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这个缺觉的时代

王尔德鄙视从不赖床的人的话，被用到了浙大教授江弱水的随笔集《赖床》的封底上，一语戳中现代都市忙碌上班族的痛处。而江弱水则给赖床者正名：“适度的慵懒，是人所拥有的最佳形象。”因为，“艺术是闲出来的。...

王尔德鄙视从不赖床的人的话，被用到了浙大教授江弱水的随笔集《赖床》的封底上，一语戳中现代都市忙碌上班族的痛处。而江弱水则给赖床者正名：“适度的慵懒，是人所拥有的最佳形象。”因为，“艺术是闲出来的。”

就在今年的“4.23世界读书日”，南方都市报和南都周刊发起主办的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江弱水荣获了“年度文学评论家”的奖项。江弱水的名字为大众所熟知恐怕多半是因为那篇著名的批判蒋勋的《撕扇记》，今日博雅君搜集整理了江弱水近年来接受采访时的妙语集锦，希望读者可以从更多角度了解这位生活在杭州、多富才情与闲情的文学批评家。

欢迎书友们发表评论谈谈你是否也有体会到“慵懒的艺术”，博雅君将视书友们慵懒的姿势选出一位幸运读者，赠出江弱水老师《懒床》一册！

记者：您是诗人出身，从前卞之琳、余光中这些诗坛大佬都给您点过赞。后来为什么不写诗，改写随笔了呢？

江弱水：我19岁开始写诗，一心想做大诗人，写的诗也曾得到一些人的赞赏。但1991年写了最后一首诗以后就再也没写过了，因为开始读研究生，研究诗学，理性的东西就和感性的东西发生冲突了。我后来写随笔，其实是对不再写诗的一种心理补偿。我在《赖床》的后记里写了：写诗是应机，为己。写散文是随缘，为人。

记者：第一篇散文《赖床》成了书名，这文章戳中了很多现代人的痛处。

江弱水：我习惯夜里看书写作，所以这赖床的习惯保持了三十多年。头一篇《赖床》初发表时叫《赖床的艺术》，后来编辑说，我们这时代不缺艺术，缺觉，何不干脆叫《赖床》？记者：忙碌的人是不是比较成功？您是学者、教授，我看您也挺忙的。

江弱水：忙碌的人给人感觉比较有用，有用的人看起来比较成功。但忙得要死的代价是没有从容的时间去精细地感受，容易导致性灵枯竭。我也有忙的时候，比如这两个月有好几门课要上，一周都排满课。但是过了这两个月，有半年时间我会很自由了，想读书读书，想写作写作，想玩就玩。我的写作也不是很紧张的，不像你们记者赶稿子。我不愿意在报上写专栏，就因为不想每天有催命般的交稿底线。科学是忙出来的，艺术是闲出来的。

记者：看来您做批评的时候挺尖锐的。之前您写了三篇《撕扇记》，评蒋勋为“中文世界里的三聚氰胺”，也引起很大反响。

江弱水：其实没想到反响那么大。我的文章出来以后，伤了大批蒋勋粉丝的心。有人便说，蒋勋的书在大陆卖得好，所以你这个大陆学者眼红了，有本事你也写一本。其实，正因为卖得好，而里面讲的东西谬误丛生，所以我才会操那份心。中国古代的学者，谁要是犯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就没法再混了。而蒋勋这么多离谱的错误，却还能畅通无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西方不会出现。

记者：可能蒋勋做讲座的时候的个人魅力，让粉丝忽略了他的常识性错误。他讲得通俗好听，比老学究有吸引力。

江弱水：如果喜欢蒋勋是因为那个气质、声调、品位、身段，那么追他等于是追星，去看韩剧好了。符合受众的需求的确是原因，但不能说有需求就可以提供伪劣产品了。如果能提供质量信得过的产品，为什么还要以次充好呢？

我评蒋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陆学者荒腔走板的多了，读者对港台学者更看好，有的甚至盲目崇拜。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的学术界总是有好的和坏的，不可能你全是好的，我全是坏的。

记者：您这样批蒋勋这样的大众偶像，是不是在评论界挺特立独行的？

江弱水：批评界的问题是，大家都只说好话，隐恶扬善，批评成为小圈子里的互相吹捧，像打太极拳一样，稀里糊涂地整一些名词和理论，不会严酷地触及你的问题所在。我以前就写过不少批评文章，批过穆旦，批过北岛，批蒋勋是学术含量最少的。我的批评是公事公办。

（以上摘自《钱江晚报》2014年3月16日《学者江弱水推出随笔集，有新发现》，记者：郑琳。）记者：像蒋勋这样的例子在风行于大陆的港台作品中是个别现象还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就您的阅读所见，还有哪些港台作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江弱水：不多，也不少，按比例跟大陆比也差不多吧。南怀瑾不也受到很多质疑么，多少荒腔走板的地方啊。还有龙应台。我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看到她说要跳到铁轨上，俯身去听一听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声音，矫情得让人掷书长叹。台湾的文化很成熟，但里面却有不少滥情的因素，动不动就好感动耶。他们东西做得好，可是太爱惜那个好，把这个好放大到了不得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自我遮蔽。就像我写过一本《陆客台湾》，里面有一篇，讲到以永康街为代表的好与自以为好。永康街是好，但是太恋物，太自恋。我说得很拗口：“当恋物者恋着自己的所恋甚至恋着自己的恋的时候，恋物的文化便成为自恋的文化。”令人不胜低徊，于是自身也有意低徊而不能自已。蔽于自身的立场和视野，不去理会别人的历史现实形成的感受，一种让人讨厌的优等生腔调。但是话说回来，龙应台也没蒋勋那么多硬伤。那就叫她“软伤”吧。

记者：抛开作品本身内容不看，近两年来港台作品在内地受到热捧，是否也与媒体或整个出版界的热炒有关？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江弱水：包装，营销，我对粗糙的精神产品的这一类炒作方式不耐也无奈。有什么样的受众，就有什么样的卖家，你可以这样归咎于读者。但是，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了，供给创造需求，这又得从更深的层次来理解我们出版界的职责。

记者：您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比如相同时期、相同领域、相同体裁）进行比较，港台学者、作家是否优于大陆学者、作家？

江弱水：我没有资格评判。但总体印象是有的。1949年后，前30年流行的作家，港台比大陆优秀得多；后30年流行的作家，各有各精彩。你说的港台许多作家我看过不少，也良莠不齐。蒋勋不说了，蔡澜好在哪里？陶杰的专栏文章切肤甚至入骨，但是内地出版社能给他不加删汰地出版么？不可能的。

记者：无论是纯文学作品、史学论著还是综合性作品，港台作家受到的禁锢较少，相较之下大陆的作家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多，这是否造成大陆读者认为港台作品优于大陆作家的原因？

江弱水：我不认为存在多少外在的限制，特别是对纯文学作家。自律或者内心的禁锢是另一回事。港台学者的史学论著热卖，主要是因为他们看历史的角度不一样吧。我们读港台作家，大抵上都是想了解对同样一个对象，用另外一种视角会怎么看。比如齐邦媛的《巨流河》，提供给我们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叙述，真令人感慨万千。

记者：您认为，在大陆出版界引入港台作品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什么问题？读者在选择港台作品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江弱水：港台自有连城璧，争奈我们识碔砆。碔砆像玉，其实是石头。这就要求我们在拿来的时候，像鲁迅先生说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读者如果珠玉满前，他选择石头的机会就小得多。

（以上摘自《羊城晚报》20124月29日《蒋勋的硬伤与龙应台的软伤》，记者：何晶）记者：用几句话概括一下你们这代人？有什么共同的主题、共同的气质？

江弱水：有没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主题和气质？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我想，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都是最奇特的一代：从一无所有，到有，而且有不少。从绝对的贫困，到现在的物质泛滥。所以我们的经历是绝无仅有的。但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不免虚骄、浮躁起来。如果有共同的气质，我们这60年代的人，非常慷慨，容易炫耀，比较拽。因为从一无所有，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很多人都盛不住，把不牢，活得走了形。刀尔登说得好，30年的进程，把我们改良成了“绰绰有余、津津有味、振振有词”的“成功人士”了。我们这一代人如果失败，那就是成功惹的祸。

记者：同代人中，你最欣赏哪几位？为什么？

江弱水：没有特别留意，因为各方面都有一些优秀的人，但真正的大师好像也还不曾出现。当然，就我熟悉的领域来说，也出现过很了不起的人物，比如死去了的诗人张枣，他写出了现代汉语最好的诗。

记者：像史玉柱、马云这些五十左右的富人们已开始把生活当成工作，享受人生，假如你也财务自由了，最想做什么？

江弱水：什么叫财务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我过的是比较稳定的学院生活，不会为了钱太多焦虑，因为能够满足日常的生活了，那我应该算财务上比较自由了吧？我喜欢我本身所选择的生活，已经很好地在享受人生了。我没有以靓车、豪宅、马尔代夫游来骄人的宏大抱负。

记者：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显示，5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人会比较睿智，你有同感吗？或者哪一时期是你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江弱水：我不同意50岁是最美好的时光，我觉得15岁才是。15岁有无穷的精力，无限的憧憬，觉得世界正展现在你的眼前，有很多梦。15岁是一个有梦的年龄，50岁恐怕是梦醒时分吧。

人一睿智，就很痛苦，因为睿智就意味着清醒，而清醒总是伴随着痛苦。因为你明白了生命的有限性、才华的有限性，你觉得很多事情跟自己没有关系了，很多目标今生永远达不到了，那肯定是会痛苦的。

最高的睿智是平和而安详。明白自己的有限性是一种睿智，但如果由此产生焦躁，觉得有了以后还应该再有，没有的都想有，情绪就会很糟糕。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有几个人拥有那种安宁的睿智呢？

（以上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12月20日《都是成功惹的祸》，记者：邹金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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