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三：控辩平等下的司法权威及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法庭应该是理性、客观、公正的。...





2018年1月7日，京都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举办“审判中心主义视野下诉权保障原则之落实研讨会”，并邀请美国四位法律专家与我国十几位知名刑诉法学者、刑事辩护律师一起就该问题进行座谈。

下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刘广三教授的发言整理。

专家们的发言都很有启发，我根据律师们提出的问题谈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狭义的司法权威是法院权威

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一个法官面对刚才一位律师所讲的十几次的回避要求，他会有什么感受？律师所提的回避申请是否满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如果律师反复地使用这个权利，是不是也有点滥用诉权？我们要讨论的这个事，律师是不是带有情绪化？

如果一个法庭总是充满情绪化，这是不太合适的。法庭应该是理性、客观、公正的。律师提的问题非常好，法官要求公诉人调取录像的通知都发了，公诉人就拒绝提供录像，他可以蔑视法庭的权威，我为什么不可以？

司法的权威，如果把它狭义理解就是法院的权威，我们当然希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法官的权威至高无上。但是在中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有时候也说自己是司法机关，或者说执法机关。所以说在中国要狭义定义司法的权威就是法院的权威。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法庭上也应该尊重法官。

公诉人和律师作为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应该是平等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公诉人和辩护律师都是律师，大家就是诉讼观点不同而已，中国的公诉人却和律师完全不能等同。在这种诉讼结构中，律师要理解法官的无奈。我发现大家特别希望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这也是我很期待的一件事。

第二，自由裁量的立法限制和中国的程序性救济措施

有律师提到法律规定中诸如“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这一类的模糊语言，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这是立法问题，刑诉法本来是一个操作性的法律，如果立法不明确就存在权力滥用的空间，所以我们应该让立法更明确。同时，应该赋予律师权利救济措施，刑诉法规定了律师可以上诉，但是我们又没有独立的程序性上诉。等一审程序都走完了再上诉，这种救济是不力的。我希望在实体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有一个独立的程序性上诉。

独立的程序性制裁在我国诉讼法是完全缺失的，这大概跟中国程序法发展水平有关，归根结底就是整个社会的程序法理念还没有更新，我们的刑事立法也没有精细到这个程度。因为这个制度需要巨大的投入和成本，甚至我们的财力难以支撑这样一个非常冗长的程序。如果每个回避申请都要休庭、回应，有些案子大概三四年未必能审完，我们法庭还没有能力支撑如此精细的诉讼程序。

只能说我们在一个法治化的进程当中，展望未来的中国程序法制会更加完备，我也充满着期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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