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困惑与明朝的海禁政策
李约瑟博士为我们愤愤不平地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可是，叫屈，无论外人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呢？...
英国学者李约瑟潜心钻研中国科学史，他在著作中说中国的落后是从明朝后期开始的。
宋元两朝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中国的舰船制造技术也走在了世界前列。元末陈友谅攻击朱元璋部队占据的南昌城，陈的大船上下三层，高与城齐，每层都有走马棚，整船可载军士高达三千人，住在上下层的人互相听不见说话，那一幕真让人印象深刻。
自明王朝建立，在整个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有朱元璋重申海禁的记载，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元璋晚年主持制订的《大明律》不但禁止百姓出海，而且连人民造船都有苛酷的规定，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
“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元璋的这些思想和措施都被立为“祖训”，要后世子孙奉行不渝。在元璋身后，海禁终明之世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松动，但始终未予完全废除。
元璋为什么要实行海禁？有人说是为了防御倭寇，但史料早已证明，“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其实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而商人之所以要冒险到运用武力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要害在于朝廷的海禁政策断送了他们的财源，也就是说，是海禁酿就了大规模的海盗集团，而并非海盗的肆虐催生了海禁政策。
又有人说因为胡惟庸通倭，企图里应外合造反，所以逼得元璋禁海。殊不知在胡案爆发之前，元璋就已经在进行海禁。通倭不过是元璋强加给胡惟庸的一项荒唐的罪名罢了。
还有人说元璋禁海出于“自恃中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外国商品”的自大心理。这是把元璋当成了乾隆。两人的气质迥然不同，与其说元璋在对外交往，尤其是与海洋国家打交道中，有一种自大的狂妄心理，毋宁说他多的倒是对海洋的深深恐惧。
长久在内陆生活的人，初见浩瀚的海洋，都会有一种眩晕感。而对一个企图控制他人的统治者来说，其心理就愈加微妙。海洋在他眼里，太不可测了，如果在此之前，他还对自己拥有的力量信心满满，现在他却陷入了迷茫。
就元璋个人而言，对海禁的困惑又还有一些现实的因素在加深他这种沮丧的感觉。元末元璋削平群雄，濒海的一支力量方国珍部虽然多数投降了他，但还有部分则扬帆海上，继续与他为敌。对陆地上的负隅顽抗者，元璋可以穷追猛打除恶务尽，可是面对海洋，他却只有望洋兴叹，海洋所勾起的，是一种既恼怒又恐惧还无奈的情绪。
在明朝之前，元朝大军远征日本，因突起的飓风几乎全军覆没，也使元璋印象深刻。所以，尽管日本国王曾经多次在外交文书中使用挑衅性语言，这个一向过分敏感的皇帝还是一忍再忍，并颁布祖训，把日本等“海外蛮夷”列为“不征之国”，一再告诫子孙不要对海外用兵。
明朝着力于海防，加之明朝前叶西方触角未及伸展到东方，中国人还是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但明中叶以后，这种安全感则越来越不可靠了。嘉靖三年，到澳门开拓东方殖民地的葡萄牙人就对明王朝的海军作了这样轻蔑的描述：“帆船上只装有小型的铁火铳，而无铜火铳，火药也很糟糕……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竹枪、矛，……有时人们看到上百艘船围攻一艘海盗船，这些船顺风抛撒石灰粉，以迷盲敌人。因为他们数量众多，可产生一些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主要战术。”
中国海洋力量为什么衰落得如此之快？根源还是在于海禁。因为严禁中国商人出海贸易，民间发展舰船制造技术和远洋水平的动力完全消失。
元璋竭力加强海防，海禁也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然而海禁却又从事实上严重削弱了王朝的海防。这是一个悖论，但迷恋家天下的人无论如何也参不透它。
元璋智商很高，为什么会做出缘木求鱼的蠢事？一言以蔽之，一种出于个人和家天下需要的隐秘的目的遮住了他的双眼，这个目的就是他不希望任何臣民脱离于他的强力控制之外。他对百姓、对民间深深疑虑，他要遏制民间智慧和力量，而不是激励、支持民间智慧和力量的发展。他根本不懂得，没有民智的发达和民间力量的壮大，他要建立强大的海防，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说海禁是元璋所规定的朱明王朝的家法，也许马上会有人质疑，因为明成祖时期，三宝太监郑和的七下西洋不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吗？郑和下西洋所凸现的赫赫武功不妨赞扬，但这和明王朝的海禁几乎是互不搭界的两件事，因为“海禁”的要害唯在于禁止民间出海通商耳。
明成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史所艳称。称颂这一壮举无可厚非，不过不能忘记，就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明成祖仍然“严禁民间海船”，据《成祖实录》，他严令“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头船焉能搏风击浪？
兴师动众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何在？或曰为了寻找被明成祖推翻而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或曰意在耀我国威，总之，它只是一项与商业和贸易没有什么关系的官方活动。
许多人在为明王朝未能将下西洋继续进行下去而大感遗憾，可是，一项耗费巨大、缺乏经济内驱力的官方活动，真的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吗？从世界航海史就可以看出，正是因为有丰厚利益的召唤，才激发了冒险家们的贪欲，从而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没有社会基础、缺乏经济原动力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注定难以维持，由于耗资过于庞大，还让民众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它的被停可以说势在必行。
成化年间，太监向宪宗建议再下西洋，但郑和七下西洋积累的档案资料却遍觅不获，兵部尚书（相当于今之国防部长）责问，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刘大夏顶了他一句，说昔日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这是弊政啊，做大臣的理应谏阻才对，不见了就不见了吧。此议遂无果而终。刘大夏烧毁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档案资料，而被后人称为阻碍中国航海事业发展的“保守派”代表。刘大夏实在够冤枉的。皇帝和宦官们希望恢复下西洋，不过欲在海外搜罗奇珍耳。仅仅为了供他们个人享受，就让民众付出巨大的财产和生命代价，有责任感的大臣都会坚决反对。刘大夏所以为一代名臣。
以为当时恢复下西洋，中国的航海业就不会停滞，不过是今人误解历史条件而滋生的一种想当然。没有经济内驱力的推动，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没有民间智慧的勃发，就一定没有航海事业的发达，这已经为世界航海史所证实。
对中国的航海事业而言，郑和空前的七下西洋，就成了可怜的“回光返照”，只剩下了这样一种积极的意义：提醒后来居上的外国人，切莫因为中国后来的封闭，就轻视中国人曾经在海洋上取得的骄人成绩。
李约瑟博士为我们愤愤不平地说：“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可是，叫屈，无论外人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用呢？
以上文章均出自“用段子写历史“的《微明史》第四章，题目为编者加，有删节
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5月版
而拿微博来与历史结合，除了时代特征激发下的“灵机一动”之外，也含有对宏大叙事传统的反叛心理。历史未尝不可以微观，某个历史人物的片言只语，某个惊天事件中的细枝末节，某件家常物事的演变历程，以微观的史笔凸显，可窥社会变迁，可撄现代人心，堪称均为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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