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布古书求不朽_【秀山书院】

一据说被称为当今语言学泰斗的王力先生的治学之门是这样开启的：20岁时，他被聘到大车坪村教私塾。1921年春...

一

据说被称为当今语言学泰斗的王力先生的治学之门是这样开启的：20岁时，他被聘到大车坪村教私塾。1921年春，他到学生李子初家吃饭，发现这家的一个空房里堆了14箱书，他好奇地打开来看，虽非宋元佳椠，却是经史子集。李子初的父亲告诉王力，这些书是他的父亲李月庄留下的。李月庄曾就读于广州著名的广雅书院，毕业后就带了这些书回来。王力嗜书如命，亟思借归饱读一番。李家的后人虽不读父书，但心想与其把这些珍本善籍去喂白蚁蠹虫，还不如送给王力做个人情。王力大喜过望，把书运回了家。获书后的王力在翻阅书籍时，还读到了李月庄的一些读书札记，以及当年广雅书院山长写下的“如此读书，方是读书”的批语。王力从这些札记和批语中受到诸多教益，从而知道什么是学问及如何做学问。这14箱书，成了王力一生的转折点。（王辑国、张谷《国文通才王力》）

李月庄读书的广雅书院是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期内创办的。光绪中叶，外侮日亟，以提倡学术自任的张之洞，建广雅书院于广州。广雅书院从光绪十五年（1889）开院至1902年改设学堂，十余年间培养学生约770人，称得上是两广英才渊薮。

李月庄本人在学术上未闻有所建树，可是他的14箱书却在王力身上开花结果，除了感谢李月庄之外，其实也得归功于广雅书院的良善制度。《广雅书院学规》明文规定：每位学生入学后，“皆发给切要书籍数部，以资预习”；而学生毕业时，“原给书籍，准其带出，以示嘉惠”。李月庄当年，便是携带了大量广雅书院的书籍回乡，当然其中也不乏他花钱购买的。那么，广雅书院的书，又是哪里来的呢？

张之洞为配合广雅书院用书，另建有广雅书局，为书院刊印书籍。刊印出来的书，既供书院师生之用，也对外出售。广雅书局刊刻三大类古书：一类是补史、考史、史注之属，张之洞喻之为“读正史之资粮”，即《广雅史学丛书》；一类是“续学海堂经解”，上承阮芸台（元）督粤时学海堂刊刻之《皇清经解》余绪；一类是洋务书，内容包括最新的外国记述以及中国人所著有关洋务和海防的书。“每雕一书，卷末必署名，某人初校，某人复校，某人总校，以专责成。”（徐信符《版片记略》）初校、复校、总校都是张之洞延聘来的硕学通儒。王力看到的14箱书不乏广雅版本。

广雅书局设在广州城南，在原来的机器局旧址上修葺而成，内有十峰轩者，即张之洞观书之所。张之洞政务余暇，时常莅临十峰轩，盘桓上一两个时辰是常有的事。这位颇负时望的抱冰堂主人，为传播文化，尽了很大的力量。

二

张之洞出任两广封疆大吏，开铁厂、挖煤矿，都不如办文教来得惬意，而刊刻古书更是完成了他十年前的一大心愿。这要从他的《书目答问》说起。

《书目答问》是他在同治末年出任四川学政时给生童们编写的一本目录书。清代各省设置的“提督学政”，掌全省学校士习文风的政令。张之洞就任期间，公事无多，又加上这位学台大人性好读书，日日手不释卷。当时蜀中学子有来问询“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张之洞就写了《书目答问》，于光绪二年（1876）首次刊行。

张之洞虽然说“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但只不过是谦词而已。从所选内容来看，都是传统学术的“要典雅记”；从所选版本来看，“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并于书名下对各种版本进行比较和评论，寥寥数语，破见精髓；从所选数量来看，共收书约2320种，远远超过了一个初学门径必读书目。《书目答问》问世后很快风行海内，四方学者几乎是“家置一编”。

当时学者缪艺风（荃孙）在蜀，《书目答问》的编写，得到了他的襄助。张之洞辞世之后，关于《书目答问》的作者，缪荃孙捉刀而张之洞坐享其成之说一时甚嚣尘上。直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陈援庵（垣）不知从哪里得到张之洞写给王懿荣的一封信，根据内容推定：“艺风之先为助理，复为订正，关系较深耳。然助理与订正，均与代撰不同”（《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才算平息了这一风波。

张之洞比王懿荣年长八岁，却是王懿荣的妹夫，两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在这封信里，张之洞谈了他编写这部书的动机：“弟在此刊《书目》一卷，以示生童，意在开阔见闻一，指示门径二，分别良楛三，其去取分类及偶加记注，颇有深意，非仅只开一书单也。更有深意，欲人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

撰写《书目答问》，除了指示学问门径，原来还有个“更有深意”的目的，那就是希望有好事者“知此所列各书精美，而重刻或访刻之”，让好书者人人能看到。这就可以解释张之洞为什么把一本指示门径的书开列出两千多种，李慈铭说张香涛“意在自炫，尤病贪多”（《越缦堂读书记》），其实是他误会了。

《书目答问》中，张之洞表达刊布古书愿望的地方不一而足。冠于全书篇首的《略例》就有类似的话，可以相互参证：“若今人著述有关经史要义，确知已成书者，间附录其书名，以备物色，且冀好事为刊行之。”此专就当时流传之稿本抄本言之。《书目答问》附录一《劝刻书说》一文，更是完整表达了张之洞刊布古书的这一心愿，与篇首前后呼应。篇幅短小，加上小注才168个字，全文如下：

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但刻书必须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刻书不择佳恶，书佳而不雠校，犹糜费也。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如歙之鲍，吴之黄，南海之伍，金山之钱，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假如就此录中，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

《书目答问》附录一的“别录目”，其实是给出了张之洞想刻而未能刻的四套丛书，分别是《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幼学各书》各若干种。张之洞当时还只是四川的学政，自己无法刻书，因此他交出了这份“图书选题策划单”，在《劝刻书说》中鼓动有力者说：“假如就此录中，随举一类，刻成丛书，即亦不恶。”

张之洞素来重视丛书的作用。他在《輶轩语》中说：“为学者计，止有多买丛书一法。购得一书，即具数种或十数种，其单行精品，徐可图也。……学者过市遇丛书，可检其目，多古籍者，万不可忽。”在《书目答问》中又说：“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钜。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书目答问》突破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成法，专门单独为丛部设类，收入丛书108种。这一突破后来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采纳。

《书目答问》问世后，后人对其不断进行订补，很少有人注意张之洞呼吁刊布古书的这一苦心。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三十岁即英年早逝的目录学家范希曾写了《书目答问补正》，一方面订正了《书目答问》的书名、卷数、版本、作者、内容之误；一方面又补了不少漏记的的版本以及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书，共计1200余种。第一方面的工作实属必要，第二方面的工作则似乎与张之洞的撰述初衷相违背。《书目答问》所取都是“切要之书”，后人补之又补，已失该书标举的“慎择约举”之义，难免“泛滥无归”之讥。袁行云先生批评说：“著录了这些版本，读者倒要问一问‘书以何本为善’了。《补正》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只记版本，不分系统，遂使全书在记录版本方面显得比较杂乱。”真可谓治丝益棼。此外，袁行云又说：“经过补正，《答问》表面上还保存着原来面目，而本质上却发生了变化。《答问》原来具有的普通书目性质等特点已不明显，它实际上已成为一部综合性学术性的古要籍目录了。”（《〈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

范希曾的补正，使得《书目答问》著录的古籍由“精选”又变成了“大全集”。也因此，《书目答问》精挑细选种种善本，指示后人应刊何书和刊刻何书为善的出版指南的功用，更加湮没不彰了。

三

学者眼中的善本和拍卖市场上的善本绝非同一个概念，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精本（精校精注），三旧本（旧刻旧抄）。”这三条都是针对古籍的学术资料性而言，而现在公认的善本应具备的历史文物性、艺术代表性均不被张之洞所关注。《书目答问》提供的“善本”的现代意义，在于除给学者一个最善本子便于阅读外，还提供给学者写作学术论文和专著一个权威标引文献，提供给古籍整理工作者标点校勘古籍最好的工作底本。吾人今日得循《书目答问》以求善本，但是，善本在哪里？

《书目答问》甫一成书，就受到世人重视，书贾按目搜求，藏书家乃至早期的图书馆依目收藏，早已传为书林佳话。但是还没有听说有谁或者哪个机构按照《书目答问》著录的书目和版本备齐一套。《书目答问》所收书大多数当时易于访求，可是这些书拿到现在，学者按图索骥，求一睹为快，简直比登天还难。而范希曾补来补去，也多半是由于《书目答问》的那些本子在张之洞之时为习见，可到范希曾时，已七十年过去，早已不易得，故广为补充其他版本以供读者采择。现在，范希曾去世又八十年了，就连《补正》的那些本子都奇货可居了。

张之洞为官处事，“务宏大，不问费多寡”（《清史稿》），是个投资敢冒风险的人。但是要他“不惜重费，延聘通人，甄择秘籍，详校精雕”，用那个年代的雕版印刷术，把《书目答问》上陈列的书挨个都刻上一番，怕是他想也不敢想的事。何况翻刻古书易错，“刻一番，错一番”（《涌幢小品》语），几乎是在所难免。

好在现在有了影印技术。由于普通读者图书馆查阅古籍不便，珍善本难获一观；影印书内容更真切，保留部分版本信息；排印本质量不易保证等等原因，使影印书以它独有的魅力占据着古籍整理与出版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和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就是大型影印丛书。集合全国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之所藏，大概可以满足搜齐《书目答问》所著录图书的愿望。

《书目答问》收书比《四库全书总目》小而精，是盘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收尾之作。著录的书十之三四为《四库全书》之外的要籍，十之七八是《四库全书》的精校精注本。总共收清人书1000多种，居全书之半，特别注重收录《四库》未及收的、乾嘉之后的学术著作，基本上把清代主要的学术著作都囊括进去了，从中可见清代学术的大概，可补《四库》收书之未备。因而从目录学上说，《书目答问》是清代学术的总结性书目，是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继承和发展，虽不为专门补充《四库全书总目》而作，但却被学者公认为上继《四库全书总目》的佳制。可是，百余年来，声名如此显赫的书目却一直处于一个有目无书的状态，没有像《四库全书》那样方便读者因目以求书，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根据《书目答问》的著录影印一部丛书不仅能弥补这一遗憾，而且更重要的是，《书目答问丛书》在传统学术的思想和精神上都与《四库全书》一脉相承，《书目答问丛书》才是真正的“《续修四库全书》”！

同《书目答问丛书》比较起来，坊间流行的以“续修四库”为名的影印丛书卷帙浩繁，收书五千余种，多达1800册，但是目录中甲书为何当选乙书为何黜落；当选书版本都有哪些，何者最善；用于影印的本子优于他本何处等等，都未做说明，只是一个超大型文献集成。虽沿袭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却又塞入多种戏曲、小说，甚至新出土的竹简帛书，虽有开创之功，但是旧瓶装新酒，使得四部分类法愈发混乱。其中集部别集类，单是清朝一代就收入602种，几占全书总数的九分之一。固然清代诗文集传世数目庞大，但无论从文学地位还是文献价值来看，都不该所占份额如此之多，明显有充数之嫌。而《书目答问丛书》有目在先，所收书经过大学者张之洞和缪荃孙的精挑细选，又得到百余年来学者的检验和订正，以此目录影印丛书，可避免收书不当之失，其优于现代的选本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没有丛书配套的《书目答问》，借用张之洞的一个比喻，还只是“阶梯之阶梯，门径之门径”。把《书目答问》著录之书搜罗起来，聚为一书，印影出来，化身千万，自可惠泽多人。此丛书若影印成功，远胜于只是鸠合众书成一书的大型文献影印工程，其有功于学术，自不待言。“四库学”当今已成显学，而《书目答问》以它自身拥有的学术价值也可以在此丛书的带动下形成专门之学。

对《书目答问》版本的调查、访求、影印，将会是古籍整理工作的一大盛事。《书目答问》著录的书有些已被影印出来，但分散在各丛书里，使用不便。何况很多书《书目答问》同时著录几个版本，具体操作时只要和已有的影印书错开即可。据统计，有些书至今只有《丛书集成初编》本一种，而《丛书集成初编》本多为排印，断句、排校不无讹误。另外，鉴于《书目答问丛书》本身的丛书性质，不宜丛书之内再包含丛书，同时也为了减轻分量，《书目答问》“丛书目”著录的百余种丛书可以暂且搁置不印。影印好的《书目答问丛书》依照目前影印丛书的成例装订成册，大概会有500册左右，适合一般中小图书馆的配备和海内外学人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