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4年23次讨薪无果，两头受气，官司赢了，法院却不强制执行？
春节就要到了，拿着工资回家过年，是辛苦在外的农民工们的盼望。但每年这个时候，都有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没办法好好...
春节就要到了，就等拿着工资回家开开心心过年。但讨薪却成了农民工的一大心病。湖北人杨明洪为这件事已经痛苦了好几年，不同的是，作为农民工包工头，他既有讨薪不成的心病，还有被别人讨薪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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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的农民工：“他当时说得好好的，他说去年年底说给的，给我们蒙蒙，蒙到现在，一直到现在，钱都没有拿到。”
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农民杨明洪：“我如果说是把钱拿回来了，我肯定给你们都结清了，钱又没要到，我确实没有办法。”
2012年，杨明洪带领40多名农民工，承建了河南泌阳县纪元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部分牛舍，双方约定，由杨明洪他们先行垫资。
然而，牛舍建好后，甲方就开始拖欠杨明洪他们的工程款和利息320万元。随后，杨明洪把甲方告到了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官司打赢了，钱却要不回来。
杨明洪的妻子：“每次从法院回来，我们真的想跳楼的心都有，要不是因为有老人小孩，我们是真的跳楼算了，什么都不管。”
4年讨薪未果 踏上第23次讨薪路
那法院为什么也要不回工程款呢？农民工们商量后，决定跟着杨明洪去河南看个究竟，这已经是老杨4年间第23次赴河南讨薪。
河南泌阳县纪元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股东之一、村支书侯平印：“判决了，执行局也来了，董事长跑了，公司法人跑了。”
农民工：“他是你们股东之一，他跑了，你们还没跑啊！”
侯平印：“我们签有协议呀！有协议呀！一切都由（公司法人）刘生义负责。”
欠钱的大老板已经跑路，小老板有钱不给，老杨只得把希望放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上。
杨明洪：“我都能找到他们，我能找到他们家，他们肯定有执行的东西啊，你们到现在作为执行这一块也没有执行。那个法人刘生义，他家在桐柏县，我能找到他，你们不能找到他？他儿子，他儿媳妇他们都在家呢，那个小院子，这一块你们都执行了吗？”
法院执行局另有打算
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喜禄告诉杨明洪，之所以一直没有对纪元公司的几名被告采取强制措施，是因为纪元公司总共拖欠了四家工程款，总额已经超过1000多万元，所以，执行局一直在考虑寻找一家畜牧养殖的公司，能够接手这个工程。
驻马店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王喜禄：“如果有人愿意接收，我们按照法律途径，接受的价值我们去评估，然后履行正常的手续。他能接受我们把这个项目给盘活了，这类工程款案件背后的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我们也就能解决了。”
对老杨来说，王喜禄局长的承诺，多少让他看到了一些希望，但是这个承诺能不能兑现？这个承诺又会拖欠多久？老杨心里没底。
杨明洪：“一百万的话一个月三万五千块钱。这个拖了多长时间呢？我真的拖不起了！”
建筑业欠薪的症结难以解决，但国家和地方层面，陆续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来帮助农民工讨薪，维护农民工的权益，2011年，“恶意欠薪罪”更是写入了刑法修正案。那么农民工讨薪为什么依旧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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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结一：衔接不畅 “恶意欠薪罪”震慑不足
恶意欠薪罪在2011年被写入刑法修正案，但截至2014年1月15日，全国仅审结53件。由于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许多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止步于行政处理，影响了依法打击欠薪犯罪的效果。
症结二：工资保证金“收易支难” 效果大打折扣
恶意欠薪罪威慑力削弱，政府推出的一些防止欠薪的规章办法，效果也大打折扣，比如工资保证金制度，各地都要求工程单位向政府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一旦企业欠薪，政府可动用保证金先行向工人支付。但据新华社报道，一些地方，企业找找关系，这笔钱就可以少交或者不交。而有些地方虽然收了保证金，支付时却并不容易。
在广西扶绥县，中远职业学院筹建部曾向当地政府上交150万元合同保证金，但欠薪发生后，当地政府协调也只能拿出其中20万元先结一部分工资，但即使是这20万元，也因为资金安全等各种问题，很难立即发到农民工手中。
记者暗访了广西扶绥县建设局——
工作人员：“这个我们正在协调，由政府这边再（次）协调了，明天再（发）。”
农民工：“又说马上得了？”
工作人员：“这个现在手续还不齐全，你们贡源公司的都不齐全。”
农民工：“我们的齐全了，劳动部门都说可以了！”
工作人员：“怎么齐全，这些我都签了，但是贡源公司又没有盖章，这个像是番薯印的章，领导都不批，你这个是什么章？从哪里（来的）？我们建委很为难，人社局还没有具体，我们现在正在跟他们协调。”
而在专家看来，这种问题的存在与保证金制度的设计有一定关联。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建筑公司去交保证金，最后去用的可能是它的（所谓合法的）分包公司，实际用的时候建筑公司就会去拒绝支付这笔钱，因为说这个工人不是我来雇佣的，是你分包公司找来的，而分包公司又不交这个保证金，所以这个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就有些问题。”
此外，由于建筑行业普遍存在工程层层转包和分包，最终由包工头组织管理包工头，双方大多只存在口头协定。而在一项针对4329名农民工的调查中，高达95%的农民工没有和建筑企业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这使得欠薪一旦发生，农民工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劳动身份，而很难获得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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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工头抱怨：“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这不是矫情，也不是推脱责任，而是折射出一种现象：由于工程层层转包，在债权关系的复杂链条中，不论哪一个环节出问题，最后遭殃的一定是农民工。而高达9成以上农民工没有与企业签订合同，更加剧了讨薪难。
虽然国家近年来出台一系列制度，比如恶意欠薪入罪，企业缴纳工资保证金等等，但一些地方落实得并不好，有的企业只是象征性缴纳一部分保证金，通过法律成功讨薪的，3年来全国范围内也才53起。要激活现有遏制欠薪的制度，还需要监管部门主动出击，比如严查不签用工合同的企业，比如用典型案例教育农民工提升法治意识，主动与企业签约，这样，让保证金真正有保证，被欠了薪法律才帮得上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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