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世界的游子：《可凡倾听》杨树鹏专访

从问题少年到新锐导演，他是众人眼里的才子。在他身上，内敛与张扬兼而有之，自卑与自信矛盾统一。12月10日、11日晚20:00，导演杨树鹏作客艺术人文频道《可凡倾听》，讲述属于他的电影传奇。...



从问题少年到新锐导演，他是众人眼里的才子。在他身上，内敛与张扬兼而有之，自卑与自信矛盾统一。12月10日、11日晚20:00，导演杨树鹏作客艺术人文频道《可凡倾听》，讲述属于他的电影传奇。《可凡倾听》杨树鹏专访宣传片

杨树鹏，近年来崭露锋芒的新锐电影导演，凭借《烽火》、《我的唐朝兄弟》、《匹夫》等影片引起关注。许多人不约而同地用一个词来描述他：才子。才子的界定或许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杨树鹏是一个奇人。他仅有初中学历，却先后担任过央视两大名牌栏目《实话实说》、《电影传奇》的编导，进而又在大银幕上风生水起，如此巨大的反差就足以令人惊叹。如今，他的新作《少年》即将上映，而这距离他的上一部作品《匹夫》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曹可凡：这一次你的新片《少年》，要跟张艺谋导演的《长城》同时上映，互打擂台，大家都有点捏把汗，毕竟从体量上来说，这两个片子还不能等量齐观。为什么敢于在这样一个强手如林的档期，来推出自己的新片？

杨树鹏：首先《长城》是一个商业巨片，我们在类型上不一样，它是古装魔幻，我们是悬疑犯罪，所以这两部影片的类型不一样。大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第二，我觉得市场肯定没有办法被一部影片完全覆盖，还是有它的市场缝隙。我们拾人牙慧，捡一点残汤剩水也就够了。

曹可凡：有没有想过，也许会出现奇迹？

杨树鹏：在我的身上没有出现过奇迹。

曹可凡：因为没有奇迹，所以我们期待。

杨树鹏：我从来不敢奢求在我的事业，在我的人生当中出现奇迹。

电影《少年》讲述了一起离奇白骨案引发的故事，扑朔迷离的案情，最终揭示出两个少年精心策划的一场复仇。影片集结了余男、张译、郭晓东等实力派演员，而作为核心人物两位少年，杨树鹏则大胆启用了90后新生代演员欧豪与郭姝彤。

曹可凡：相对这个年龄段的，我们讲的所谓小鲜肉演员来说，这两位其实知名度，知晓度并不是那么太高。作为导演，在整个执导的过程当中，是否就需要花更多心思，去调教那些年轻演员？

杨树鹏：肯定他们跟成熟的演员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我觉得也是未来非常有机会的两个年轻人。因为像欧豪的条件是少见的，他很能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优势。第二，他勤奋，他学习性很强，这个可能也是年轻人和咱们不太一样的地方。

曹可凡：咱们剧组里还有很多戏骨演员，他们不老，但是是戏骨，比如张译、郭晓东、余男，这都是非常有个性的演员。你怎么能够让这种不同个性的演员，能够符合你这个剧情的要求？让他们在你的戏里面，能够呈现出那种在其它戏里面看不到的那些潜质？

杨树鹏：我觉得改变最大的是郭晓东，他之前的人物有的是非常文艺的，有的是非常家庭的，在外面人看来，他是一个成熟的暖男形象。但是在我这儿，他是一个凶狠、阴狠的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隐藏自己的经历，而且还要演一个艺术家，对他来说确实挑战比较大，我觉得就是要利用演员本身的这些特质，你越是能看到他在暖男背后可能的凶狠，你就可能越容易开掘到他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候要碰运气，如果你方向想错了，可能他真的就做不到。但是他完成得不错，可以说非常好。

曹可凡：我前段时间就在看你这本《在世界遗忘你之前》，我原来以为是一个类似自传这样的东西，后来发现里边都是那种奇奇怪怪的故事。

杨树鹏：对。

曹可凡：这都是虚构的还是真有其事？

杨树鹏：虚构的，大多数。

曹可凡：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故事，如果慢慢营造的话，都可以琢磨出一个电影。

杨树鹏：对，好多人建议我说，把这个故事集连在一起，说不定拍成一个很奇怪的电影。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并没有想过它们可能会变成一部影片，所以我说你们谁想拍谁就去拍。现在好几个拍电影的朋友，已经把我的这个版权给拿走了。他们要去拍，但我自己从来没想过，我也不觉得它们应该被拍成电影，文学有文学的使命，电影有电影的使命。

《在世界遗忘你之前》是杨树鹏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故事集，附带还有一本诗集《我买下的绝望地》。一面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一面是桀骜不驯的张狂，这两本书充分展露出杨树鹏文艺青年的特质。然而，1970年出生于陕西宝鸡的他，却曾经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少年，要说唯一与文艺沾边的地方，就是他的父亲是一名电影放映员。

杨树鹏：我从小就知道胶片、声音、知道放映机、知道电影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我知道每秒钟24格，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在银幕上会活动起来，我跟他们说是连续放照片一样的结果，他们都想不明白。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家里看电影，那时候我父亲的影院不但有35毫米放映机，还有16毫米放映机。

曹可凡：所以可以在家里放。

杨树鹏：以及8毫米放映机。所以我有一次，大概是小学的时候发烧，我爸说我给你放电影吧，于是他就在家里给我放了《春苗》。

曹可凡：李秀明。

杨树鹏：对。它让我觉得电影一点都不陌生，声音，胶片。我家里常常因为我爸爸要接胶片，因为很多坏胶片废胶片要把它剪掉，所以家里有很多很多胶片，我自己从小就拿手电筒投影，看白墙上那些影子。我就知道，这个是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更魔幻、更丰富的世界。

曹可凡：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自闭的人，说话有点口吃。

杨树鹏：对。

曹可凡：所以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是不是会显得特别边缘化，显得特别孤僻？

杨树鹏：我其实基本上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沉默的人，我只有在很熟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说话，因为小时候口吃的原因，就主动把自己边缘化了，经常不上学。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上学的时间和不上学的时间也差不多。就跑出去玩，在野地里乱晃，就是因为怕老师叫你起来回答问题。

曹可凡：所以你那个时候算是一个问题少年吗？

杨树鹏：对，非常叛逆。打架什么的，然后到了做消防员的时候也是，反正不安分。

曹可凡：你那么小，16岁，怎么能去救火呢？

杨树鹏：对，就是改了户口。改了户口以后，但是你身体是没有办法提前到18岁的，所以还是很弱，一开始就是很艰难，非常艰难，就是完全不在这个节奏里，经常5点50起床跑早操，我经常跑着跑着就睡着了。消防员有消防员的衣服。因为睡眼惺忪的，半夜训练，下来以后我站那儿，我总觉得我衣服不对头，总觉得哪儿不舒服，一直在默默地、悄悄地整理，可是怎么整都不舒服。我那副班长就看我在那儿动，他就走到我身后一看就开始笑，开始狂笑。因为我们都不能看见旁边人，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后来他就把我给拽出来了，然后所有的人就开始哄笑，我穿反了衣服，不是里外反，是上下反。

杨树鹏并不讳言自己的学历。作为一个经常逃学的问题少年，他初中毕业后理所当然地没能考上高中，16岁时虚报年龄进入消防队，当了四年消防员。在那里他通常是被嘲笑的对象，只在一件事上能找回些许自信，那就是写作。

曹可凡：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觉得自己诗兴大发？

杨树鹏：那个时候先是看到了拜伦、波德莱尔、雪莱什么的。然后诗歌的种子就开始发芽了，所以你就会想写。青春期的时候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不知道哪来的愤怒，青春期是无因的愤怒，没有原因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想发泄，想冲动，想写诗，想在马路上唱歌。现在让你唱，给你十万块钱，你也不会去唱了，因为你没有那个冲动。所以从大概十四五岁就开始写诗。

曹可凡：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对电影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怎么能够向自己的梦想一步步去靠近？

杨树鹏：我也察觉不出来这个中间命运转折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想做它，我一直想做它，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做它。我17岁的时候跟我父亲说，我说我想做编剧，我想拍电影。他看着我说，你算了，你呀，你不行。今年年初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在他去世以前的时间我一直在陪着他，他说你还真做到了，他说你比我厉害，我屈从于我的时代，我没有办法作出更勇敢的挑战。但是你一直在挑战你自己，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家世背景，你没有钱，你也没有上过学。我只有初中毕业。他说，但是你能做到，我还挺佩服你的。

离开消防队，杨树鹏开始向着电影梦想迂回前进，与学院派导演不同，他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他先到四川美术学院进修了几年，之后在影视公司当过撰稿，在新华社海南分社当过记者。2000年，杨树鹏成为央视名牌栏目《实话实说》编导，两年之后，他开始担任大型纪录片《电影传奇》总导演，与崔永元联手炮制出了这部长达百集的经典之作。

曹可凡：后来你做《电影传奇》，这个想法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寻访加再现，这个还是挺奇妙的。

杨树鹏：当时是小崔去昆明疗养，在疗养的时候他有一天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新节目？做一个跟老电影有关的，我说好，因为他知道我以前看过好多老电影，因为我爸放电影。所以我每天都在看电影。

曹可凡：得天独厚。

杨树鹏：每一天我都能看电影，所以他说要做一个老电影的节目，我觉得或许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毕竟时代已经前进到今天了，我们或许可以反思，可以往回看了。

曹可凡：做《电影传奇》的过程当中，对你个人后来的创作，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杨树鹏：当然有，非常好的训练，它让我从一开始就能够以剧组的方式来工作，这样的话那几年我拍下来的内容，也差不多是两三部长片的内容。

曹可凡：其实梳理一下你的职业经历，发现其实你行走的地方挺多。范围也很广，你出生在宝鸡，做消防员在甘肃，又去海南，回来在北京。是不是这种经历就让你比较难有一种归属感，心灵是属于漂泊的。

杨树鹏：对，始终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

曹可凡：你觉得这种状态，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杨树鹏：利大于弊，一个创作者写作、阅读和游历一样重要，你要经历很多人，你才能更复杂地判断人。但是这可能也是一个弊端，就是你没有办法更商业地来塑造人物，也就是说，商业的类型要求人物简单、明了。而我写出来的人物，总是很复杂，很暧昧、很含糊，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电影导演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胜任。有的人在象牙塔里汲取养料，从理论走向实践；有的人则在工作中积累经验，从实践中摸出门道。从没进过电影学院的杨树鹏属于后者，二十年走南闯北的丰富经历，就是他的厚积薄发。2006年，杨树鹏自编自导了电影处女作《烽火》，从拍摄到上映历时两年多，一路磕磕绊绊，终于修成正果。

曹可凡：现在回想起来，第一部片子《烽火》拍的时候，怎么能够让投资人相信，你是一个靠谱的电影导演？

杨树鹏：十年前我开始想要拍电影，然后我去找钱，他们介绍了一个煤老板，试试看能不能撬开他的牙。于是我就去了，他先请我吃饭，在席间他开始回忆他的创业史，我们必然要鼓掌、要喝彩。结束以后他领我去参观他家，他领我去参观他家的原因是因为他刚买了一个灯，花了一千万块钱。

曹可凡：一千万买一个灯？

杨树鹏：一千万买了一个灯，那个灯可以从四楼垂到一楼，他有一个螺旋型的楼梯，所以那个灯就是在螺旋型的最中间垂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那个一千万的灯表示赞赏和惊讶。表达了惊讶之情之后，他一分钱也没给我，浪费了我一天时间。

曹可凡：后来最终是怎么去融到拍摄的资金？

杨树鹏：后来是我和我朋友们的积蓄，那个钱非常少，前期拍完才花了80多万。

曹可凡：才花了80多万？

杨树鹏：对，后来全做完才花了110万，花钱非常少。

曹可凡：你第二部片子《我的唐朝兄弟》，评论就处于两极，各方不同的声音都还挺多的，而且这个戏的票房也是受挫的。所以作为导演来说，有没有觉得挺有那种挫败感？

杨树鹏：我一直是在挫败感中成长起来的，我从小就在挫败感当中成长起来，因为我跟人交流的能力弱，从小就不善交流，所以你就会很挫败。你本来想好了一段特别好的话，然后你去跟别人说，因为你结巴，你说不好，说不好结果就很糟糕。我是发D和B打头的音就不行，所以小时候如果我上课迟到了，我就不进教室了，因为我喊不出报告来。我在部队的时候，每天点名的时候，我喊的其实不是到，是噢，只是它们声音相近，听不出来。所以我就是在挫败感里成长起来的，我的成就感，就像海浪之间的小浪花一样，而挫败是永恒的，像海洋一样，所以因为挫败感太多了，我已经体会不到挫败感了，在别人看来天都要塌的事，在我看来就不是事。

曹可凡：你曾经以《一封情书》的长微博，为一段感情画下一个句号。所以你个人对所谓爱情的力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杨树鹏：爱需要越过一个燃烧最猛烈的山丘，然后你可能才能抵达一个平原，很多人在那个山丘上就被火烧死了，被自己点燃的爱火给烧死了。但是很多人越过以后，可能就变得平实，爱被转化了，变成一种结实的情感。

曹可凡：你算是在山丘上被烧灼了吗？

杨树鹏：对，而且我是已经可能烧成灰的那种人。

从《烽火》到《我的唐朝兄弟》再到《匹夫》，杨树鹏的每一部作品都伴随着争议，评论总是呈现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赞赏有加推崇备至，而另一部分人斥之为不知所云，莫名其妙。当然，这恐怕也是任何一位电影导演由青涩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作为一个仅仅拍摄了四部长片的新锐导演，未来杨树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热爱电影的他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跋涉，而我们将拭目以待。

曹可凡：如果用一句话来点评自己每一部片子，你会怎么说？《烽火》怎么说？

杨树鹏：《烽火》，习作，它是一个很稚嫩的习作，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但它很稚嫩。

曹可凡：《我的唐朝兄弟》。

杨树鹏：自由，那段时间我的预算很紧张，拍摄时间很紧张，而且在整个拍摄的后半程，我全都在害病，在腹泻，身体上心力交瘁，但是我觉得我适合拍摄古代题材，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我更能挥洒一些。

曹可凡：《匹夫》呢？

杨树鹏：压抑，《匹夫》的拍摄过程是我一直在竭力说服我自己的过程。

曹可凡：这次这部《少年》。

杨树鹏：认真，我很认真地做了一个类型电影，很认真地在讲故事，在做结构，在写人物，而且我请到了目前来说比较优秀的演员们。

曹可凡：那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拍摄的计划？

杨树鹏：我还想做犯罪片，因为我觉得这个类型一定要往前推，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把这个类型做好，因为韩国他们能做出非常优秀的犯罪悬疑类型，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出来。



12月10日、11日20:00，敬请收看艺术人文频道《可凡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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