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犯下了哪件诛杀大错，最终酿成了郑氏三世灭国之祸？底片

郑成功一介书生，能获数十万之众，仅凭两座孤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捣清军腹地南京城下，搅得清廷手足无措，与当时的文臣武将、抗节义士相比，不知胜过多少倍。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郑成功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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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芜杂，探求史实，记录时代被忽略掉的瞬间。

后人论及郑成功时，有将他与诸葛亮、岳飞相提并论之说。这种比拟虽然有点牵强，但他们三人之间，确有许多共同之处，特别是气节情操，简直如出一辙。论武德才略，郑成功以一介书生，能获数十万之众，仅凭两座孤岛，高举反清复明大旗十多年，且直捣清军腹地南京城下，搅得清廷手足无措，与当时的文臣武将、抗节义士相比，不知胜过多少倍。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郑成功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与不足。比如《海上闻见录》说他“用法峻严，果于诛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

郑成功的最大失误，就是性格暴躁，遇事冲动，感情用事，诛杀过宽、过严、过酷、过滥，“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郑成功终其一生，历经大小战役百余次，诛怯斩败的次数自然很多，有的是非杀不可，但动辄诛杀全家，特别是对那些不服征输抗拒的城寨屡施屠戮，当属擅杀之过。

他犯下的第一件诛杀大错，便是杀死镇将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弟弟施显等人。施琅有过在先，但也罪不至死，更没有严重到累及家小的地步。施琅幸得副将吴芳藏匿帮助，才逃得一命。吴芳包庇施琅脱命，郑成功将他妻子等五人杀掉。

施琅逃脱后选择人生的方式，并不一定非投降清军不可，这一所为自然是他人格的缺失，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郑成功逼迫的结果。郑成功追缉施琅未果，当即顿足叹道：“吾不幸结此祸胎，贻将来一大患。”

事实也是如此，施琅原为郑军先锋，对郑成功的用兵布阵了如指掌，投降清军后多次与郑军交战，给郑成功带来了一次又一次麻烦。而郑成功卒后二十一年，正是施琅酿出郑氏三世灭国之祸——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施琅亲率水师东征台湾，在澎湖海战中歼灭郑军主力，迫使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

（《钦定平定台湾凯旋图》，描绘康熙帝派施琅收复台湾凯旋归来的场面）

就以郑成功因长子与四弟乳母私通生子受骗，遣使诛杀妻子董夫人及郑经等人而言，也有不分轻重、意气用事之嫌，结果造成部属借故抗命，不与台湾往来，使得郑氏集团内部不和，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与危机。

受郑成功人格魅力吸引及反清复明旗帜感召，不少清军将领（自然也是汉人）归附来降，郑成功对他们总是“投之以重赏，羁之以厚爵”。同时，也有十多员镇将以上将领因郑成功御将失当、情事所激而投奔清廷，这些叛将对郑成功的进取造成了极大损害。

永历十年（1656）六月，海澄守将黄梧因受郑成功斥责，心怀不平，又以军法苛严为惧，心生异志，裹胁副将苏明、知县王士元降清，损失“粮粟二十五万石，军器、衣甲、铳器无数”。

海澄是金门、厦门两岛的外围据点，黄梧叛郑，不仅损失粮草军械无数，更重要的是，金、厦两处基地失去了一道有利的保护屏障。此后，黄梧又向清廷献计，直接导致郑家祖坟被掘，郑芝龙等十一人被杀，郑氏家属流放宁古塔。

永历十五年（1661）七月，投降郑军的原清朝漳州知府房星烨复叛入京。房星烨在郑军中担任要职七八年之久，对金门、厦门两岛情形了如指掌，叛郑后向清廷进言，将沿海居民迁居内地，不许寸板下海，给郑军给养及海上活动带来极大困难。

永历十六年（1662）三月，驻守南澳的郑军老将陈豹因清军施以反间计，郑成功轻信谗言，误生猜疑。陈豹遭受郑军夹击，投清前不禁悲愤地哀叹道：“此乃藩主相逼，自坏长城半面，非本爵背恩而去。”

正是这些与生俱来的性格缺陷，难以避免的内在弱点，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郑成功反清复明大业的顺利发展。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崇高伟岸，他是一个平凡的常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这些弱点与缺憾，反而将他的英雄形象衬托得更加真实而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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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历史的砝码：从边缘影响历史的11个人》

作者：曾纪鑫

出版：九州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