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依婷：解读认罪答辩中的事实基础

法官还不能在时间方面给被告人压力，如果法官说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赶紧决定，这种情况下如果做出有罪的答辩，一般上诉会被推翻的。...

2017年5月18日，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中国中心在京都律师事务所成功举办了“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研讨会。

美国资深律师梅琳达·萨拉法，美国驻华大使馆法律顾问胡依婷女士，耶鲁大学中国中心主任唐哲先生，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所名誉院长樊崇义教授，武汉大学林亚刚教授，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先生，国家检察官学院孙锐教授等专家、学者，以及京都律师所的朱勇辉主任，梁雅丽、门金玲、颜九红律师，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等来自律师界、媒体界的近百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与会专家发表了精彩的主题分享。

以下内容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法律顾问胡依婷女士的发言整理。

我赞赏在座的诸位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你们对于中国的法治正当程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你们努力让所有人，包括被告人、受害人，在每个案件都能够享受公平、正义。我非常赞同邹律师在开幕致辞当中所说的，中国现行的法律改革，以及最近的认罪认罚从宽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公平和效率之间达成的平衡，或者是相互妥协的一个过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完美的，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制度，所以美国在不断地调整、改善刑事司法制度。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权利，也是一个不断改革的主题。

一

辩诉交易协议的达成需要控辩双方共同努力

律师的参与对于辩诉交易的过程，以及辩诉交易最后达成的结果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辩诉交易协议是一个书面的文件，这份协议相当于民事诉讼中双方的一个和解协议。这份协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里面包含双方所达成协议的主要条款。

辩诉交易协议是双方平等参与，共同起草的一个结果。实际上，曾经作为一个公诉人，我往往会提出一个草案，然后交给辩护律师来修改，这样往返数次，直到最后双方都对条款感到满意。刚才梅琳达·萨拉法律师向大家介绍了影响自愿性的各种因素，包括法官在辩诉交易的认罪程序过程应当发挥的作用，告知当事人放弃的权利。这些要告知当事人的权利，如果是采取正常的程序可以享有的权利，也同时以书面的形式写在了辩诉交易协议中。辩诉交易协议里面还包括在量刑阶段法官应当考虑哪些因素。

二

事实陈述是辩诉交易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几种特殊形式的答辩

辩诉交易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事实陈述部分，这是认罪的基础。在这一部分详细提供了承认犯罪、认罪所需要的基本犯罪要件，对这些最基本的犯罪要件做了列举。这个书面事实陈述很重要，因为法官做出有罪认定需要这个依据。

一些书面的信息实际上对事实陈述部分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刚才梅琳达讲的过程当中，提出了几种答辩的形式，有两种答辩的形式，我称之为异常、不正常的答辩，第一个叫无抗辩答辩，就是被告人不置可否。第二个叫做阿尔弗德式的答辩，虽然被告人坚持无罪，但是有证据，所以没有办法，被告人认罪。这两种不正常形式的答辩，实际上都隐含着或者直接表明被告人不承认自己犯罪，但是又知道公诉人方面有充足的证据，假如进行普通程序审判，不论陪审团还是主审法官，都有可能定被告人有罪。辩护人愿意做这样的不抗辩答辩，或者是阿尔弗德式答辩，因为他希望利用公诉人在答辩和辩诉交易中所提出的减轻惩罚的优惠条件。这两种形式的答辩，大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因为这与我们宪法里面保障权利的精神不是很一致，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通过判例认定，这两种答辩形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代表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妥协。

审查这样一个所谓不正常的答辩，关键点就是要确保被告人做出这样的答辩是出于知情判断和自愿的，是一个明智的答辩，而不是在被胁迫或者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所做的答辩。这两种形式的答辩，在各州法院用得相对较多，因为州法院的案件数量庞大，联邦法院使用较少。因为案件压力非常大，州法院就有动力来进行这种所谓的不正常的答辩，通过这样的答辩，公诉人和辩护人各得其所，一方面节约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被告人也可以获得较轻的处罚。

另外一种答辩中的不正常形式，我把它叫做答辩指控罪名的自由裁量。有时候公诉人会要求被告人做一个不太符合所犯实际罪行的细节要求的答辩。对于答辩所承认的罪名，公诉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就是罪名和实际的犯罪不太相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所谓的指控罪名自由裁量的情况下，我们会让被告人就一项较轻的罪名认罪，而不以较重的罪名来起诉案件。我原来做公诉人是在华盛顿州，华盛顿州和加拿大接壤，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人口走私现象。有嫌疑人把人从加拿大贩运到美国，但是没有经过出入境部门的登记。在这些案件当中，被告人就是贩运人口的这些人，被称为蛇头。对这样的贩运人口案，给出的最长的刑期是十年。这些人在蛇头的组织下到了美国后，有车接他们，车载着他们到别的地方。司机开车运输被贩运人口，也是一个单独的犯罪，这个罪的最长刑期是五年。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被告人协助被贩运的人，非法进入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证据证明这个蛇头协助被贩卖人口进入美国，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不是也协助这个人安排了交通运输的方式，所以要被告人就另外一个犯罪认罪——协助和教唆运输非法外国人罪。协助和教唆运送非法外国人案，和非法运输外国人案判定的实质刑罚是一样的。这个时候我以协助和教唆运输非法外国人的名义，来让他认罪，虽然我也没有证据，但是如果他认罪，意味着他必须自主地向我提供教唆和协助方面的证据。最终目的就是协调这个被告人就某一项较轻的犯罪认罪，那么最后可以给他以最轻的量刑。

三

法官要求被告人对事实陈述部分以及认罪协议的达成作谨慎确认

关于认罪答辩程序具体的流程，实际上法官除了确认各项权利放弃之外，还需让被告人过一遍所谓的犯罪事实依据，以口头的方式让被告人确认他确实实施了这些犯罪。在我们所在的区，辩诉交易里面有一个事实陈述部分，这个事实陈述部分前面有两句标准的说法，就是“被告人承认他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如下”这样一句话。法官会让公诉人把这些所谓犯罪的事实，双方共同同意、达成一致的犯罪事实，读一下。为了确认被告人也认可这样的事实，法官会单独再问一些问题。法官提问的时候，可能会问被告人，是不是认可事实陈述当中所描述的犯罪事实，是不是明知在知情的情况下，承认了这些事实，或者能不能以自己的语言来说一下到底做了什么。

在我的PPT当中写了两个认罪协议当中的事实陈述部分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涉及到双方达成一致的认罪罪名，二级故意伤害罪，这里面就包括这个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果是进行普通程序审判，必须满足这些要件。在事实陈述部分，要表明构成法律要素的事实，身份，犯罪地点，司法管辖以及追诉时效。这些因素这是认定所有刑事犯罪必须满足的法律要件。



第二个例子是比较复杂的，这是官员的职务侵占罪，在事实陈述部分，要把成立这个罪名需要满足的条件一一列出来。红色的部分是最重要的基本事实，只有存在这个基本事实，才能满足审判法庭所在地的要求，时效的要求，犯罪要件的要求，以及犯罪人身份的要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实，所以要对整个案情有一些了解。

在美国，法官做有罪答辩的时候，他对事实的了解确实仅限于这个事实协议部分介绍的内容，不像中国法官可以看到整个案卷的卷宗。在量刑的时候，我们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还会再提交一份陈述，也就是说控辩双方希望法官在量刑方面有所考虑。有两套事实，一套事实就是认罪答辩中有的事实，这一套事实是双方都同意的，法官必须接受，认为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但是在量刑的时候，各方提交的补充事实文件，法官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事实陈述认罪程序中，被告人可能不接受这个事实的部分内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法官就会暂停听证，让辩护律师跟他的当事人去商量。有的时候还会重新另择日期，继续审理。法官必须充分确信被告人是知情，自愿，而且是独立愿意认罪，否则他不会允许这个认罪程序继续走下去。因为法官一旦接受了认罪答辩协议，也等于是接受了双方在这些协议中所商定的事实部分，这个事实是对被告人不利的。

法官不会鼓励被告人接受有罪答辩，在我执业的法院，法官会花很长时间来确保被告人是自愿认罪的，我觉得法官有时候做得太多了，实际上是在鼓励被告人不要接受有罪答辩。法官不会说你不要做认罪答辩了，但是他会说，如果你做认罪答辩，意味着你不能再当庭作证了，意味着你不能再质疑证人了，你不能质疑检察官提供的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放弃你所有的权利了。如果这个还不够，法官还会说检察官对你从宽处理，但是法官还可以把你判到最高的刑期，这是冒风险的。法官之所以会这样问，看上去是叫被告人不要做有罪答辩，实际上是他要确保被告人是自愿的，而且是知情的，并且是在能够了解相关内容的情况下，最后做出有罪答辩的。

法官还不能在时间方面给被告人压力，如果法官说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你赶紧决定，这种情况下如果做出有罪的答辩，一般上诉会被推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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