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与“洋”：偏远的“他者” ——近代中国观念与物质的双重变奏_【中国国家历史】

上：《大明混一图》（1389年）注：明朝皇帝朱元璋时朝廷专门绘制的世界地图下：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文丨曹...

上：《大明混一图》（1389年）注：明朝皇帝朱元璋时朝廷专门绘制的世界地图下：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

文丨曹南屏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壹》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7月再版

在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为基础的。这一观念随着经典化以及后世王朝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儒术而不断传承，成为长期以来读书人群体国家认同、民族意识的一个基调。晚明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发现，中国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地的中央”，因而利玛窦只好选择因地制宜，把欧洲通行的世界地图中僻处一隅的中国画在他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

“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在后殖民的理论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他者”（the other）和“自我”（self）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所以，“他者”的概念实际上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宽泛地说，他者就是一个与主体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照。

近代以前，中国人在文化上的自视甚高，以自我为中心可以从其对“他者”的称呼中尽显端倪。葡萄牙人于晚明时期取得在澳门的居留权，没多久，中国人就开始用“鬼”来指称那些“万里梯航”来到本国的“远人”。如，他们以“红毛鬼”称呼到达澳门的欧洲人，随之而来的黑色人种则被称作“黑鬼”、“乌鬼”。最初的“红毛鬼”一词，在清代主要被用来称呼荷兰人、英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等，此后也渐渐被用于称呼几乎所有的欧洲来客。在清代闭关锁国后一口通商的广州，当地人动辄称外国人为“番鬼”。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始称呼西方人为“鬼子”、“洋鬼子”。这类蔑称后世仍有孑遗，如后来称日本侵略者为“东洋鬼子”、“日本鬼子”；再如，香港人至今还在称外国人为“鬼佬”。乾隆年间的马嘎尔尼、嘉庆年间的阿美士德两个英国使团都在“天朝上国”的傲慢姿态下铩羽而归。当时，自居“中国”的中央王朝，依然沉浸在“中国”与“四夷”的世界想象中，既把自己疆域内的边疆弱小民族的人群指称上加上个反犬旁，也在跨越重洋而来的“远人”如英吉利人的称呼上加个口字旁，两者都可以看到显而易见的蔑视。如果说将“远人”称作“鬼”更多的是一种民间行为，那么，将这些人归入中国传统的“夷狄”这一类别则在清代官员与士子中间习以为常。这种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想象为基础的天下观在晚清中西交冲之后，受到了激烈的现实挑战。

红毛番与仆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官方文书中，动辄出现“夷性犬羊”的说法，甚至不将这些远来的“夷狄”视作人类。彼时庙堂之上的清朝官员们，还完全没把外国人放在眼里，故指称他们时的用词带有极大的侮辱意味，堪称轻蔑至极。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朝割地赔款，已是大失颜面，却也依旧自居“天朝”，弄得英国人在《江宁条约》（即习称的《南京条约》）内义正言辞地表示要寻求双方地位的平等。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首次明文规定中国人在称呼英国人时不准出现“夷”这个字眼，并且依旧声明“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可见中国人将外国人蔑称作“夷”并加以蔑视仍然是种常态。最早在咸丰六年（1856）成书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将对外交涉的各种事宜统称为“夷务”，此后咸丰朝、同治朝的此类文献也只好延续了这个称呼。1861年，清政府拟在北京设立“通商抚夷全局”，旋即觉得不妥而改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夷”、“夷务”等字眼逐渐变为“洋”、“洋务”等表述。在此后的中国习惯用语中，“华夷”、“华洋”的对立也慢慢化作了“中西”、“中外”的并举。

《瀛环志略》书影

但是，在儒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一部分读书人始终难以接受“洋学”。显然，以经典的夷夏之辨的逻辑来看，这将会是典型的“用夷变夏”。1867年，时年已经71岁的徐继畬（1795-1873）被任命为同文馆事务大臣，负责同文馆的创设，此时距其被誉为“开眼看世界”先驱之一的《瀛环志略》的首次刊行，已经过去了近20年。围绕着同文馆的创立，晚清官员中间争讼不断。其中，“以大学士为帝师”且深负时望的倭仁（1804-1871）坚决反对，“力言同文馆不宜设”，称这是在“奉夷为师”。民间也有反对的声音。有人在前门张贴告示表示反对，有人则用俚语大声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更文雅些的，则做对子加以讥刺：有人写“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有人写“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还有人写出文采斐然的长联，说“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在这里，“洋人”、“洋学”依然被蔑称为“鬼”和“异类”。与此同时，在乡丁忧的李慈铭（1830-1894）也在日记里痛骂，开同文馆一事是在“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1871年，郭嵩焘在日记里记录了北京人的闲谈，说当时京城的四个最为重要位子是“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虽是街头巷尾的笑谈，却也不免刻薄地称办理外国事务的总理衙门为“鬼使”，顺便提一句，名列“帝师”之首的就是倭仁。

李鸿章

尽管以卫道之士自居的一部分士人尽显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但是，“洋学”毕竟还是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1842年，魏源（1794-1857）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那一句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依然称其为“夷”，但毕竟已经开始承认“夷人”的“长技”值得学习了。至光绪初年，李鸿章（1823-1901）在给同僚信中指出“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且称西洋的学堂所传授的知识、所培养的人才“迥非中土所及”。鸦片战争以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渐渐让中国从洋洋自得的天下观里惊醒过来，让中国人慢慢意识到原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已经一去不返，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万国”并立的局面了。从地理知识而言，“中国”也并非真的位于“天下”的中央，更加可怕的是，没过多久中国人就在外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发现，即便从文化上而言，“天朝上国”也并非居于中心。随着中国人在文化认识上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慢慢走向“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西学的蔚然成风也导致了文化上的自信逐渐丧失，伴之而来的则是凡洋皆好的观念。由于洋人地位不断攀高，清末的老百姓还弄出了一套崭新的游戏——百姓、洋人、官，游戏的背后是两两相克的逻辑：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洋人地位已经高高在上，只是怕暴民而已。这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现在全国流行的猜拳游戏“石头、剪子、布”的一种形式，只不过特殊的时代给了它特殊的游戏名称。

西方人的居留区也给了中国人“欧风美雨”的示范。1862年，同文馆学生张德彝（1847-1918）随斌椿（1804-1871）出使欧洲，中途经过上海。在他的《航海述奇》中记载，上海县城新北门之外，由于被辟为租界，西方人在此建造屋舍，当地人称之为“夷场”。至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正式划定了各开埠口岸洋人居住区的界限，租界的范围也就此确定，至此，上海的租界区域收获了“十里洋场”的名号，却已不再被称作“夷场”了。中国人过去称奢华阔气的作风为“扬气”，源自扬州盐商的做派。而到了光绪年间，这种“喜寿庆吊”诸事中的奢靡风格已经被称作“洋气”，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民间喜好与时髦的转移。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之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与过去渐渐发生变化。

桐城派 是清代文坛最大散文流派，因其早期的重要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今桐城文化圈应包括桐城市、枞阳县和安庆市宜秀区等地区），故名。桐城文派理论体系完整，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播布地域广，绵延时间久，影响深远。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

除了中国人的观念随着西学东渐而发生转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由于“西物东渐”而出现了重大的转型。19世纪的世界格局已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肇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西方诸国已经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而变得尤其精于“制造”，地广人众的中国则成了他们输出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之一。早在19世纪上半叶，洋货的流入与银钱的外溢便已为中国士人所警觉。如桐城派文人管同（1780-1831）以及与其大略同时的程含章（1763-1832）所撰的《禁用洋货议》与《论洋害》都收于郑振铎所编的《晚清文选》之中。此二人的观点在当时恐怕很具有代表性，即考虑以禁止与外洋贸易的方式杜绝中国之财富外流，并且以洋货为“奇巧而无用者”。然而，大约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对待洋货的态度便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天津图

整个19世纪，洋货固然一直在持续输入中国，但是真正引起洋货广泛流通的原因，还是在于通商条约的签订。因为“通商而后，洋货充斥，既不能禁民之不用，又不能禁彼之不来”。光绪年间在洋货输入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因为仅以进出口数据而言“光绪初元，海关进出口表，颇足相敌”，至此以后，“洋货进口，岁岁增加”，土产出口货物与外国进口货物的逆差越来越大，这引起了清末朝野人士的普遍关注与焦虑。在清末，最为大宗的洋货为鸦片（洋药）、洋布、洋纱等。其中，鸦片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时，被改称为“洋药”。但是，除了这些列于海关报表头几行的大宗货品时时在刺激中国精英读书人的危机意识以外，还有大量的西方物品不断流入中国，“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了中国各阶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等到有一天“积渐所至”，才突然发现，源自西方的各种事物几乎彻底改变了近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1895年5月，康有为（1858-1927）呈上《上清帝第三书》，其中提到“今外国鸦片之耗我，岁凡三千三百万，此则人尽痛恨之，岂知洋纱、洋布岁耗凡五千三百万。”除了这三种大宗洋货具有显而易见的威胁之外，康有为还罗列了种种其他洋货：“用物如洋绸、洋缎、洋呢、章绒、羽纱、毡毯、手巾、花边、钮扣、针、线、伞、灯、颜料、箱箧、磁器、牙刷、牙粉、胰皂、火油，食物若咖啡、吕宋烟、夏湾拿烟、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脯、洋饼、洋糖、洋盐、药水、丸粉、洋干果、洋水果，及煤、铁、铅、铜、马口铁、材料、木器、钟表、日晷、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灯、自来水、玻璃镜、照相片、玩好淫巧之具，家置户有，人多好之。”并且他还指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用品“乃至新疆、西藏亦有销流”，大大加重了当时的清朝的贸易逆差。

在这封上书里，康有为对时局发出严正的警告：“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不久之后，在“欧美之族”所携来的“奇巧异工之机”面前，“草率而粗笨”的中国“土制之具”败下阵来，这样的现实逼得中国士民开始承认“彼巧我绌”。以小规模手工业为主的本国土货，在西方各国大规模工业化的产品冲击之下，逐渐不支，而当时的中国又尚未发展出自己本国的实业以抗击舶来品的入侵。洋货的汹汹之势，与中国当时的寥落景况，被湖北潜江人甘鹏云（1862-1941）描述为“日用物品尽属舶来，工艺制造不求进步”。本国工业化步调的缓慢，也只能导致堪称“价廉物美”的洋货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市场倾销，如此一来，既压迫了传统的本土手工业的生存空间，也使得中国本土的工业化进程从一开始就要面对过于强大的市场竞争，随时有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巨大风险。

晚清男子服饰

西方输入的大量洋货，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习尚。1881年，中兴名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1839-1890）在驻俄公使任上回国。他的家人在驻俄时期养成了欧化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体现着“欧风”，有些京城人士于是骂他“父以道学名世，子乃用夷变夏，是真不肖之尤。”引得京城“物议沸腾”，几乎要对其“鸣鼓而攻”。至二十世纪头几年，据安徽青年陈独秀（1879-1942）的见闻，“现在中国的情形，各城各镇，都有几家专卖洋货的店，各人所用的东西，总有一大半是外国进口的货”。舶来品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此时距曾纪泽一家引得整个北京城议论纷纷不过才过去了大约20年而已。由不断流入中国的西方工业产品引起的中国近现代民众的日常生活史的彻底转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葡萄牙人描绘的中国人

近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周遭已经完全被西洋货品所围绕。高级马车初入中国之际，由于其四面玻璃，甚是体面，时人称之“洋马车”；水泥日益成为使用最为广泛的建筑材料之一，中国人称之为“洋灰”；使用煤油的灯具在晚清也开始被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照明，被叫作“洋油灯”。在现在的吴语方言中，依然打着晚清以来的深深烙印，如称火柴为“洋火柴”，称钉子为“洋钉”，每每提起金钱的数额，还会说“几块洋钿”，等等。充斥着中国各阶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西方事物“深切著明”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史，既在物质层面引起了历史变迁，也在观念和心理层面带来了显著改变。比如，知识界也变得日益挟洋自重，从民国学界博得大名的“洋博士”们，到如今形形色色的“海龟”们，莫不如此。所谓“崇洋媚外”的批评用语也无非是体现了一种真实存在的世情而已。近代中国兴起的唯“洋”是尚的观念对于中国各色人等的影响至为深远。

环顾如今我们身边的人和物，相比晚清之前的中国，早已是“物非人非”，难分“夷”、“夏”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由经典的夷夏之辨所奠定的基调，到了近代，既在观念层面也在物质层面发生了至今未见逆转的变奏。从前作为“蛮夷”的“他者”开始进入与成为中国国家认同的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和记忆在19世纪之后发生了断裂、转型和更新，由此也标志着中国历史开启了新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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