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说自己是女汉子，你知道新传界是怎么分析女汉子的吗？

大众媒体与女性双性气质建构:以“女汉子”话语为例杨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摘要: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发...

杨嫚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性别作为一种社会产物，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类文化认知架构中。尽管生理性别是天然生成的，但是社会性别却是通过文化来建构的。人的性别意识也并非与生俱来，女性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女性的生理属性所决定。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期望与性别认同共同导致了两性间权力的不平等。

传统的性别观认为存在一个先验和“男性气质”( masculinity) 与“女性气质”( femininity) 。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个人也会依这一传统性别标准来要求自己。女性主义认为，二元化的性别观是两性不平等现状的根源，并力图解构这一传统性别认知。它认为社会性别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很多构成要素。

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角色出现的新变化，加之人们对于词语上的求新求异有着内在的心理诉求，一些具有“双性气质”表征的词汇符号被生产出来，如“女汉子”、“范爷”、“春哥”等。语言符号的占有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资本，并生产出另一种话语权力，这正是福柯所说的微型政治。这些词语，作为新的“能指”，反映出这样一种现实需求: 打破纯粹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之间的界限，在话语表达中寻求性别多样重组的空间和可能，也表现出当下社会对于多元文化的认同。



女汉子双性气质的媒体话语构建

“女汉子”从字面上来讲，是指一般行为和性格向男性靠拢的一类女性。但在具体使用时，该指称的意义却并不明确，甚至是模糊的。因为任何语言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单个的符号并不具有内在的意义，而是通过语言链及其和该链条中其它符号的差异获得意义。

因此，社会意义并未置于固定的“女汉子”符号中，能指中的所指也未一锤定音地固定下来。“女汉子”媒介话语的构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各种因素都以文本或非文本的方式最终在女汉子媒介话语中汇合，这种汇合造就了女汉子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 一) 被观看的“禁忌”: 固化性别二元对立

在传统的男性角色中，体力和攻击性是最为重要的，而传统女性则要是美丽、温柔与娇弱的。相关报道将两者置于一体，突出两性气质的差异与对比，追求两性特质的强烈反差。男性与女性的身体特性被新闻进行定型化处理。它有效地应用一种“分裂”的策略，抓住少数“简单的、生动的、记得住的、易于捕捉的和广为认可的”有关个人的特性，把有关个人的每样的东西都简约为那些特征，夸大和简化它们，并否定它们，使之永远不再变化或发展。由此，两性“差异”被简化、提炼，并使之本质化和固定化。

性别话语是由一套二元对立组构造起来的，“男性”与“女性”处于二元的两端。新闻话语反复强调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差异与强烈对比。

从语言学的角度，“差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意义的根本，好比白与黑之间的“差异”在指出意义，承载意义。差异是二元对立结构存在的前提。进一步的，不平等也由二元对立生产出来。二元中的一极通常处于支配地位，是把另一极纳入自己操作领域中的一级。新闻话语中大量使用性别对比，实际上是在给性别以鲜明的分割线，并暗示: 性别界限必须得固定下来，成为清晰的和不可改变的。个体必须被归为“男性”或是“女性”，而不能够模棱两可。稳定文化要求各种事物待在它们指定的位置上。符号的边界使各类属保持“纯粹”，赋予文化以其惟一的意义和身份。标出“差异”致使我们从符号上关闭各种序列，并驱逐任何被认为不纯粹和不正常之物。

女汉子们在尖锐对立的、两极分化的、二元的极端方式中得到表现。看似摆脱一种定型化的极端，其实却陷入了定型化的“另一极端”。( 二) 国家话语下的劳动者: 以一元化代替双性气质

马克思主义女性观认为，女性获得主体地位的先决条件就是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这一基本理论前提亦是新中国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的思想来源。在这一话语体系中，国家提出了一系列口号，如“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 “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国家意识形态大力宣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一影响在“女汉子”话语中得以体现。

在主流媒体中，女汉子常被描述为职场上的技术标兵与劳动模范。她们是具有独立、自主、坚强的积极正面女性力量，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意识。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关于“职场中的女汉子”的题材报道中，新闻中没有关于女汉子们的个人经历、情感和生活的陈述，甚至将家庭与工作对立起来。

在相关报道中，当工作与家庭发生矛盾时，女汉子们毫无疑虑地选择了前者。并且，报道肯定这种为了集体主义事业，舍小家，顾大家的价值选择。这类女汉子的相

关报道多以人物特写的形式出现在新闻中，报道通常以赞扬、肯定的态度来呈现她们，具有强烈的宣传意味。

在这里，新闻的确建构了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形象，突出女性的社会角色，然而，由于国家话语强势渗入，使得“女汉子”的女性气质完全被女性遮蔽了。这种单向度的国家话语支配性别话语的关系模式，将会导致妇女解放话语生产过程陷入某种“路径依赖”的困境。双性化气质是对性别二元对立的一种消解。消解二元对立的方法，不是消灭其中的一元，而是以多元化取代二元对立。( 三) 流行符号的扩散: 消解“他者”另类风格

扩散的实质就是将某一流行语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对象。作为流行词语，女汉子这一符号在新闻报道中被大规模地使用，变成了一种大众符号，但是却与“女性双性气质”没有了关联。由于所负载的流行语义对使用者的强大吸引力，流行语总是在兴奋的寻找语言表达的场景。媒体千方百计为“女汉子”这一流行词寻找表达场景，它被用来形容各种对象，但媒体并没有在话语中通过这些有效地建构女性的双性气质，而仅仅只是在重复以往的性别话语。

媒体对这一符号进行大规模的复制和出售，同时对它重新界定，使之可以用主流文化的价值观进行解释，消解因其陌生的风格所带来的恐慌。具体来讲，女汉子话语

反抗气质的丧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明星化、污名化与平常化。

首先，“女汉子”被娱乐新闻“广泛”运用于影视女明星。“女汉子”符号生产出新的另类风格，然而这一女性的双性气质风格被市场转换成大量利润丰厚的文化商品。影视明星被冠以“女汉子”符号，好似它是一个加冕的头衔。但报道中，却根本没有相关陈述

其次，报道对“女汉子”进行了污名化与丑化，将女汉子化身为“女暴徒”、“泼妇”。冠以“女汉子”这一限定词，是在暗示: 具有男性气质的女性具有极大的攻击性与破坏力，是易冲动、不理智、粗暴的。是与温柔顺从的天使般的“理想”型女性相对立而存在的，受到主流文化的彻底否定。最后，新闻将女汉子符号平常化与琐碎化了。似乎只要是女性，均可冠之以“女汉子”。

最后，媒体还将“女汉子”这一符号进行“平常”处理。

“女汉子”一词被广泛使用，但与双性气质无关。当“女汉子”在演化成日用品的过程中，它失去了作为“双性气质”表征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这些报道无疑将“女汉子”的双性化风格减到最少的程度，并且再一次确定了社会对传统女性气质的认同。“女汉子”符号的出现与流行意味着支配性的表征体系正在被挑战。媒介向我们展示了多元飘浮的“女汉子”能指，其对象域与主题融入了多重元素。而媒体传播的意义是潜在隐藏，充满技巧的，伴随着不同阶层之间的协商、会话与冲突。媒介的话语实践，突出“女汉子”身上的性别对立与矛盾，或通过国家话语强调女性的劳动者身份，并且对该符号进行大规模使用，使之“平常化”。“女汉子”符号的出现伴随着新闻媒体的剧烈反映，并且是自相矛盾的。

女性主体的话语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建构多元的女性主体并非单方面所能及的，完全与社会主流话语相对立的性别话语不可能实现。男性话语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媒介亦不能被排斥在外。因此，“女汉子”媒介话语的生产必然一个是各种话语生产意义参与媒介话语实践的过程。

真正的女性话语总是与其他多元话语并存、交光互影，并彼此呈现。意义的积累穿越不同的文本，在这些文本中一个形象与另一个相牵连，或其意义在别的语境中被“解读”从而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只有在多元话语的语境下，才有可能动摇传统的男性中心话语。

当代媒介有助于提供一种更多元化的女性主体构建，对女性、女汉子身份的再定义，使之从传统的性别气质中解脱出来，可以在性别气质的光谱中自由选择。尽管男性话语的权力依然存在，但话语的不稳定性以及权力网络的流动性，使得我们对媒介话语再建女性主体仍报有希望。

但要强调的是，话语的读者或观者是能动的。意义产生于不同的场所，并通过不同的过程或实践被传播。意义不仅仅通过大众媒介生产出来，还产生于当我们用各文化“物”表现自己的意思、利用、消费或占有各文化“物”之时，也就是说产生于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进每天的例行公事和实践活动中，以及以这种方式给他们以价值和意义之时。 正如霍尔的解码理论所揭示的，被给予和编入意义的能指必须由接受者从意义上加以阐释和解码。读者在生产意义这一点上具有重要意

义。从这一角度来讲，媒介要使自身在女性主体建构过程发挥作用，则须重视传播效果，激发受众对其话语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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