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有些人，哪里都只是避难所。

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鸟飞回来

若那孩子距离捕到心心念念的流星仅一步之遥，怎可能忽地转头而下，拂袖归去。

上周在Wilson Commons的星巴克与温振坤、樊义迪一同完成了一次愉快的民谣专场表演，大概是大学期间最后一次公开表演，也是最后一件想做的事。其实回想起大一入学时，未来四年规划本非这么张扬，只是后来一步步走得阴差阳错，一撞再撞致使头破血流，更不曾安稳过一天，遂形成了在艺术创作上自我膨胀的生活状态。

“以我对你十年的了解，你不要改变，更不要说你会为任何人改变。”一个晚上王老板摸着心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不知该回复什么好，只是顿觉很感动。

想起前几年在校认识的一些学长学姐，他们毕业前总觉得有些伤感，但真走了也不过走了，很难再想起，每个人都会继续为了自己前进，暂且与己无密切关联的人总是被遗忘得最快、最干净。

小兄弟和他女朋友偶尔会来我家喝一点酒，上周末演出后我们在家单曲循环谭维维《如果有来生》，副歌一起便都跟着一起高声唱。

“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

今天在朋友圈分享了这首歌，附以一段华而不实的文字，大意是几年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并不懂歌词之类的。好友葛神立刻调侃我曰，“石头哥多年前就要生一个娃娃啊。”我同样轻松地回复他，“多年前并不知道生一个娃娃这么难啊。”

我时常负责地感到市场上一半的民谣曲目水平都很差，有很多语文水平小学停滞于五年级的吉他伴奏歌。什么意思呢？就是鉴于民谣这个东西非常依赖于歌词、而当我身又边有温振坤和樊哥这样的伙伴，我就难免有一瞬间感到自己在这个市场上可以有所造诣，这话很欠打，却是实际想法。

后来却又感觉，写歌是很愉快，但做音乐对我不是解药，音乐是避难所，人不能总住在避难所的。加上我的音乐底子实在是太浅了，虽不知为何就有了靠听觉扒谱的能力，但这样还是不划算，起点低，耗费大，风险搞，收成更不见得会令我开心。

小时候读过一只猴子因贪婪不肯松手放掉玻璃罐里的核桃而无法挣脱、最终被猎人抓走的寓言，到现在这个道理依旧很难执行。不过真的，人总要放掉一些好东西才能去腾空间给更好的东西，哪怕他某一时刻会认为前面的好东西基于原则不能放手，放手人生就没意义了。

其实自然规律渗透于生活，浪足够大的话，该放手总得放手。我不是指写歌、写话剧或者什么，而是笼统概括，再换个比喻的话，有时拉链卡住拉不上去怎么办？往反方向拉一些再拉上来，对吧。记得我曾在一门教授非常苛刻的哲学课上发言讲了这个比喻，解释科学发展为什么有时会出现短期倒退，我至今记得那教授如何以一种看蠢材的眼神注视我，那时我便知道有些事还是不要继续说了。

无所谓是个好心态，因再苛刻的人和我也不过碰巧两颗流星在茫茫宇宙里摩擦了一下，然后各走各路。没有人会长久地扎痛另一个人，除非其中一人病态地执着，或愚蠢得可怜。

还是狗熊掰棒子一般丢三落四、偶尔痛苦地长大吧。不为做幸福的人，而为做更幸福的人。

“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样吧。”

唱完最后一遍副歌，我们都瘫倒在沙发上。夜深了，不断强调自己自负的人都眼红了。

“有两点你必须知道，”依稀记得那个几天后的电话里，王老板又说，“一，不是所有你觉得会令你最快乐的事，你都能掌控得了；二，那些事也许远没有你想象得好。”

“那完了，我不同意。”我说。

不是我信心满满，而是有些事我必须不同意。如果我能够准确判断所有事态的走向，那也不必觉得活着有其意义所在了。

上天赠予每个人的时间都仿佛是片段化的，这种思维很大程度上像是一种文化产物，但唯独这种思维造就了人生苦乐，也滋生了每个生命个体仅有的自产动力。

所以劝人们还是不要借“如果可以”来含蓄描述自己的某个权衡。清楚想要什么后，就放马去追求它，这种本质上最简单的道理比什么都通用。

睡了。

201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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