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中国佛教》：第三节 “佛儒合明”的时代——东晋佛教

------第三节 “佛儒合明”的时代——东晋佛教------

江南“贵族佛教”的兴盛

东晋士族在政治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他们的兴趣和品位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风气。西晋时玄学盛行，士大夫崇尚“清谈”，名士与名僧相往还，承袭了魏晋以来佛玄交融的风尚，佛教在这种氛围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官意之辩”在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的交融中起到了枢纽的作用，玄学清谈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思潮一直延续下来，在东晋帝王和士大夫的推崇下，风靡朝野。襄阳名士习凿齿在《释道安书》中对明帝时佛教之盛进行了描述。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昭都“游心玄虚，托情道咪，以宾友礼待法师”。孝武帝司马曜与权臣司马道子皆佞佛，以致僧尼入朝干预政事。成、康二帝时的辅君重臣何充性好佛教，热衷于修建佛寺、供养僧尼，而吝于赈济亲友贫困，受到世人讥讽。穆帝时任中军将军、假节、都督五州军事，又为名士的殷浩精研般若经典，对《维摩经》、大小品《般若经》尤有心得，他一直想向名僧支遁当而请教，因名士王羲之劝阻支遁前往而不得，殷浩终以为憾事。其他如谢安、许询、王恭、孙绰和郗超等人，对佛教尤其是般若经典，都颇有研究。其中孙绰、郡超二人分别在《喻道论》和《奉法要》中提出“儒佛同一”、“调和佛儒”的思想，是当时粕士理解佛教的代表。著名画家娥逵，虽对佛教因果报应理论提出质疑，但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奉者。

两晋之际，中原不少名僧为避战乱而南下，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逐步形成了京城建康(今南京)和庐山两个佛教中心。这些僧人多与东晋统治者关系密切，与士火夫交往频繁，麈尾清谈，冶游诗赋，清谈玄学性的佛教蔚为风气。帛尸梨密多罗、康僧渊、康法畅、竺道潜、支遁、竺法义、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和慧远等都是著名的僧人。其中帛尸梨密多罗可以称作东晋贵族佛教的开创者;支遁作为名僧与名士的代表，他的佛学思想在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过程中具有代表性，他的活动为东晋佛教的繁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代大师庐山慧远是中国化佛教的真正开创者，对后来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必然受到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迎拒。东晋佛教在帝王和士族的扶持下得到空前的发展，达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比如寺院经济的发展，出家人口的增多，对国家的经济利益产生损害；僧尼干政，又对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影响。孝武帝时尼支妙音“富倾都邑”，“门有车马，日百余乘”，“权倾一朝，威行内外”，直接干预朝政。沙门秽行，背离了佛教清净仁慈的宗旨，这样在佛教全面发展的同时，又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佛教的不满。成帝成康六年(340)，车骑将军庾冰辅政。他在《代晋成帝沙门应尽敬诏》中，认为佛教僧侣蔑弃忠孝、遗礼废敬、伤治害政，提出沙门应礼敬王者。后因何充等人的反对而罢议。安帝元兴年间(402～403)，太尉桓玄又提出沙门应致敬王者和“沙汰沙门”之议，曾致书慧远，征询意见。慧远以《沙门不敬王者论》作答，使桓玄的动议最终也未能实行。“沙门拜俗”之争反映了佛教与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礼法的冲突，慧远在论争中提出的儒佛一致、佛儒合明的思想是这场争论理论上的成果，对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定位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另外，当时罗含与孙盛关于《更生论》之争，孙绰、郗超调和佛儒的思想，都是本时期佛儒关系的反映。东晋的佛教艺术晋时玄学清谈盛行，僧俗两众皆具有极高的文学素养，《高僧传》和《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名僧与名士相往还的机智隽水的对话都极富韵味。怂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报罗什法师偈》、《万佛影铭》等文章的精致，支遁诗作的空灵，佛陀跋多罗所译《六十华严》以壮阔的文澜演绎微妙佛理的宏伟瑰奇，都具柯很高的文学价值。佛教音乐方面有帛尸梨密多罗所倡导的梵呗的流行。

佛教造像和佛画由于出现了戴逵父子和顾恺之等名家而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戴逵及其次子戴颐在山阴灵宝寺制作的弥陀及胁侍二菩萨木像、在招隐寺制作的五夹纻像和在瓦官寺制作的夹纻行像等，光彩照人。当时还有外国输入的佛教造像，如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于义熙二年(406)遣使献高四尺二寸的玉佛像，色洁玉润，形制殊特。后来将师予国所献玉佛像与戴逵所制五尊佛像及顾恺之所作维摩壁画同列瓦官寺中，世称三绝。顾恺之和吴曹不兴、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顾恺之的作品相传有《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其中最有名的是在瓦宫寺所作维摩壁画。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维摩壁画完成后，光彩耀目数日；又称顾恺之在壁画即将完成，为画中人物点眸时对寺僧说，第一日观此画的要施舍十万钱，第二日观看的施舍五万，第三日看画的可任意施舍，等到壁画开放的那一天，光照一寺，顷刻即得百万钱。由此可知顾恺之所绘佛面的价值。另外，晋明帝、戴逵等人也善绘佛面。法显西游与《佛国记》

法显(335～420)，自幼出家，20岁受具足戒后，因不满佛规紊乱，遂矢志西行寻求真经。后秦弘始元年(399)，自长安出发，过葱岭，历尽艰险，到达天竺，学习梵语，求取佛经，还参访了佛祖诞生地，后又去了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取了一些佛经。他于东晋义熙八年(412)随商船从海上经爪哇返回山东崂山。此年去建康(南京)道场寺，专事译经讲法。法显晚年逝于湖北荆州的辛寺。他所著的《佛国记》一书，记录其旅途的见闻，是研究佛教史、中亚与南亚史、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东晋佛教建筑东晋时帝王及士族均热衷于佛寺的建筑，著名的寺院有庐山东林寺、建康道场寺、瓦官寺、长干寺等。其中东林寺作为东晋以后南方佛教的重镇，在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名扬天下，后来被尊为净土宗祖庭之一。庐山东林寺寺庙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的西北麓。寺庙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太元六年(381)，名僧慧远在此创莲社建寺，弘扬1净土宗，达30余年。慧远，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附近)人，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慧远是继道安之后中国佛教的领袖，他的佛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慧远的一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出家前的早年求学等活动。慧远出生于官宦之家，13岁游学许昌、洛阳，大量阅读儒家、道家经典，深受儒学和玄学的熏陶，对儒、道思想有着透彻的理解和领会。慧远早年所受的教育与他后来理解佛教教义，以及调和儒、佛、道的思想的形成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第二阶段是跟随当时的佛教领袖道安的25年。他21岁在北岳恒山与弟弟慧持一同拜道安为师，慧远非常崇敬道安，认为“真吾师也”。皈依佛教之后，慧远在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第三阶段是住庐山的30余年，也是慧远佛教活动最主要的时期。慧远与道安分别后，同怂持及弟子数十人南下，进荆州上明寺，后欲南下罗浮山，途经浔阳(今江西九江)，来到龙泉寺，眺望庐山清净，足以息心，遂生住此修炼之心，由同学慧永迎入庐山西林寺，后住于东林寺，足不出山，直至老死。鉴真东渡日本前，也曾来此寺。后历代加以修葺。现有天王殿、大雄宝殿、罗汉堂、东林寺塔等建筑。

山西交城玄中寺

玄中寺坐落在山西交城县城西北的石壁山中，距县城10公里。兴建于北魏延兴二年(472)，历时五年竣工。因地处层峦叠嶂，山陡如壁，故名“石壁玄中寺”，也称“石壁寺”。唐贞观年间(627～649)重修后，改称“石壁永宁禅寺”。寺周石壁陡立，翠柏环布，为风景幽雅的佛教圣地，也是我国佛教净土宗的发祥地和中心。据载，北魏名僧，被梁武帝称之为“肉身菩萨”、东魏静帝称之为“神鸾”的县鸾大师晚年来玄中寺任住持，继净土宗祖师(后追认）慧远大师之志，在此宣扬净土教义。昙鸾死后，弟子道绰、善导继任住持，并在此正式成立净土宗，玄中寺成为净土宗的中心。后经善导大师东传至日本，在日本也成立净土真宗，故此寺也被日本奉为净土宗的祖庭。寺在隋、唐、宋代曾多次毁于兵火，每次重建时又多有扩建。至元咸宗年间(1295～1307)极盛，清后遂衰。特别是清末连年战争，僧徒四散，寺院荒芜，原有的李白题刻及其他珍贵文物也被窃走；清同治、光绪年间又遭火焚，主要殿堂万佛殿、善法殿、东西配殿化为灰烬，仅残存千佛阔和天王殿。1955年重建善法殴、万佛殿、千佛堂和东西配殿碑廊；飞檐斗拱，棂花福扇，雕梁画栋，油饰彩绘，莫不照旧恢复。各殿阁共有木雕、铁铸、泥塑佛像70余尊，造型生动。寺内现存文物有：明代建筑天王殿和单孔牌楼，北魏和北齐年间的造像石刻碑、佛幢，唐代高氏碑，宋明两代的铁佛，明代木雕佛像和元代忽必烈所书的蒙文白话碑，寺东还有宋代所建的秋容塔，均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苏州灵岩山寺

灵岩山寺坐落在江苏苏州市吴县木渎镇灵岩山上，距苏州城15公里．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著名道场之一，在东南亚国家颇有声望。寺基原为春秋时吴王馆娃宫。东晋末陆沅舍宅为寺。梁天监年间(503～519)称“秀峰寺”，唐代改名“灵岩寺”。明弘治年间寺毁，清康熙年间重建，咸丰时又毁于兵火。观寺宇均为民国八年至廿一年间山由高僧印光法师主持重建的，规模宏大，殿阁巍峨。主要建筑有天王殿(弥勒楼阁)、大雄殿、藏经楼、香光厅、钟楼和多宝塔等。多宝塔俗称“灵岩塔”，原塔始建于梁代，_重建于五代吴越时期，后又毁。现塔为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重建，八面九级砖塔，挺拔秀丽，数十里外一望可见，成为灵岩山的标志。明万历廿八年(1600)塔遭雷击，腰檐焚毁，此后日见残破。1977年进行了重点整修。寺庙现为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所在地。

北京怀柔红螺寺

位于北京怀柔区，始建于348年，原名大明寺，明正统年间改名为护国资福禅寺。因寺后山名红螺山，故寺又俗称红螺寺。全寺共有五座院落，以中院为对称轴，横列于红螺山麓。主要殿堂建于东院，由南至北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圣殿，两侧分列配殿四座；东西两院两院分别为客房、厨房和方丈退居寮及供游方僧暂住的十方堂；东院旁另有一院落，是退居老僧的颐养处，名延寿堂；寺的最西部为塔院。

在历史上，该寺曾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净土宗的重要道场，慕名前来求经参拜的高僧常年不绝。该宗历代祖师共13位，而成道于红螺寺的竟有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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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北朝佛教------

南北朝时候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统治者对佛教扶持、利用，又加以控制。北魏设立玄昭寺作为管理全国僧众的机构，设大统一人、统十人、都维纳三人，僧官制度完善。南朝佛之风更盛，帝王舍身之事时有发生，建寺造像风靡，杜牧有诗叹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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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说内容节选自：人文社科小说 《细说中国佛教》

作者：刘鹏
现有字数：13万字
最后更新于：201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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