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國家是誰的傀儡? ——以朝鮮為例談美國戰略文化中的“傀儡意象”

 

如果一個國家不斷重複某種戰略行為,其背後一定隱藏一種固有的戰略文化模式,它反映出一國精英與大眾對威脅的認知、對其他國家及對現實世界的看法。當然,這種認知往往與現實存在偏差,以致一國在制定對外戰略上,對威脅常無法作出清晰的判斷,導致政策的失誤...

如果一個國家不斷重複某種戰略行為,其背後一定隱藏一種固有的戰略文化模式,它反映出一國精英與大眾對威脅的認知、對其他國家以及對現實世界的看法。當然,這種認知往往與現實存在偏差,以致一國在制定對外戰略上,對威脅經常無法作出清晰的判斷,導致政策的失誤。美國自崛起為全球大國以來,基於歷史經驗、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塑造起對國家安全、外在威脅、武力使用等一整套戰略觀念,比如高度重視依靠技術與經濟的優勢;在使用武力的問題上,除非威脅是清晰可辨的,否則不輕言武力,即使使用武力,也必須將傷亡人數降至最低。在對敵國的認知上,美國針對不同類型的國家,形成了固定的戰略思維模式。其中,“傀儡意象”是較為突出的觀念。

“傀儡意象”是美國針對中小敵對國家所持有的典型戰略性思維,即把這些國家看作大國的棋子或代理人。對待這種國家,美國的基本思維定式是要求這些國家的“所屬大國”進行管控,通過大國對其施壓或施加影響,來謀求改變這些“傀儡”的行為,同時以敵對國家為由加強與盟國的關係;並試圖從內部改變這些國家,使之成為自己的“傀儡”。這種“傀儡意象” 有其相對的穩定性與傳承性,即使現實的情勢發生改變,這種固定觀念往往在決策過程中仍發揮著主導性作用。



朝鮮金日成廣場。
長久以來,美國對朝鮮的認知幾乎就停留在這種“傀儡意象”之中。自朝鮮建立政權以來,美國就將其視為蘇聯在亞洲的“傀儡”,其政治、經濟、軍事都由莫斯科所控制。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更將朝鮮列為蘇聯、中國在遠東進行“共產主義擴張”的棋子,對其獨立性完全予以忽視。在這個思維框架下,整個朝鮮半島的政治力量被分成“挺蘇派”“挺華派”“挺日派”“挺美派”等,這其中,金日成建立的政權則被理所當然地視為蘇聯的“傀儡”。其實美國對朝鮮的“傀儡意象”是對東歐國家“傀儡意象”的延伸。與其說這是源於對“蘇聯帝國主義”擴張本性的認知,還不如說是美國進行戰略動員的宣傳以及心理所需。朝鮮戰爭使美國顏面掃地,而這種“傀儡意象”的解釋卻可在相當程度上撫慰美國受傷的心理:即美國並不是與朝鮮單獨作戰,而是與其背後的蘇聯、中國等大國進行較量。這種“傀儡意象”隨後成為主導美國對朝決策的主要因素,而朝鮮自身的獨立性格被掩蓋下去。

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集中進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批判“事大主義”“清除日本殖民主義”等思想運動使朝鮮力圖脫離蘇聯等大國的影響。在政治上,朝鮮清除了體制內“蘇聯派”,並提倡“走自己的路”,為其後主體思想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儘管蘇朝關係出現了種種疏離與裂痕,但在美國看來,朝鮮仍是蘇聯的棋子以及“蘇聯帝國陰謀”的重要組成部分。1968年1月23日,美國間諜船“普韋布洛”號在朝鮮東岸的元山港外海的日本海海域進行情報搜集任務時,遭朝鮮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檢查並以非法入侵領海的理由逮捕,史稱“普韋布洛號危機”。“普韋布洛”號落入朝鮮之手的消息雖然震驚了整個美國,但在美國看來,“普韋布洛”號事件依然是“蘇聯操縱的結果”。為了讓朝鮮釋放船員,美國一開始並沒有直接和朝鮮進行談判,而是向蘇聯尋求幫助,顯然蘇聯不能說服朝鮮。經過近一年漫長的談判,美國政府最終承認其電子偵察船侵入朝鮮領海,並發表書面聲明進行道歉。同日,朝鮮外務省發表聲明,將全部船員驅逐出境。“普韋布洛號危機”中朝鮮的行為顯然是“傀儡意象”理論所無法解釋的,這也驅使美國重新審視朝鮮作為主權國家的行為能力,但戰略文化的傳承性使得美國無法走出這種思維的桎梏。

冷戰結束後,隨著蘇東巨變,美國起初認為朝鮮會跟隨東歐、蘇聯的腳步走向崩潰,但朝鮮最終堅持了下來,究其原因是朝鮮長期以來堅持走自己的道路。而在美國看來,朝鮮的幸存是因為中朝的特殊關係以及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支持以及援助。於是在“傀儡意象”思維的作用下,朝鮮又被視為中國的“傀儡”,甚而在一些美國學者看來,朝鮮已經成為“中國東北的第四省”。因此,此後美國歷屆政府在朝核問題上都一味寄希望中國向朝鮮施壓,過度高估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力,而自己卻不願與朝鮮進行直接對話。自朝鮮開始實施核子試驗以來,美國政府都公開敦促中國對朝鮮施壓,同時一致指責中國“管控”朝鮮不力。美國媒體也不斷渲染“中國對朝責任論”,將朝核問題歸咎於中國。在美國看來,祗要中國改變既有的對朝政策,通過經濟手段制裁朝鮮,則朝鮮必將就範。但截至2016年5月,朝鮮已進行了四次核子試驗,並宣稱仍將堅持開發核武器。朝鮮半島局勢異常緊張,半島無核化進程蹣跚不前。

縱觀美朝關係的演變,可以看出美國戰略文化中的“傀儡意象”鮮明地體現出“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在這種價值體系下,權力政治以及大國協調構成了其思維的出發點,大國利益的實現是其最終目標。而這些所謂“傀儡國家”獨特的思想體系以及文化特徵被完全忽視。由這種思維定式所制定的對外政策也許在短期可以暫時緩解衝突,實現虛假的和平局面,但從長遠上,潛伏深層的結構性矛盾不但無法得到解決,反而將更為惡化,從而造成地區經久的緊張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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