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情观察动情书写_【我读】

1年前，我的时间全部属于我自己。那时，我有大段的时光和“自己”在一起，喜怒哀乐、悲伤离合，一个人装进背包就...

1年前，我的时间全部属于我自己。那时，我有大段的时光和“自己”在一起，喜怒哀乐、悲伤离合，一个人装进背包就可全部带走。而现在，我的时间不在只属于我，颗颗几乎占满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空间。这种情形在她行动自如以后愈发地变本加厉了。直到卫生间这个最后的堡垒也被攻克后，我发现自己完完全全被这个小家伙控制了。

只有在午后，短短的小时光里，我觉得那会儿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看看窗外大片连绵起伏的树林和山野，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远处开过，几声狗吠的声音也会不时地传进耳朵。这种时候常常会控制不住地萌生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然而，我却有些迷恋这种孤独感。这时，觉得自己才是完完整整的“我”。

这也是一种“动情”吧，而这种“动情，我观察的是自我。也只有这种时候，我也才会有闲暇停下来：审视自我。

是的，每个独立的个体都会有各种情绪的表达：伤心、绝望、愤怒、兴奋、激动、恐惧、不安……可我们，会有多少机会能够真正去捕捉这些瞬间呢？

《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就这样摆在了我的面前。第一张就连续看了两遍。我不愿意把这本书当做是一部人类学的著作，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一部探究人类心灵情感的动情观察与表达。

多年来，依凭于客观的田野工作建立起其准则的人类学，长久以来和个人情绪的表达似乎沾不上边，更无法让人和“动情”联系起来。然而，每个做过田野的人又怎会忘记自己在田野中面对的各种“情绪”呢？

在田野中，有时会觉得绝望，像个傻子一般无法融入当地；有时会觉得伤心，为你调查中遇到的人而动容；有时会觉得感动，因你搜集到的让人心碎的故事；有时更因不舍，那一刻要和朝夕相处的人们的告别。可是，这些动情的体验，当你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到书斋，会有多少带入你动情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呢？

《动情的观察——伤心人类学》就是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人类学著作。光看书名，就足以吸引我了。“动情并不是要展示一个人的所有。暴露后的自我也是一个观察者，他必须把我们带到平时不会去的地方。它必须是论证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不是装饰性的花瓶，不是为暴露而暴露。”

“动情书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谁知道里面会飞出什么呢？”

下面推荐的是发表于《深圳特区报》2013年3月的一篇文章，权作导读吧。

人类学家为何要动情

谷立立

今日世界不同于殖民时代，传统研究“好奇而无用的目光”早已无用武之地。“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区分早已变得模糊不清。

顾名思义，人类学是研究人类本质的学科。自“田野调查”被引入人类学研究以来，这一兼具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特性的学科一直被“深深的矛盾”所包裹。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走入当地人的生活，考察、体验人们的所思所想，研究比对，最终揭示不同文化迥异的社会构成。观察者必须具备置身事外的冷静与广阔的视角：一方面，他们必须得到最原始、最真实的“本土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秉持严谨的态度，恪守公正的立场，绝不允许个人情感的介入，使之流于彻底的“本土化”。

犹太古巴裔美国人类学家露丝·贝哈无意沿袭此种思维模式。在《动情的观察者：伤心人类学》中，她借用“反身人类学”的观点，将人类学家定义为“动情的观察者”。何为“动情”？在她的表述中，这是指研究者将自我的情感最大化地融入研究之中。由此，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细腻，拓展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思路。

现代人类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见证形式，起源于殖民时代欧美殖民者对他国文明的好奇窥视。最初的人类学家为了满足殖民者的需求，以“他者”的风俗、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旁观的角度远距离观察事态的进展。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世界性的移民风潮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再呈现出单一封闭的样态，就连曾经处于认知边缘的部落也已逐渐放弃旧有的价值观，迈入现代文明的体系。

贝哈指出，今日世界不同于殖民时代，传统研究“好奇而无用的目光”早已无用武之地。现代人类学不再是殖民统治的工具，研究者转而将视线投向当今社会诸多现实问题。比如，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老龄化危机，频繁流动的移民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感，或者是灾难后儿童的心理问题。在剔除时代与地域的细微差异之后，“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以往置身事外的研究者与处于事件核心的被研究者，此时也不再处于倾听与被倾听、观察与被观察的关系。界限一旦消除，他们在情感上也就有了共通的可能。

这就需要人类学家打破既往的成见，将自我情感融入对他者的研究之中，在理性的观察之中带入必要的感性思维。不过，动情并不意味着绝对的主观臆断，客观也并非全然的冷漠无情。在作者看来，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矛盾体。她认为，如果观察者不能以当事人之心去了解当事人之事，感同身受地去接触那些受伤的心灵，就不可能准确地捕捉到被研究者最为隐秘的情绪。观察者只有将自身最大程度地融入其中，才能避免沦为浮于表面的泛泛而谈。

《动情的观察者》无疑是作者这一理论的最佳注脚。较之刻板的研究，贝哈更愿意以“动情”的姿态来记录眼中所见。在她笔下没有学术性的阐述与艰深晦涩的术语，取而代之的是细腻的情感流露与深情的回忆片段。比如，《死亡与记忆：从圣玛利亚到迈阿密海滩》一篇，作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西班牙乡村里的留守老人。死亡的到来和陆续搬走的人们，使未来的乡村面临即将消失的命运。这让贝哈联想起重病中的外祖父。于是，研究对象与研究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关联：贝哈将自己对家人的爱融入研究，也才更能体会到西班牙老人在失去亲人进而将要失去家园的伤痛之情。

这种伤痛，被作者称为“哀痛”。在其后的诸篇里，这种哀痛的情绪表现得尤为明显。贝哈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探讨移民身份的归属感，使冰冷的研究课题转变成一种“半自传体”。比如，《石膏里的女孩》回忆少年时的一桩车祸，她从自己被石膏困住的身体联想到移民对家国的感情。女孩或移民的身体虽然脱离了固有的束缚（石膏、家乡），但情感上的牵绊却无法摆脱。《去往古巴：散居、回归与绝望的民族志书写》则更带有“自传”的意味。在将失去故乡的古巴移民与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做类比时，她发现，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地理范畴的故乡虽然只隔着浅浅的海峡，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距离。贝哈认为，移民后裔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以记忆或者说想象重构“不可见的家园”。而这不正是人类学（民族志）写作与研究的终极目标吗？

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将民族志称为“最令人悲伤的学科”，它是“如此饱受自责的折磨”。这种悲伤来自研究者“动情”的思考。本质上，人类学以人与人的沟通、交流作为研究的首要条件，与观察者个人的情感、智识息息相关。“动情”的人类学家以情感为先，往往能跨越不同文化间天然的隔阂，以真诚建立起沟通的巴别塔，化壁垒为无形，使这障碍重重的世界变成更易于理解的“希望之地”。