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石不转，此心安若山

最近读易中天的《王安石变法》，觉得十分生动有趣，书中把王安石变法描绘得绘声绘色，还原得惟妙惟肖，似乎王介莆同...



最近读易中天的《王安石变法》，觉得十分生动有趣，书中把王安石变法描绘得绘声绘色，还原得惟妙惟肖，似乎王介莆同志就住在自家小区，每天我们下楼倒垃圾、取报纸都能遇见他。历史上对这位王大人褒贬不一，众说纷纭，我觉得，隔壁老王这个人，其实挺简单的。

首先，老王是个工作狂。介莆同志与达康书记一样，才干胆气俱佳，心怀苍生，唯GDP论，但除了工作之外，基本没啥情趣，甚至没啥人样。这位同志长期不刷牙，不洗脸，不洗澡，不换衣服，个人卫生一塌糊涂。他的老领导韩琦同志就曾一再提醒他注意形象，他均置若罔闻。在吃的方面，他也相当对付，鼻子底下有啥吃啥，据说还曾误食鱼饵狗粮，也是醉了。在作风问题上，介莆同志倒让组织放心，一个老婆他都嫌耽误工作，根本没心思再找小三小四。但是他担任国家发改委主任、中央财政部长，自己在个人理财方面却毫无斩获，可见从来不关注各家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比如我们华夏银行的龙赢理财）。仅这一点，改革先驱范仲淹同志就强多了，范老每晚睡前都数钱，账轧不平就不合眼，长此以往，不仅自己的资产负债整得门儿清，还设立了慈善公益基金，把地方扶贫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有的同志要说了，王安石好歹也是唐宋八大家的重要成员，怎么能说人家没一点情趣呢？“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是蛤？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介莆同志业余时间确实也是一枚文艺中老年。著名的“王荆公体”可谓深婉不迫，自成一家。还有那首《桂枝香·金陵怀古》，与范老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是齐开豪放诗词之先风。很难想象，一生脏兮兮、臭烘烘的王安石，还为后世留下那么多口齿盈香的唯美诗篇。不过，他的不少文学创作都与政治工作强相关，各种议论文也写得得像奏折一样逻辑缜密，部分作品确有失枯燥乏味。

其次，老王人缘不好。对于熙宁变法，宋神宗是亲自坐镇指挥，却遭遇空前受阻，一败涂地，乃至埋下了靖康之难的祸根。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国家财政危机的当口，变法势在必行，但老王的偏执却像一粒隐雷，不断引爆与升级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直至场面最终变得不可收拾。首先，此君与几任宰相的关系都很紧张，富弼、文彦博、韩琦、韩绛、陈升之……王安石跟他们一个个闹得不欢而散。你跟一个人搞不好关系，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可你跟所有人都犯怼，我们只能呵呵了。其次，吕公著、蔡确、唐坰、甚至吕惠卿，最后也都跟他翻了脸；陆佃，陆游的老爸，他的得意门生，也反对他，真叫一个众叛亲离。最要命的是，他连跟大boss的关系都懒得维护，太皇太后、皇太后的面子说不给就不给，连唯一支持他的宋神宗最后都被他的执拗搞得忍无可忍。

相比之下，同朝为官的苏轼同志就要萌多了，虽然反诗是一首接一首地写，公开讽讪皇帝老儿与王安石新法，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老太后出面求情，章惇帮腔开脱，王诜通风报信，连老王本人都亲自导演飓风营救，一把从皇帝手中抢下苏轼这条小命。苏轼的人缘实在太好了，换作王安石被参进了大牢，会有这么多人替他说话吗？恐怕大家都要开香槟庆祝了。

第三，老王独断专行。在主持改革大局的领导岗位上，他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攻击面前有些应对不当，甚至时不时强词夺理。在高度重视言谏与监察的唐宋两朝，删帖工作想必异常繁重。当皇帝也不容易，广开言路的结果是朝中重臣经常一不高兴就请病假、不上班。介莆同志这次的变法，反对声一浪高过一浪，但他既没有召开民主生活会，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以政治正确为由，党同伐异，剪除异己。改革过程中出现问题，他不自省；群众上访，他不自省；党羽倒戈，他不自省；乃至传言都天怒人怨了，他也不畏惧。老王是“有权就任性”啊，凭谁也无法阻止他怒放的生命了！所以悲剧，也就随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以惨败告终，究竟症结何在？易中天先生在书中提供了不少值得思考的线索，也给了我如下几点启发：

第一，写战略的和搞执行的最好是两套人马。王安石变法固然失败，但他并不是一个不懂球的胖子，相反，王安石是旷世奇才，他提出的一套经改方案甚至具有世界先进性，在上个世纪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美国农业部长就曾借鉴王安石在农改上的诸多做法。但从他的性格来看，他压根处理不好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他甚至拙于领会领导的意图，这就非常危险了。所以他更适合做研究员或业务型干部，而不应该充当一把手，尤其是统领全局的指挥官。在处理职场关系上，明神宗时期的张居正段位就高多了，他变法之初也是一坨人反对，但他不搞“一刀切”、“大肃反”，而是分而治之：对那些反对派，坚决清除；对持不同政见者，安排到非要害部门或令其退休；同时注意网罗人才。改革嘛，必定有损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必要时再使用霹雳手段，而不能把那些对改革不理解、不支持的同志都逼到反方，为自己四面树敌，平添阻力。

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宋神宗安插和事佬富弼跟王安石搭班子，这是欠考虑。他的如意算盘是搞权力制衡，稳住孙猴子。可老同志最需要的稳定与尊重，王安石那根金箍棒可是随时要掀翻青玉案的，所以富弼最后也不得不罢相。沙瑞金书记把李达康得跟易学习安排在京州市一个战壕，就是考虑他们一个是理想主义的改革实干家，另一个是背着地图满山跑的泥腿子，两人政见相和，性格相融，特长互补，才能手拉手一起走，改革天，咖啡与大蒜更配噢。

第二，反腐与吏改必须先行。王安石变法被诟病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滥用小人，吕嘉问、邓绾、李定，虽不尽然，但一干人马确在改革中发挥了极大的反作用。在政策传导过程中，青苗法被强推，贫富者一律须向政府借款；市易法本是平抑物价，政府却取代财团操控物价，盘剥商贩与市民，中饱私囊；差役法搞成了两层皮，劳役没免掉，老百姓交钱还更多……这一切其实已蜕变为与民争利，一群腐败分子在执法过程中牟取私利，所以司马光曾说变法不重要，人才重要，从这个角度讲真是没错。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针对宋朝的内忧外患向宋仁宗皇帝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推行“庆历新政”，此法虽也只维持一年多，但开启了北宋改革之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最大不同就是，前者以整顿吏治为核心，选拔贤能，减少冗官冗费，同时均傜赋，宽赋敛，让老百姓过上安宁日子；王安石变法虽也触及官场，但主要是设三司条例司，增加官员，保证改革推行，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没啥直接关系，而且他的核心就是俭财增收。再看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变法，张首辅显然是老司机，虽同样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他却没有一上来就贸然整顿财政，而是先行改革吏治来铺平道路。

第三，改革必须做好随时调整的心理准备。高居庙堂之上宏观调控，参加高层论坛指点江山，这都无可厚非，但不深入基层，听取民意，罔顾数据与事实，一味蛮干就是造孽。你可以勾勒完美的改革图谱，头脑风暴一百年，但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论证与完善，积跬步以致千里。王安石最大的问题是把大唱改革赞歌的都划为自己人，把指摘改革弊端的人都视为政敌，这就非常有问题了，一是容易让投机者伺机逢迎，升官发财；二是掩藏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以至民不聊生。改革不改革，从来不应是站队的问题，只是工作意见上的不同；如果这个不同被迅速拉升为立场、人品、路线的不同，那以后就再也没人敢发表不同意见了，试问“一言谈”又怎不会出问题呢？

王安石变法从根本上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商业化改革，这是非常超前的。但我们知道，改革肯定要考核业绩，对下面官员是有指标的，官员都是人精，所以青苗法很快成为增加税收强制摊派的高利贷，还有后来更加变态的财产税，几乎越来越像入户抢劫。王安石在变法之初不是没搞过试点，也不是没有成功案例，为啥全线铺开后会如此狼狈不堪？这恐怕就是错误低估了当时改革形势的难度系数与改革过程的复杂性。王安石变法不像他的前辈范仲淹一样，受到很多朝中重臣的拥护与支持，他几乎是在皇帝一个人的支持下孤军奋战，因此也就格外容易造成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因为反对派太多，以致他明知有错，为了维护颜面与变法立场，也经常讳疾忌医，任凭罪恶滔天。

王安石在这场变法之中最后还痛失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恐怕对他是最致命的一击了。但他去世之时，他生前最大的政敌司马光同志虽全盘否定了他的变法，却强撑病体嘱咐时任副宰相的吕公著要对王安石要优加厚礼，唯恐他因失势而受侮。生前与他掐架成性、被他屡屡排挤的苏东坡也利用职务之便，为他撰文，高度评价他的一生。王安石实在没有白活，他折腾了半辈子，争议了几代人，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旧的社会体制，设身处地，实属不易，“是非成败转头空，浪花淘尽英雄”，王介莆，真英雄也。

无论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还是“往事悠悠君莫问，槛外长江空自流”；无论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还是“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也许作为诗人的王安石更可爱，更有人缘。对于大宋的那段历史，也许我们也不想谈变法，谈党争，谈靖康之耻，谈崖山海战，我们只想谈谈中华文明的巅峰，只想谈欧阳修的《新唐书》而非“朋党论”，只想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非“以母改子说”。但也正是在那个年代，那个朝堂之上，那样的一批人，风流蕴藉，心忧天下，群星璀璨，翩翩君子，真不愧为我中华历史上无比壮丽精彩的一幕。

翟永明的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里有一句：

我想起文天祥、李清照、赵孟頫，

不世出的人物，今天再也不出。

江流石不转，此心安若山。

谨以此文致敬王安石，致敬《易中天中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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