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江湖

《我不是潘金莲》：论一个法盲的自我修养

她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只懂种地、干活，相反，她了解时事，知道应该怎么告状。...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之后，扮演法官王公道的大鹏很想知道观众会站在谁的角度上看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坏人的电影”，所有人物都很难激发观者的爱憎。

农妇李雪莲觉得自己冤屈无比，为生二胎她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却不料离婚后丈夫竟然趁机另娶，为证明离婚是假，她走上告状之路。屡次受挫后本想找前夫讨一句真话，不料又被其冠以“潘金莲”的恶名。起初要证明离婚是假，后来又要洗刷坏的名声，李雪莲于是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果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拖下马来。后来她年年在“两会”时进京上访，成为家乡维稳的重点对象，每年都要与众官员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10年。

在李雪莲的故事中，丈夫秦玉河的难处在于他需要经营新的生活，所以无法给李雪莲一个说法。而为官者们则觉得更冤，他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尽了全力处理此事，但都无法找出解决之道。

这让人想起这部作品的原著作者刘震云的一句话：“这世上所有事都经不起推敲，一推敲，每一件都藏着委屈。”一场家事经由官场的漩涡最后扶摇直上变成国事，作家最想探讨的是，“为什么一件事儿会由芝麻变成西瓜”，官司背后的生活逻辑让人深思。而李雪莲告状折射出的百态众生，以及各种层次的荒谬，正是导演冯小刚拍此片的原因。

有人会因此想起电影《秋菊打官司》，但李雪莲比秋菊走得更远，秋菊纠结的是一件真正的官司，而李雪莲执着的却是件解决不了的事，她荒诞官司中满是淋漓严肃的真实。

一个法盲的自我修养

26岁的王公道第一回见李雪莲时，还是镇上法庭的一个法官。李雪莲是跑了30多里路，背了半布袋芝麻，拎着一只老母鸡来到王公道门前的。李雪莲自称是王公道拐了不少弯的亲戚，希望他能帮着自己证明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

王公道告诉她，法律程序上离了就是真离了，不存在假离婚的说法。李雪莲想的却是，“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王公道说李雪莲“瞎折腾”。李雪莲回说，“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觉得不是”。

这是李雪莲第一次同法律打交道。她身上法盲的特质暴露无遗。法律程序上，她其实完全理亏。但能够看出，她告状讲的不是法，而是情理真假。她是一个相信生活中寻常道理的人，当真与假“变拧巴”时，她相信代表和执掌理性的人能将这理儿拧回来。

从王公道那里败诉，李雪莲就对镇法院失了望。她觉得王公道将她的案子判错，是“贪赃枉法”，便开始了一级级地往上告。“这件事情太真实了”，一个曾经在政府纪委部门工作接待过上访群众的公务员告诉《方圆》记者：“工作过程中经常会遇见像李雪莲这样的群众，政策性的语言对她们解释不通，而要对着她们把一整套法律程序讲清楚，比断一件案子还难。”

信访类问题是永久性讨论的话题，有人说上访是读懂中国最重要路径。李雪莲告状的路上，一系列人物悉数登场。县法院院长荀正一是在酒后被李雪莲撞见，他的秘书打发她，“如果王公道案子审错，去找镇法院院长，如果王公道‘贪赃枉法’，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

荀正一这边说的都对，但李雪莲不懂其中道理，告发的名单上，又多了荀正一的人名。县长史惟悯忙着开会，车子被李雪莲挡在了县政府的大门口，一听她连告四人包括她自己，便以 “替她喊县长”的借口跑回了办公室从后门溜走。此事的结果直接导致李雪莲头顶“冤”字，在市政府门口静坐3天。而她的存在却“严重影响了精神文明城市的建设”，市长蔡富邦一个由上及下的“交代”，李雪莲便被便服警察请去“喝茶”。

直到李雪莲申冤到了人代会现场，她的诉求又很幸运地被首长听到，该首长在李雪莲所在省讨论会上的震怒，最终结束并影响了从县到省相关各级官员的政治前途时，这一系列人物这才想起有李雪莲的存在。

演员范冰冰认为她扮演的李雪莲是一个典型的当代农村妇女的形象，她的文化知识不多，但是社会知识很多。她很聪明，这条路行不通，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所以她不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只懂种地、干活，相反，她了解时事，知道应该怎么告状，这是属于李雪莲的自我修养。

官场现形记

11月7日，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举行的对谈会上，导演冯小刚说起李雪莲的故事，他认为：“这故事在很多国家不可能出现，这是一个中国人特有的法治故事。我们原来是一个人情社会，过去的领导都叫‘父母官’，农村都是有什么事儿找领导，没有找法院的。但现在要法治化了，人在两种观念间过渡，一个人情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中间就产生了这样的故事。”

电影中，事件真由“芝麻变西瓜”，是从各级领导罢免之后，新的领导班子上台，10年的时间里，所有人对李雪莲的态度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又到了开两会的时间，当上镇法院院长的王公道拎着猪腿登门求见李雪莲，同当初李雪莲对自己一样，认起了亲戚。他担心李雪莲再上京告状，他的乌纱帽在李雪莲手里攥着。

李雪莲进京告状的最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其实谁也不知道，但对于新上任的官员们来说，这事就是悬在他们乌纱帽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县长郑重不相信李雪莲“今年不想告状”的真话，让她签一份保证书，并告诉她如果违约，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市长马文彬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用于场面，一套用于操作。场面上，他告诫郑重要举一反三，体察群众之需。“领教”过李雪莲的固执之后，他说的是“不同性质的事情，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这些人事颠覆了李雪莲真实的内心，逼着她将上访之事进行到底。

与其说这是一部“官场现形记”，倒不如说是官员们的无奈史。李雪莲的缠访显然不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面对李雪莲，官员们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他们不穷凶极恶，也不利欲熏心，都想帮着李雪莲解决问题，但问题却永远解决不了。

“问题就出在他们想帮她，但又没有人真正用自己的能力或真心去帮她。就像导演讲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我们想让它变成一个法治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这些转变，是需要有人牺牲、妥协和改变的。到底要怎么改变，每个看完电影的人都有心里的想法吧。”范冰冰说。

电影中，圆形画幅的运用，加深了象征社会世象的隐喻功能。当李雪莲坐着大巴穿过隧道来到北京，画面由圆变方，李雪莲来到了一个到处是规制的时代，她触碰到了坚硬制度的纹理，而人情不断在制度中冲撞，溅起矛盾的火花，那芝麻变西瓜的声音，最终被人们遗忘。

用荒诞对抗荒诞

电影结尾，李雪莲在北京开了骨汤馆，当她再次遇到因她之事而罢职的史县长，对方已是木器厂老板，日子过得忙碌而富足。对于过往，两人一笑而过，让往事随风了。

然而小说中的结尾似乎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作家早已在正文内给出自己的答案。故事最后，主角变成了落马史县长，结结实实上演了假告状真游戏的一幕：春运时节一票难求，李雪莲践行20年而不得的教训启发了史县长：困在北京的他举起“申冤”大牌，便顺利被人一路护送回家，还打上了一桌重要的麻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