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考改革：别忘了公平这条底线

高考，毫无疑问地应当照顾到所有考生。...

河南三门峡：冰棍少年卖4117根冰棍圆大学梦。/ 视觉中国什么考试能够照顾到所有人呢？这种疑问放在其他考试也许是适用的，但高考，毫无疑问地应当照顾到所有考生。因为越是在底层人的心里，它的分量就越重。提起高考，人们总喜欢拉北京来当例子：把首都高度集中的名师名校和超高的录取率，作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注脚。

然而，几天前由北京教委制定发布的《北京市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实施方案》，不仅让享受惯了高考福利的北京人坐不住，更让全国人民心里打鼓：这些措施，有朝一日会全面推开吗？

在关乎民生的新闻面前，中国人一贯保持着很高的阅读水平。很快，大大小小的媒体就从这份改革方案里抓出了关键字眼：原则上高考成绩占比不低于学生总成绩的60%。那剩下40%靠什么？对于交补习费都吃力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这可能游离在分数标准之外的40%，想想就让人心慌。

尽管北京教委的相关人士随后出面解释，这剩下的40%成绩同样需要考试，但由此引发的讨论一发不可收拾。有自媒体甚至用“击穿公平底线”这样的说法，来形容这次改革。

从1977年以来，高考之所以能在国人心中确立难以撼动的地位，就在于它在最大程度上做到了一视同仁——上百万人，同一份试卷，以分取人。这样的机制，在我们的社会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

近几年，对于素质教育的呼声明显有回落的趋势，而对公平的呼吁每每能够收获大量回应。在焦虑普遍存在的当下，尽管人人都知道高考存在种种问题，但它拥有的公平性，还是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当一个改革有可能把阶层差异、贫富差异、地域差异完全投射到高考身上，动摇这种公平性时，蜂拥而来的反对也在意料之中。

在北京教委对媒体的回应当中，“原则上不低于60%”得到更详细的解释：到2020年高考，北京市将采取“两依据一参考”原则，也就是在依据语数外统一高考的成绩450分和三门等级性考试各100分之外，综合素质评价也会成为重要参考。

那么，到底什么是综合素质评价呢？教委方面进一步解释，就是对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成就、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进行考量。

至于综合评价录取，则是未来要向教育部申请的一种招生模式，这种模式将依据考试成绩、面试成绩以及综合素质评价等多个方面，组成新的选拔方式。在这种模式下，统一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

“这部分数量比较小，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还是要走统一高考录取这一渠道。”教委人士不忘在采访中安慰普通家庭脆弱的内心，强调这种录取方式还只会在有限范围开展试点，大多数考生未来的素质评价只作为分数之外的参考。可是既然有试点，是不是就有推广开来的一天？北京教委的澄清，并不能完全平息人们内心的疑惑和恐慌。

 

大多数普通家长不傻，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一考定终身的不合理，也不是不明白用分数衡量一个人是有多片面，但他们之所以对于统一考试标准有如此执念，就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全高考的公平性。为此，他们宁愿牺牲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很多乐趣，宁愿让整个家庭陪同子女，忍受应试教育十余年的重压。

但是，如果综合评价的大门一开，这些努力在巨大的社会差异面前，就很可能会变得微不足道——毕竟，孩子可以用周末的时间上补习班来弥补分数，可改革中列举的“艺术素养”“社会实践”，老百姓又该怎么去追呢？

其实，每个人的起跑线从来都不一样，但至少高考分数给所有人划下一条统一的达标线。如果有一天这条达标线的位置也被起跑线所影响，那能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改革方案吗？

反对这项改革的人，当然不是反对学生应该接受综合的素质教育，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从繁重的课业中解放出来，多参与一些社会实践呢？只是匆忙地将这些标准加入到高考的考核当中，很难让人不对其公平性产生质疑：只能依靠高考实现上升的中下层家庭，几乎全无办法。

这个方案一旦推行，社会阶层差异很快就会撕裂高考的公平性。变革之下，谁会被抛下？答案一目了然。

四十一年来，高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人对于公平的一种信仰，但或许它早就没那么公平了。

仍旧以北京为例。人们常常提到的享誉全国的超级中学，例如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景山学校等，都集中在北京市区。首都郊区的教育水平，也许远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

曾有人做过统计，每年密云、大兴、顺义、石景山、通州、延庆、门头沟、平谷等各区，能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这和外地人心目中北京“清北录取率全国第一”的印象大相径庭。事实上，每年上百个北京籍清北学生，几乎全都诞生在市中心的几个区，甚至几所中学里。而上述八个郊区的区状元，可能都够不到清北的分数线。

北京的教育水平差距尚且如此悬殊，更遑论全国了。

2017年，高考全国卷出了一道作文题：在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十二个关键词中，选择两三个来呈现眼中的中国。

《中国青年报》随即发表一篇题为《高考作文命题不应无视农村考生》的评论，批评这道题目没有充分照顾到广大农村考生。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不必说在广大的乡村，即便是小镇和县城，也未必是一个高中生能够接触到的事物。

看来看去，只有“美丽乡村”可以给农村考生以施展的空间，可全国范围的美丽乡村还没有全部建成，那些暂时生活在“不美丽乡村”，从未第一手了解过其他十一个词的孩子，又该如何下笔呢？

“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同样，高考命题也要以人为本。然而，这道高考作文题的命制却是目中无‘人’的体现，尤其对农村考生极为不公。”这是这篇评论在结尾给出的观点。有人说这种观点太极端，什么考试能够照顾到所有人呢？这种疑问也许放在其他考试是适用的，但高考，毫无疑问地应当照顾到所有考生。因为越是在底层人心里，它的分量就越重。

 

前一段时间，关于自主招生论文造假的新闻引起热议：一些个人和机构收取高昂费用，帮助高中生钻大学自主招生的空子。有记者调查发现，只要花一千五百块，高中生就能在一些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以此来获得名牌大学的降分录取机会。

学术圈公众号“知识分子”发文揭露，全国多所著名高中的学生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造假。而其中除了金钱的作用外，和一些家长在学术圈的“人脉”也脱不开关系。

为了区区十分二十分的降分，都有人挖空心思，滋生腐败，如果真的把综合素质评价施加在每个学生头上，没有人脉，钱包也不充裕的普通家长，能不对公平性感到担忧吗？

1977年，还在部队当兵的河南青年刘震云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从部队回到家乡，准备考试。不久后，他和弟弟刘晓云一个考上北京大学，一个考上西南政法学院，高兴的刘父范进中举一般，逢人就显摆。

 

很多年之后，刘震云成了著名作家，弟弟刘晓云成了上海高院的院长，刘震云对记者说：“高考本身重要的是它的断裂和它的出现跟这个时代、跟千百万人命运之间的奇妙变化。”

刘震云上大学的第二年，1978年，张艺谋28岁，超出报考年龄的他心急如焚，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前往北京电影学院毛遂自荐，多方求助下终于被破格录取。后来张艺谋回忆，当时与他一同竞争的，有很多都是艺术世家的子弟。“我不觉得电影学院是我能进的学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贵族学校。”

比张艺谋又晚一点，1980年，考了三次的俞敏洪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在《我的三次高考》中，他写道：“8月底的一天，我和我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我说县里有电话来。我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我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当时就乐疯了。”

又大约十年后，平时连猪油拌饭都吃不起的江苏宿迁青年刘强东，以当地状元的身份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带着500元和76个家乡人送的鸡蛋去了北京。

到了上个世纪的末尾，浙江女孩汤唯连续两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都未能如愿。最终，把报考方向换成导演系之后，汤唯在2000年进入了中戏。

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从九十年代到新世纪之初，高考给许多普通人向上的机会。有人说，上面这些人都是幸运儿，但他们的幸运至少是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就算只有一线希望，那毕竟也是希望。

之前的一档综艺节目里，华谊兄弟老总王中磊的儿子还不到十岁，就为街头的一位外国人充当临时翻译，用英文流畅交流，看呆了不少观众。而在一部分家长那里，早就应该见怪不怪——北上广深和其他大城市的很多家庭，在中学阶段就把子女送出国去，干脆绕过高考这道门槛。

其实，教育部2014年启动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共分四批，北京不过是第二批。在第一批改革之列的浙江省，2017年，凭裸分考入北大的只有12人，占比不足6%，清华裸分录取的仅15人，占比约10%。我们不难想象，那些埋头做题的普通家庭的考生，在面对这些分数之外林林总总的综合素质加持时，内心的慌张无措。安徽六安：毛坦厂中学学生放孔明灯为高考祈福。/ 视觉中国

或许这样选拔出的学生综合素质最高，但制度实在不该忘记那些边远山村、城市底层的孩子。在探索更好录取的方式的同时，请务必拉直高考公平这条底线，否则刘震云、张艺谋、汤唯、俞敏洪们的高考故事，只能成为未来人们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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