲之法帖,因此帖书于晋穆帝升平二年(358)故名;《兰亭帖》,又称《禊帖》、《兰亭集序帖》,是著名的行书帖,东晋王羲之书。



上古时的石碑无文字。宫、庙门前立竖石,用以识日影、引阴阳也;大门内的石碑,是祭祀时拴牲口用的。墓旁也立碑,是为引棺人墓用的,故早期墓碑上端有圆洞,名曰碑穿。最早墓碑是随葬埋人土内,后又立于墓道口,叫神道碑,均无汉代时期厚葬之风盛行,遗留下的碑石也较多。汉末曹操秉政时下令禁止厚葬,不准一般人树碑立传,魏晋两代禁令未废,故这一时期碑石较少。北魏时,墓志之风盛行。墓志和碑文大体相同,只是碑石立在墓外,墓志埋在墓内,都以颂扬墓主功德为主。自唐代以后,五品官以上者才能用墓碑,五品以下者只能用碣。碑和碣的区分,方者为碑,圆者为碣。

拓片分类,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刻石类,即碑、墓志、造象、经幢等;二是吉金类,即钟鼎、铜镜、古钱等;三是陶土类,即古砖、瓦当、封泥等。拓的过程是:清理原物、上蜡、上纸、捶纸、上墨等几个步骤。

这是一种专门的技艺,其中是大有高低之分的,高手拓工能把原刻的精神逼真地拓在纸上,所谓纸墨爽朗,神态完足;劣手则要走样,内行人一看就晓得。鲁迅先生日记记买拓片时,有时记道“拓不佳”,便是这个意思。

比较起来,拓碑、墓志等,较为容易些,因为它是平面的,上纸、捶打、上墨都容易。拓碑也有困难的地方,那是因为有些碑都散在各地,不少都在山崖上,攀登困难,寻找困难,有时真要披荆斩棘,剔除泥沙,才够拓到。所以前人称为“访碑”。乾嘉时画家兼金石家黄小松写过一本《嵩洛访碑日记》,记录他带拓工到嵩山、龙门等地拓碑的情况,从中很可以看出一些拓碑的甘苦,如有一则道:“二十五日,视工人拓龙门诸刻。山僧古涵精摹拓,亦来助力。僧知伊阙洞顶小龛有开元刻字,猱升而上,得一纸,乃邱悦赞利涉书,向所未见,非此僧莫能致也。”从所记可以看出这一纸小拓片得来的不容易,不是这个和尚身上有功夫,可以猱升而上,一般人哪里办得到呢?又一则记道“……龙门石洞内,见顶刻大唐永隆等字,圜转巨书。老君洞顶之刻几遍,架木高危,不能拓取,叹息而已。”这就是石刻太高,不能拓取,使得他望石兴叹了。





       拓碑之外,谈到拓造象、铜器等,就要比拓碑困难了。因为这些都不是平整的东西,原物都是不规则形状,有各种弧度,而且都是阳文。《篮斋传古别录》说:“上纸有极难者,鼎腹为甚,必须使折皱不在字而已,纸不佳则尤易破,纸不可小,须留标目、考释与用印处,纸文宜直用。”除此而外,拓古铜器还要注意土花铜绿等,拓时既要把文字和花纹拓出来,还不能损坏器物铜绿,所以铜器拓时不可上蜡。总之手续复杂,技艺要求很高,没有一点水平的人是弄不来的。



乾隆时代。当时编修《四库全书》,广召学士,全国文人聚集北京,那时琉璃厂一带已有不少书店,文人墨客常在此流连 , 查阅典籍,文化气氛渐盛。到了清末,考据学派兴起,考据的学者们更是聚集琉璃厂,引经据典,浸润文物,使琉璃厂成为闻名遐迩的买卖文物的集散点。

1912年三月,鲁迅来到北京,担任教育部佥事,负责社会教育方面的工作,住在宣武门外绍兴会馆。这儿距离北京琉璃厂不远,而琉璃厂又是当时京城最大的书市,不仅书舖林立,还有不少碑帖舖经营拓片。那个时候的鲁迅勤于抄碑和校勘碑,一有时间就来到这儿逛逛,遇到自己喜爱的拓片往往破费购之。鲁迅先生和古董商长期交往,过从甚密。在当时琉璃厂的碑帖铺里,可以喝茶聊天 ,静心采购。店中选择到所需要的碑帖或拓片,可以和老板品评讨论,切磋眼力。对于旧拓,审视肥瘦漫愿的情况,讨论年代,打听一下流传的过程,是宋拓还是明拓,是原刻还是翻刻,哪一字网,或是阔了半边,缺某一笔。如果是新拓,探询碑拓出自何省何县何处,是新出土的,还是旧有的,现在原石还在不在。还可与旧拓比较一下漫衍的情况,比宋拓少哪些字,比明拓少哪些字。如是新出土的,碑现存何处,出土状况如何。鲁迅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对于形式也是非常考究的,拓本 的品相如何,拓得墨色好不好,托裱的技艺如何,鲁迅在1915年10月4日日记中记着 “上午富华阁送来杂汉画像拓本一百册七枚 ,皆散在嘉祥、汉上、金郎者,拓不佳,以十四元购之 。”表明鲁迅对于拓本的品相有自己的标准 。由于鲁迅先生常去那儿购买,已与琉璃厂多家厂肆店铺熟稳相知,碑帖老板觅得好的东西就送上门去,鲁迅先生也经常前往琉璃厂委托装裱拓片 。在鲁迅先生日记中记录琉璃厂的店名,就有震古斋、肄古斋、宜古斋、访古斋、德古斋、敦古斋、师古斋、式古斋、富华阁 、仪古斋、耀文堂等十几家之多,其中不少是专业的碑帖铺。

碑铺和碑帖铺跟碑帖石刻有关,而业务上则不相同。碑铺是专门为死者制作墓碑的,碑帖铺是鉴定经营古代碑碣法帖的。碑帖铺的伙友,除了会墨拓技术,常常到外省各地去拓碑而外,还要学会裱拓片。因为拓片不论白纸、黄纸,纸质都很薄,翻弄的次数多了,很容易弄破,一定要把它裱一下:一种裱法是把拓片一条条地剪开来,装被成册页式或长卷式;一种只是用东昌纸或皮纸托一下,就是不把拓片剪开,只是在拓片背面再裱一张较坚韧的衬纸。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常记裱拓片的事,都是指后一种。如丁巳(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记道:“下午往琉璃厂取所表拓本,凡三十枚,付工四元。”同年十一月十八日记道:“……又至敦古谊取所表拓片三十枚,工五元。”日记中这类记载还很多。每张核工合一角四、五分。鲁迅先生所以如此裱拓片,并不是因为这样裱便宜,主要是这样裱可以保存碑的原样,录碑时便于按尺寸、行数、字数观察研究,考校原文。如果剪开来,裱成册页或长卷,考校起来,就不大方便了。

不过,当时的北京琉璃厂经营的一些古玩书画价格都比较昂贵,一册残缺的《永乐大典》售价高达两千大洋。而碑帖舖里的碑帖较之于书画则要便宜了不少,比如《河南存古阁藏石拓本》全份三十四种四十六枚,仅售四元。《曲阜孔庙汉碑拓本》十二种十九枚,仅售三元。再如《龙门全拓》,大小一千三百二十枚,也不过售价三十三元。把这些拆开来算,也就是一两角,甚至才几分钱一张。当时琉璃厂的碑帖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已经裱好的碑帖,一种是翻刻的成套碑帖,第三种是未裱好的碑、石刻、造像、吉金(古代鼎彝等古器物)等拓片。前两种碑帖价钱较贵,只有第三种未经裱过的碑帖才比较便宜。尽管鲁迅那时在北京教育部薪水不低,又要养家餬口,又要买书买画,所剩也就无几了。所以鲁迅买的大多都是那些未经裱过的碑帖,也就是被一些人认为的便宜货。在这第三种未裱过的碑帖里面,鲁迅所买的拓片,往往又是以造像为最多。比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日记里写道:“往琉璃厂买‘射阳石门画像’等五纸,二元。‘曹望僖造像’搨本二枚,四角。”再如,这一年十月十日日记写道:“上午富华阁送来杂汉画像拓本一百三十七枚,皆散在嘉祥、汶上、金郎者,拓不佳,以十四元购之。”有时鲁迅也会把自个买来的搨片请人裱一裱。譬如他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日记里写道:“下午往琉璃厂取所裱搨本,凡三十枚,付工四元。”

从鲁迅先生1915年到1920年的书帐中可以看出 ,鲁迅先生购买的绝大部分就是碑帖拓本,同时还有供研究的金石著作 。经年累月鲁迅先生投入了巨额经费,收集 了大量两汉到隋唐的石刻拓本。 鲁迅先生前后共收藏各类拓本4217种, 5900张,

鲁迅先生的拓片除自己购买外,也托朋友去外地购买,陕西、山西、山东、浙江和新疆都是鲁迅先生涉猎的地方。鲁迅先生甚至托朋友直接去拓碑,1918年2月6日日记写道:袭子元之弟在迪化,托其打碑 ,上午寄纸三十番,墨一条 。对于拓碑方法,鲁迅有自己的要求,鲁迅手稿中有一本鲁迅自己抄录金石目录的小册子前面写有 “一 、用中国纸及墨拓; 二 、用整纸拓金石,有边者并拓边; 三 、凡有刻文之处,无论字画悉数拓出; 四 、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

民国时期,搜集古董,居奇待沽,以此谋求高价的大有人在,譬如刚才说的一册残本《永乐大典》售价两千大洋就属于这样。鲁迅呢?闲暇之馀买点这些在当时不值什么钱的小古董是通过这些实物资料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和艺术。“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筵撞钟,岂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发其音声哉。”鲁迅却从这个“竹管”里看到了天,用这“瓢”测量了海水,也就是窥一斑而知全豹。为什么呢?鲁迅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正因为鲁迅对这些小古董情有独钟,痴迷到除夕夜录碑,才会有今天令人景仰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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